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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的證辭 ── 遇難者蔣捷連的母親

1999年01月31日

蔣捷連﹐男﹐1972 年 6 月 2 日出生於北京﹐遇難時剛滿 17 歲﹔生前為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高二四班學生﹔89 年 6 月 3 日晚 11 點 10 分左右﹐於木樨地復外大街北側 29 樓前長花壇後遇難﹐後背左側中彈穿胸而過﹐擊中心臟﹔骨灰一直安置在家中靈堂內。



89 年 4 月﹐由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北京學運一開始﹐蔣捷連就十分關切。他常常利用課余時間往來於人大、北大看大字報﹐聽大學生講演。4 月 19 日﹐北京各高校大學生就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功過、參加追悼大會等問題﹐聚集在新華門前靜坐請願﹐與前來彈壓的軍警發生衝突。蔣捷連作為一個中學生參加了這次請願活動。此後又多次參加運動。5 月 13 日﹐北京各校大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後﹐他常於夜間騎自行車前往廣場參加糾察隊維持秩序﹐第二天照常去學校上課。5 月 17 日﹐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的絕食活動進入高潮﹐蔣捷連與班上數名同學組織所在學校人大附中 2000 余名學生參加了首都百萬人聲援絕食大學生的大遊行﹐這是首都中學生第一次有組織地走上街頭。5 月 19 日李鵬發佈戒嚴令後﹐他又多次於深夜外出參加首都民眾堵截軍車、向軍隊說明學運情況、勸阻軍隊不要進城的行動。6 月 3 日傍晚﹐中央電視臺廣播“緊急通告”(要市民不出家門﹐否則一切後果自負)後﹐他在家裡坐立不安﹐擔心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的安危﹐一定要騎車去天安門。我在家裡苦苦拉勸了他兩個小時﹐最後他掙脫了我﹐沖進衛生間﹐倒插上門栓﹐越窗而去(我家住底層)﹐從此再也沒有回家。



6 月 3 日蔣捷連離家的時間是晚 10 點半。他在人民大學校門口遇到一位同班同學﹐兩人相約騎車去天安門﹐但到木樨地就再也無法前行了。此時木樨地橋頭整個地段人潮如涌﹐與自西向東強行突進的戒嚴部隊形成了對峙的局面﹐戒嚴部隊奉命向密集的人群瘋狂掃射﹐大批民眾倒在了血泊之中。當又一陣槍彈掃射過來時﹐蔣捷連和他的同學躲到了地鐵站出口處以北、29 號樓前長花壇後面﹔但是﹐他和他的同學都中彈了﹐當時他們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呢﹗他的同學被子彈擦傷了胳膊﹐而蔣捷連則被射中了後背﹐子彈斜穿心臟。那位同學聽到蔣捷連輕鬆地說了一句﹕“我可能中彈了﹗”說罷他蹲了下去﹐隨即昏倒在地﹐殷紅的鮮血浸透了他那件乳黃色的 T 恤衫。這時的時間是晚 11 點 10 分左右。當時﹐週圍的民眾冒著生命危險把他抬到 29 號樓北側門洞下﹐看他傷勢嚴重﹐立即找來一輛平板三輪車﹐把他送往醫院搶救﹔後來嫌板車走得太慢﹐沿途截了一輛出租車﹐由兩名至今不知姓名的民眾把昏迷的蔣捷連抬上車﹐送往了醫院。



蔣捷連徹夜未歸﹐也無處去尋找﹐我們父母祇得守侯在人民大學校門口焦急地等待。6 月 4 日清晨 6 點多﹐同去的那位同學由其父親陪同來我家裡報信﹐說蔣捷連受了重傷﹔他由於當時出租車裡已擠不下人﹐沒有能隨車去醫院﹐因而也就不知道蔣捷連被送往哪一個醫院。



4 日晨﹐我們親屬、鄰居及學生找遍了北京 20 多所醫院﹐所到醫院死傷者難以計數﹐但均未找到蔣捷連的下落。4 日下午﹐北京兒童醫院通知人民大學校方去認領屍體。原來我兒子由好心人送到了兒童醫院。據後來醫院的大夫說﹐蔣捷連是第一批送往這所醫院搶救的傷員﹐當醫生把他抬上臨時搭起的手術臺時﹐他早已停止了呼吸﹔後來醫院開具的死亡證明為“來院前已死亡”。蔣捷連是北京大屠殺中第一批倒下的罹難者。



6 月 5 日清晨﹐人民大學校方派車把蔣捷連的遺體轉到學校附近的中關村醫院﹐存放在該院的冰櫃裡。6 日下午 4 點﹐我們父母、家人、親友、師長等 20 余人在醫院為他舉行了簡單的告別儀式。我們在他那濃密的烏發週圍扎上了那條他引為自豪的紅布帶--他為之獻出熱血和生命的標誌。整個告別儀式沒有花圈﹐沒有哀樂﹐只有一片抽泣和父母的痛哭。



6 月 7 日﹐蔣捷連的遺體避開戒嚴部隊繞道被送往八寶山火化。火化前﹐他的親屬和所在學校人大附中的師生為他獻上了花圈﹐一幅寫著“愛國光榮”的輓聯覆蓋在他的遺體上。父母因悲傷過度已不能前往送行﹐母親用血淚寫成的一封送行信﹐放在了他的貼胸處。



“六.四”大屠殺發生後﹐蔣捷連是中共當局在內部情況通報中正式承認並見諸文字的唯一一名遇難中學生(現在已知的遇難中學生已不下九名)。



1989 年 9 月11日﹐即蔣捷連遇害百日之際﹐我們把他的骨灰迎回家裡﹐安放在他生前睡覺的小床位置﹐在存放骨灰的豎櫃正面﹐他父親為心愛的兒子刻下瞭如下碑文﹕這短暫的十七年/你象真正的人那樣活著/又象真正的人那樣死去/你將以人性的高貴與完整/刻印在歷史的永恆記憶裡 永遠愛你的爸爸媽媽。



丁子霖


1999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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