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在鄧小平的監督下，中國共產黨的官方理念依然是：毛澤東最大的失誤是從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雖然那十年是一場災難，但遠比文革更可怕的是1958年到至少1961年的大饑荒。這場飢荒餓死了2500萬到5000萬人。儘管到現在為止，確切的死亡數字還有爭論，但它是這場可怕的災難和共產黨決心隱瞞黑暗事實的標誌。

從90代末的賈斯珀·貝克爾，到現代的馮客、週遜、楊繼繩，勤奮的學術研究揭露了這場災難的輪廓和細節。數千萬人死亡，而倖存者有時甚至會吃死去的人；事後，中國的部分地方許多年都沒能恢復。這場災難的始作俑者是毛澤東，毛認為革命的農民不僅能通過未經試驗的手段極大地提高農業產量，而且還能煉鋼鐵，以便盡快實現毛澤東超越英國的目標。

我們很感謝這些學術研究，尤其是至今仍居住在中國的楊繼繩的研究。楊繼繩的調查是在中國進行的，而且即使他關於大躍進的書《墓碑》也只能在大陸之外的香港出版。楊繼繩估計有3600萬人死亡，再加上4000萬未能出生的孩子。

現在輪到談閻連科。閻連科所完成的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些作者們沒有試圖去做的，不過他們的著作讓閻連科的作品變得更加可信。那麼，《四書》是一部有分量的學術作品嗎？其實不是。2014年獲得著名弗朗茨·卡夫卡獎的閻連科是個小說家，也許是居住在大陸的唯一一位真正的好小說家。那麼他是根據個人在可怕的飢荒年代的經歷寫出來的嗎？也不是。他出生於1958年。

《四書》展現給我們的是一個令人震驚的、可怕的、出於想像力、時而帶有慘淡的幽默的作品。居住在北京的閻連科是通過讀書和跟別人的交談而了解到的內容寫出這本書的。這本書中文版是2010年首次在香港出版的，現在由卡洛斯·羅傑斯翻譯成了英文。

《四書》講述的故事發生在大饑荒期間的一個“再教育”勞改營——專門關押知識分子或被稱之為“罪人”的地方。主人公被稱做“作家”、“宗教”、“學者”和“音樂”，他們都是被有些單純但非常危險的“孩子”看管的。一開始，“罪人”們要從事繁重的農業勞動，而“孩子”用剪紙的小紅花和五角星來獎勵他們。這些獎勵能換來更多食物或甚至回家探訪的權利。過了一段時間後，北京傳來了命令——“毛澤東”的名字從未在書裡被提及——要求大幅增加產量。沒過多久，這幫“罪人”也收到了開始冶煉鋼鐵的命令。他們生活的地方沒有鐵礦石，必須找到替代品，他們就開始冶煉所有由鋼鐵製作的器具，無論是多麼小的物件。後來，他們發現黃河邊的沙子裡有細小晶粒的鐵礦，能分離出來拿去冶煉。

在這過程中，“孩子”一直在壓“罪人”們提高農業產量，要讓產量達到使人感到驚愕的程度；如果“罪人”們能大幅增加產量的話，不僅可以獲得回家探訪的權利，還能被放出勞改營。這可想而知導致了許多人撒謊。

這些都是我們從不同的學術研究中得知的事實。閻連科所做的是，讓我們感覺經歷這一切是什麼感受。“孩子”想去京城，“上邊的”在指導他怎麼做時說：“你們的五星鐵，不是黑沙冶煉的，是用鐵軌或者農村的砍刀、鍘刀煉成的。可你對誰都必須說是用黑沙煉成的。哪怕大人物——哪怕有人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用槍對准你的後腦勺——你得咬死說，是你們在黃河邊用黑沙煉鐵術，煉成了這塊五星鐵。”一群飢餓的人在曠野裡尋找食物。“……人們又都挪著、爬著從荒野回來時，有人看見埋在區院後邊農科院的研究員，他的墳被扒開了，那席被裡的屍肉被人挖走了一塊又一塊，大腿上、肚子上留下的洞……人已經開始偷吃人肉了。”

這些可怕的日子過後，“作家”想知道接下來會發什麼。他把自己想像成一種西西弗斯：“開始對這種相反的懲處變得兢兢業業，任勞任怨，使懲戒變得與他的肉體和靈魂平和而協調。彼此的適應改變了罪與罰中的力量、冷酷、荒誕乃至死亡和油盡燈枯的沉寂與絕望。”

我在讀閻連科這部難得而又奇妙的小說時，有時感到作者可以減掉很多內容，但之後我意識到，他想向讀者揭露共產黨的沒完沒了的殘酷。現在，在2015年，那可怕的意識都會使人一邊翻頁一邊幾乎要喊出來：“這將永遠不會結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