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社會意識的提高不足以拯救香港

編者按：本文寫於2014年12月7日，即香港警方在金鐘示威區進行最后清場的前四天。

雨傘運動后向何處去？后現代政治運動的力量在於：成功的標准不再是結果，而是社會的覺醒和集體意識的轉變。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已經在香港形成，一整代的年輕市民已從存在主義的沉睡中覺醒。更重要的是，新的“獅子山精神”[1]——基於社會公正、公民參與，而不是俯首接受恩賜的經濟利益的精神，已經在香港扎根。

這是11月的一天，我的朋友Jason Y. Ng和我在紐約離洛克菲勒中心一個街區遠的拉面店一邊吃面條，一邊就雨傘運動辯論時提出的觀點。我承認我理解他的心情，也同意我們在香港民眾中所看到的社會覺醒，至少取得了一半的勝利。但是，我不得不認為，在這之后，這些在雨傘運動的推動下產生的新興政治意識社會再也不會有這麼好的機會取得政治成果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我擔心在沒有實際政治成果的情況下，這一新興政治意識社會將會因中國共產黨對香港越發嚴厲的控制而窒息。

至關重要的是，即使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頑固不化，這一運動也必須堅持下去，不能放棄。與一般直覺相反，一旦雨傘運動在取得實際政治成果之前失去勢頭，很可能會進一步造成民主派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失利，而非成功。

由本文作者執導的紀錄片《未夠秤》精華版

在我制作的以2012年反國民教育運動為題材的電影《未夠秤》中所記錄的多位年輕活躍人士都認為立法會，尤其是民主派的立法會委員，對推動變革沒起什麼作用。鑒於香港以行政長官為大的政治制度，很多人都有這種看法。畢竟，在這一立法機構中，親民主陣營雖在2008年立法會選舉獲得了57%的公民投票，但僅獲得了38%的席位。[2] 但是，將民主派陣營參選者差勁的選舉戰略及其相應的在立法會上的弱勢等同於立法會本身的作用未免有失遠見；忽視立法會三分之一席位所具有的否決權，也可能具有潛在危險的后果。

讓我來想象一下如果親民主政黨席位不足立法會的三分之一的話，香港會是什麼樣子：

立法會依據香港憲法《基本法》第23條通過了一個安全法，使得政府更容易用“叛國罪”或“顛覆罪”來迫害個人。接著，立法會通過了行政長官的選舉改革提案，這實際上僅允許親北京的候選人參加2017年行政長官和2016年立法會選舉。香港人走上街頭抗議，然后，被當局依據安全法指控為“與境外勢力勾結，顛覆國家政權”。

如果這聽起來太過於像奧威爾式的獨裁世界，那是因為確實如此。唯一可以使香港人民免受上述奧威爾式的命運的就是代表親民主政黨、佔據立法會三之一席位的27位立法委員。他們可以共同阻擋對《基本法》的更改，因為這要求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通過。如果他們失去了否決權，那麼立法會將淪為一個如同蓋橡皮圖章一樣的批准所有提案的機構，有關香港政治改革方向的討論也將終止。

問題在於：目前民主派政黨隻要失掉4個席位，就會在立法會中少於三分之一的席位。

不幸的是，由於香港在5個按地理劃分的選區中實行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民主派政黨即使獲得了更多的直接投票，其在立法會中的席位可能也不會得到增加——事實上，他們甚至可能在獲得更多直接投票的同時失去席位，正如2012年立法會議員選舉的九龍東選區所呈現的情況（見下文）。雨傘運動所顯現的在民主運動過程所產生的一些變化讓這種情況越來越有可能發生。這些變化包括：

• 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民主黨派——民主黨的衰落
• 激進的民主陣派營內部日益爭論不休分裂，難以駕馭
• 未正式成立的政治黨派（如學民思潮和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崛起
• 大眾的人口結構變化（老一輩的溫和派與新一代的激進派）
• 民主派在動員基層[3]和選舉策略上的不足

自1998年以來，民主黨佔所有親民主派所得票數的比重劇減，從原有的64.8%下滑到2012年的23.8%。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內部矛盾和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后出現大量其他親民主的政黨。

2008年到2012年間，在民主派政黨所得選票中，對民主黨的支持率下降了10.8個百分點，[4] 使得民主黨將最大的民主黨派的位置拱手讓給了公民黨。多數人認為民主黨失利的原因是該黨決定與香港政府協商並對2010年政治改革方案表示支持。這一改革方案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加強民主，但如果細看，則會看出它其實是引入了一個候選人的篩選機制。人們認為，在與港府協商時，民主黨如果不是沒有及時向其他民主黨派通報情況，就是有意將它們蒙在鼓裡（究竟是哪種情況，各人看法不一）。結果，民主黨失信於其他民主政黨，並遭到激進民主政黨人民力量的公開敵視。

民主黨衰落之際，正是公民黨崛起之時。公民黨成立於2006年，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與民主黨一樣取得了6席。但是，這兩個溫和派[5]的親民主政黨在2012年的選舉中獲得的票數加在一起，僅為所有親民主政黨所得的48.8%。

雖然中間偏左（也被稱作“激進派”）的民主派政黨——其中最著名的有社會民主連線和和人民力量——在近幾年獲得的票數有所增多，但仍舊處於內部爭論不休的內部分裂狀態。隨著親民主的選民逐漸離溫和派的政黨而去，他們的投票卻被各激進派黨派分攤而變得單薄，進而導致親民主派整體席位上的減少。一個說明親民主派因此沒能贏得立法會席位的極好例子是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東九龍選區的選戰。2008年，社會民主連線的陶君行是東九龍選區中唯一的“激進”派親民主候選人。他獲得了28690票卻沒能贏得席位。4年后，他再度代表社會民主連線參選，獲得了27253票；而剛成立不久的人民力量參選人黃洋達獲得了36608票。他們兩人的票數加在一起是2008年東九龍選區激進派親民主選票的兩倍還多。但是，兩黨因為分散了票數都以落選告終。他們輸給了親北京的謝偉俊，而他僅得了38546票。

一個衰落的民主黨加上分裂的激進派陣營是親北京派贏得選舉的秘訣。這個問題可能會隨著像學民思潮和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學聯）等尚未正式成立的政治黨派的崛起而變得更嚴重。

在金鐘安營扎寨的示威人士是支持學民思潮和學聯立場的。他們是領導這場運動的政治組織，但他們並非是正式成立的政黨，而且許多成員在2016年還不到21歲，因而不能參選。那麼問題就來了：學民思潮和香港學聯的支持者會投哪個正式政黨的票呢？盡管在2012年學民思潮的大多數成員們以個人身份支持社會民主連線，但是學民思潮並沒有以一個組織的身份支持任何一個政黨，在2016年也很可能不會。[6]這個可能造成的影響就是許多開始有政治意識的年輕人可能干脆就不投票；畢竟在他們看來，在改變政府政策上，2012年會集大批民眾上街抗議的反國民教育運動要比行使投票權更加有效。

另一個值得那些擔心在2016年失掉立法會席位的議員們困擾的事情是香港人口結構的變化。如果那些在金鐘的街道上搭建帳篷的年輕人決定在2016年投票，那麼他們可能會投給社會民主連線或人民力量，而非民主黨或公民黨。當我為制作《未夠秤》拍攝2012年參選立法會的社會民主連線候選人吳文遠以及活動人士和社會民主連線支持者馬雲祺時，很明顯地觀察到他們的支持者基本上全都是30歲以下。香港的代溝並不隻是“年長的是溫和派，年少的是激進派”這麼簡單，但是可以肯定，支持激進派的以年輕人為多。這就對溫和派的親民主立法會議員造成了一個問題：他們的選民基礎越來越薄弱，而且年滿18歲的新選民也沒能填補空缺。

前面所提到的民主派的政黨面臨的所有問題，因其長期以來糟糕的選舉策略和嚴重缺乏的基層動員而進一步加劇。例如，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公民黨決定將香港島的兩位參選人開在一張選舉名單上，而非分開兩張選舉名單。他們的理由是現任議員的受歡迎程度可以幫助選情，並希望讓現任者、排在名單第二位的陳淑庄和新參選者陳家洛都能當選。這種策略的問題在於，在一張選舉名單中贏得兩席所需的票數比在兩張選舉名單各自獲勝的票數要多。當時在香港島要贏得席位起碼要27000票，因此公民黨所得的70475票如果分在兩張選舉名單，本可為其贏得兩席，但是因為兩位候選人在一張選舉名單上自相角逐而隻獲得一席。而親北京的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則公開表示他們把候選人分在兩張選舉名單，其理由正是我所羅列的，這讓公民黨不分選舉名單的決定顯得更加愚蠢。公民黨的決定顯示了他們基層動員的缺乏，對此他們心知肚明。

結局：親北京政黨大獲全勝。

民建聯和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這兩個中共政權在香港代理人，在北京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的協調下進行基層動員。資金不足的親民主政黨自然無法與中聯辦資金雄厚和強大的選舉機器相抗衡。但令人焦慮的是，他們自認敗局已定，因而根本不做與之競爭的嘗試。所有民主派政黨的成員會爭辯說這需要消耗太多資源。或許這沒錯。但如果民主派政黨如此明顯缺乏戰斗意志，那麼就會招人質疑其是否真有決心去打選戰。沒有人會因民主派政黨在與中共統一戰線戰斗30年后已經疲憊和缺少新意而責備他們。但是，他們是可以通過培養新一代的領導人來解決長期戰斗的疲憊，使民主派政黨重新煥發活力。

如果雨傘運動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政治成果，那麼民主派政黨在2016年選舉中的席位可能很容易地滑落到三分之一以下。

如果隻有政治意識的提高，可能會進一步加劇整個社會的兩極化，尤其是加深民主運動中溫和和激進兩翼之間的鴻溝。中共會認為雨傘運動証實了他們長期以來的恐懼，即香港是試圖威脅中共政權的溫床。中共和在香港的代理人會辯稱，如果第23條通過了立法程序，如果國民教育在學校中施行，那麼雨傘運動就不會發生。因此，他們會以雨傘運動為借口為他們強化對香港的控制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