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懷念三個人——“六四”十二週年祭

這些年來，每逢農曆清明或“六四”週年，我的腦海裡總是縈繞著三個人的名字：一個是我的小學同學、青年鋼琴家顧聖嬰，一個是我中學和大學時代的校友林昭，第三個就是我的兒子蔣捷連。

他（她）們不是同代人，卻死於同一個時代——廿世紀後半葉。顧聖嬰是在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初，因不堪受辱而自殺身亡的；林昭一九六八年被中共當局槍殺於上海龍華機場；而我的兒子蔣捷連則被害於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慘案。

“文革”結束，顧聖嬰和林昭先後由上海音樂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平反昭雪”，而導致她們從這個地球上消失的那些人，卻似乎並沒有受到過任何追究；至於我的兒子蔣捷連，雖然離開這個世界也已有十二個年頭，但至今沉冤未了，劊子手們仍逍遙法外。

我之所以常常想起這三個人，是因為他（她）們有著相似的命運；我一想起他（她）們，就禁不住會想起那個給他（她）們造成如此不幸的年代，我的眼前也就會浮現出一幕幕令我不寒而栗的悲慘場面。時間長了，我的思緒似乎有些混沌、模糊，時斷時續，但在意識深處，總有一種難以遏制的衝動，想把我所知道的一切，所想到的一切，告訴世上的每一個人。

我想先說說我的小學同學顧聖嬰。

聖嬰自殺身亡的噩耗，我是在她離開人世廿三年後才獲悉的，那已經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了。當我從一份《文摘報》上看到“顧聖嬰”這個熟悉的名字時，我的心頓時沉了下去，眼前一片昏黑。

我彷彿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那個老上海，回到了當時坐落在徐家匯永嘉路上的一所不大的小學校——中西女中第二附屬小學。在一間寬敞明亮的教室裡，一個比我年齡小、個子比我矮的小姑娘，端端正正地坐在我座位的前一排，我倆一前一後正好挨著。她就是我的同班同學顧聖嬰。

那是在一九四四年的秋天，我初進二附小，在三年級插班。剛認識聖嬰時，只覺得她是個可愛的洋娃娃。她穿戴整潔、漂亮，腦後晃動著一個很大的蝴蝶結，臉上總是掛著謙和的微笑。不久，我就發現她不僅可愛，而且聰慧。她每週要離開班級去上好幾次鋼琴課，幾乎沒有玩的時候，可門門功課都得“A”。我至今還記得，每當老師在課堂提問時，她總是勇敢地舉起小手，準確無誤地回答所提的問題。她性格溫和、文靜，平時說話不多，從不與同學爭吵，因此班上許多同學都很喜歡她。

中西女中及其附小在上海是有名的教會學校，學費很昂貴；在這所學校上學的孩子一般家裡都比較富裕，但我是個例外。那時上海淪陷，父親任職的德國中興煤礦公司停業，他長年賦閒在家，坐吃山空，家道就此中落。但我母親堅持要讓我受到最好的教育，她是動用了她的“私房錢”，變賣了首飾才把我送進這所學校的。

二附小校舍雖不大，但設施齊全，教學嚴格；尤為特殊的是英語課，不僅三年級起就開設了這門課程，而且課本都是從美國運來的精裝本，從看​​圖識字到童話故事，坐在我前面的顧聖嬰就把我當做了她的幫助對象。我與聖嬰最初的交往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聖嬰是一個善解人意的女孩，她大概是看出了我的難處，遇到老師講解中的難點時，常常利用課間轉過身來低聲問我懂了沒有？只要我搖搖頭，她就耐心地講解給我聽。以後習慣了，只要我拍拍她的肩膀，她就會即刻把頭回過來湊到我耳旁。我就是在這不知不覺中度過了那段轉學後的適應期，也是在這不知不覺中，與聖嬰結成了深厚的友誼。

但我和她除了切磋功課外，在一起的機會並不多，因為她把很多時間都放在鋼琴課上了。每天下午一放學，她的父母就用小汽車把她接走了。在二附小，家裡用小汽車接送的學生不少，但像聖嬰那樣，每天都由父母親自接送的卻不多，可見家裡對她的寵愛。然而聖嬰在同學面前從不提她的父母，也從不誇耀自己的家庭。所以，我和她雖然是好朋友，卻對她的家庭幾乎一無所知，至今只是留下了一對穿著講究、神態和善的中年夫婦的印象。

我與聖嬰相處不到三年。一九四七年春，我家從上海遷往蘇州，我不得不流著眼淚離開了中西女中二附小。我至今無法忘懷的是，在我臨別的時候，我們的班主任康慧娟老師邀請了很多位同學，在一位叫高蘇明的同學家里為我舉行了一次告別派對，老師和每位同學都在我的一本紀念冊上留下了臨別贈言。我離開上海後始終保留著這本紀念冊——從“解放前”一直保留到“解放後”。可惜，經過“文革”和“五七幹校”，這個小冊子不復存在了。聖嬰的贈言也已記不起來，只是“顧聖嬰”這三個端正的鋼筆字還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記憶裡。

那次告別時，許多同學還送給了我自製或自購的小禮物。這些小禮物我也曾精心保存了許多年，它們隨我從上海到蘇州，從蘇州到東北，再從東北到北京，一起顛沛流離了大半個中國，可惟獨聖嬰的禮物我無法保存下來，那是一輛用純巧克力製成的近一尺長的“吉普車”。這件珍貴的禮物我也保存了很長一段時間，儘管我從小就喜歡巧克力，也一直沒有捨得去碰它。

天氣漸漸熱了，我母親就讓我放到樓下陰涼的房間裡，但蘇州家中沒有電冰箱，到了七月酷暑，“車”身開始酥軟變形，快融化了，我才與弟弟妹妹一起分享。 “吉普車”雖然不存在了，但作為一個美好的記憶我卻永遠保留了下來。

一九四九年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是一條人生的分界線。共產黨代替國民黨不僅換了一個朝代，而且也使得許多家庭發生了巨大的變動。我們丁氏家族在我四伯父丁文淵的帶領下，一大半去了台灣。當年他是上海同濟大學的校長，又是國民黨時期的國大代表，他是在當年的中央政府勸說下隨同一大批文化界名流離開大陸去台灣的；但是我父親一家及七叔一家以及我的二伯母（地質學家丁文江遺孀）卻留了下來。

據我所知，我在上海的幾位最要好的同學（現在還記得的有李松卿、龐元珠等幾位），當時也都隨家離開了大陸，但顧聖嬰一家卻留在了上海。不久，我父親帶著我們全家到了東北熱河（現遼寧）的北票煤礦，參加了“新中國”的煤炭開發。從此，我與顧聖嬰身處南北，未再見面。

我再次聽到“顧聖嬰”這個名字，是在五○年代我隨父親到了北京以後。據報載，聖嬰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獲得了鋼琴比賽金質獎章。這個喜訊著實讓我欣喜了一陣子。在以後幾年，我又陸續得到她在國際上獲獎的消息，但因多年失去聯繫，只能在心底里向她默默祝賀了。

可是我萬萬沒有想到，這樣一個才華出眾的青年女鋼琴家，竟在“文革”中以最讓我無法接受的方式結束了短暫的生命；而且一直到她離開人世後我才知道了她和她家庭的一些情況以及所遭受的不幸。

聖嬰的父親在一九四九年前是上海的實業家，如果用共產黨的話來說，還是一個“進步的資本家”。據說在“解放”前，還以他特殊的身分幫助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做過很多事情。但是，在五○年代初的“肅反”運動中，他卻被當作國民黨“特務”判了刑，成了共產黨的階下囚。

“文革”初期，聖嬰受到株連，竟被上海音樂學院的造反派當做“三名”、“三高”的“黑苗子”揪出來批鬥，身心受到巨大打擊。由於不堪受辱，她在給發配到外地服刑的父親寄去最後一個裝著巧克力的包裹後，就服用安眠藥並開放瓦斯自盡了；同時以同樣方式結束生命的，有她的母親和唯一的弟弟。

待到“文革”結束，顧老先生“平反”出獄回到上海，家裡已空無一人，老人孑然一身，不久也了卻殘生。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在熱鬧的上海灘上消失了。

聖嬰的死，我除了默默流淚，似乎無話可說。我只是覺得，像她這樣一個受過良好教育、有才華、有追求、懂得自尊自愛的人，本來是不應該死的，她當時只有廿九歲，在人生道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可是偌大的中國卻容不下她。她悄然地離去了，而此次毀滅的，不僅是她的生命，也不僅是她的家庭，而是她的整個追求和創造​​，她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音樂。

當一個人面對刺刀和槍囗的時候是需要勇氣的；當一個人面對屈辱的時候同樣是需要勇氣的。一個弱女子，寧可以死相抗，也不甘屈膝求生，這是何等的勇氣啊！古人云∶“士可殺，不可辱。 ”她以她的死，保全了她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和氣節。

多少年來，我常常想起她送給我的那輛用巧克力製作的“吉普車”。我沒有想到的是，在她決定放棄自己生命的最後一刻，她用來表達她對父親依戀之情的，居然也是一包巧克力。平時少言寡語的聖嬰，她用這特殊的方式寄託了她全部的親情和友情，全部的愛。

聖嬰在人世間已沒有一個親人了。我曾打聽過她的墓地，但了無線索；不知有無墓葬，也不知葬於何處？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無奈。我惟有在每年清明節祭奠我的亡兒時，默默地給這位童年的好友灑上一杯濁酒，祈願她在九泉之下能得到些許的寬慰。

林昭這個名字，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她死得慘烈。聽說她死後，行刑的公安當局還去她家裡向她母親收取了五分錢的子彈費。

我同她曾是中學和大學的校友，兩次同處一所學校，甚至同住一幢宿舍，卻相遇而不相識。如果說，聖嬰之死，在我的心靈留下的是無盡的遺憾、無盡的哀傷；那麼，林昭之死，在我心靈上留下的則是無盡的愧疚、無盡的痛楚。

林昭的遇難，我也是在“六四”以後才知道的。我兒子罹難後，我的一些在京的同窗好友紛紛前來看望我，安慰我。這樣，消息也就傳到了我的一些外地同學那裡。不久，一位在外省任職的老同學給我寄來了一封信，信上的話語不多，卻附上厚厚一份複印件，是幾年以前發表在《民主與法制》雜誌上的一篇署名文章，篇名為《林昭之死》。

我這才知道，林昭原為北大新聞系學生，一九五七年因同情“右派”同學而獲罪，也被戴上“右派”帽子。五八年北大和人大的新聞系合併，林昭也就隨北大新聞系的師生一起轉到了人民大學城內分部——東城鐵獅子胡同一號校舍（人大新聞系所在地）。她因患肺病，被“特准”安置在新聞系資料室“監督勞動”。當時我們作為人大新聞系學生，住九樓宿舍，而林昭則獨自一人住在九樓樓梯下的一間小屋裡。可是在一個樓裡同住兩年我卻一無所知，即使搜遍了記憶，也毫無印象。

又過了一些時候，我的那位在外省任職的老同學趁來京之便來看望我，我不無自責地詢問起林昭的事。那位寬厚的老同學大概是不忍心責備我吧，只是隨囗說了一句：“你當時也許不會注意到她。 ”接著他又說：“我們這些‘老右' 與林昭都很熟，大家都欽佩她的才華，都叫她‘林妹妹'……。 ”

我一切都明白了。當年，我同林昭雖然同住一幢宿舍樓，卻生活在絕然不同的兩個世界。我生活在一個共產黨用所有一切美麗謊言堆砌成的“陽光燦爛”的虛幻世界裡；而林昭，以及我的那些“右派”同學，則是生活在一個被謊言擠壓得幾乎暗無天日的世界裡。然而，這另一個世界是真實的；生活在這個世界裡的人們，雖然備受摧殘，卻仍保留著人性的本真與美好，保留著人類的同情與愛。

我不想用幼稚、單純這類詞語來為自己辯護。作為一個青年學生，會有所追求，想有所獲得。在那個年頭，書念得不多，運動卻不少，如果能被領導封上一個“積極分子”的頭銜，那就是一種夢寐以求的榮耀。為此，他會心甘情願地“聽黨的話，跟著黨走”，做“黨的馴服工具”。他會以一種愚蠢的高傲和可怕的冷漠，去對待那些朝夕相處卻有著另一種追求的同伴，會在這些同伴受到傷害的時候，心安理得地從他們身旁走開，甚至會投之以一種輕蔑與嫌棄。而他這麼做的時候，他也許會覺得自己是在實現某種“崇高”的理想，卻不會想到這是在製造一種罪惡，在毀壞一種文明，在戮殺自己的人性和良知。

我要感謝我的那位老同學，他讓我知道了林昭在人大的一段往事。這使我從生命的麻木中甦醒過來，這種甦醒是痛苦的，但惟有這痛苦，才會脫去自己身上的枷鎖，才會發現真實的自我。對我來說，這是靈魂的一種救贖。

那是在我兒子剛遇難不久，我正承受著痛苦的折磨，徘徊於生死之間。我急切地想更多地知道一些有關林昭的事情。我想，我也許能從這些同代人的苦難中，尋找到一個生命的支撐點和活下去的勇氣。但是，在這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並沒有找到可以進一步了解林昭的更多文字資料。

一直到前不久，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從一本書裡讀到了林昭妹妹彭令範女士回憶她姐姐的文章。我這才知道，原來我與林昭在中學時代還曾就讀於同一所學校——蘇州景海女師附中，只是她比我高四班。一九四七年春，我離開上海的中西附小隨家到了蘇州，未待小學畢業便考入了景海女師附中，這所學校與上海的中西女中屬同一教會所辦，在當時的蘇州也是一所有名的學校。一九四九年林昭高中畢業離校投身“革命”時，我還在讀初二。三年後，我輾轉到了北京，參加了“革命工作”。五六年，我考入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而林昭則先於我考入了北大新聞系，之後又轉到人大新聞系。

然而，我和她雖然從同一所中學出發，最後又匯入到同一所大學，命運與境遇卻截然不同。林昭是在人民大學一直待到我畢業以後才由她母親接回上海家中養病的。在上海，她又因與一些“反叛者”的交往而被控犯有“組織反革命集團”罪逮捕入獄。在獄中又因“拒不服罪”而加刑，受盡了非人的折磨，終至被處決。那年她才卅六歲，終身未婚。

林昭遇難後，其居住在蘇州的老父含憤自盡，老母因受強烈刺激，神經錯亂，在“文革”中的上海街頭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又一個家庭在熱鬧的上海灘上無聲無息地毀掉了。

這些年來，我到處託人打聽林昭墓葬之所在，一直到去年才得知其墓葬的大概下落。據說是她當年的一些新聞系老同學集資修造的，地點就在她家鄉蘇州的郊外；說是墓，卻無屍無骨，僅安放了死者的一縷頭髮和一些遺物而已。

今年清明節前，我和我先生尋找了很多地方，終於在蘇州城外靈巖山麓的“安息公墓”找到了林昭的墓地。在一叢翠柏樹蔭下，一塊不大的墓碑上寫著“林昭之墓”四字。生卒年月：一九三二·十二·十六至一九六八·四·廿九。墓碑的背面鐫刻著林昭的一首遺詩：“青磷光不滅，夜夜照靈臺，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他日紅花發，認取血痕斑，媲學嫣紅花，從知渲染難。 ”

我默默地凝視著散落在墓碑上的斑斑苔痕，心裡不免產生一種世事滄桑、變幻莫測的悲涼之感。似乎一切都結束了，又似乎一切都還沒有開始。我想，如果林昭能活到今天，也許不會有當年那樣的樂觀；如果她地下有知，一定會無法放下那背負的沉重。

以上，就是從“反右”，到“文革”，到“六四”這五十年裡兩代人的命運。他（她）們年齡最大的卅六歲，最小的才十七歲。他（她）們有的曾歡呼過“新中國”的誕生，有的一生下來就沭浴著“新中國”的“陽光和雨露”；但是，最後他（她）們都被這個“新中國”吞沒了，而他們唯一的過錯，就是想要在自己的國土上尋找一種被稱之為“自由”和“尊嚴”的東西，卻找錯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