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派如何擁有一種政治意識、具有政治眼光和自身的政治策略，而不僅僅停留在道德控訴以及揭露的層面，這對於我們恐怕不是一個過時話題。

（本文原標題是：把老虎趕進籠子裡）

不能光看離權力較近的那一頭

波蘭反對派運動的設計者亞當·米奇尼克來北京，由網上所釋放的資訊，引發了不同意見的爭論。其中一些是善意的提醒，值得關注。這同時也說明了米奇尼克的思想面貌比較複雜，擁有多重維度而具有相當的張力，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目前的爭論本身，提供了接近這個人思想的又一個機會。

爭論的焦點在米奇尼克所說的有關「和解」、「妥協」、「自我限制」”以及提及「黨內改革力量」方面。無疑這些是米奇尼克思想（及波蘭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米奇尼克的思想（及波蘭經驗）卻遠遠不止於此。在推特上王天成先生說得十分中肯：「他這次訪華，建議民間力量依靠黨內改革派，這話容易引起誤解。這是波蘭的經驗，但不是波蘭經驗的全部。由於團結工會的力量，波蘭才分裂出黨內改革派，提議與團結工會談判。反對派的強大是前提，這是要記住的。」

應該說，飽受爭議的這些內容，只是在一個艱難困苦的長過程中，出現在靠近結尾部分上的東西（它們也更加靠近權力）；但是這個部分，實際上是在這個長過程中，通過靠近開端上的部分來保證、延伸以及呼喚出來的。而我們談論米奇尼克，不能將兩者割裂開來，僅僅關注靠近權力的「後半部」，光看故事的結局，而忽視這個故事最初獨立的、首創性的起點。

米奇尼克先生經歷了那個結尾。這個結尾翻過去也已二十年有餘，這之後米奇尼克先生面臨完全不同的問題。正像我們並不十分關心他目前頭腦中的問題一樣，我們也不能要求米奇尼克先生在短期內，一下子回到二十多年前某一個特定階段中去，尤其是完完全全回到遙遠的起點本身。而這個起點其實是最為重要的，起點上的東西是最富有動力、活力和引起激發的。當然，只有在起點上出現的，在終點上才有可能呈現。這個往前「翻頁」的動作，是需要我們自己去做的，也是一件需要耐心的工作，

米奇尼克稱「不瞭解中國」，這沒有什麼奇怪的。然而趁此機會，我們是否也試著想一下——身為中國人，懂得中文，我們就一定像我們自己以為的那樣，或者像我們應該做到的那樣，更加瞭解這個國家？有能力把握在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實際上，任何關於中國的認識和表述，都同時釋放了這個人自身的某個處境，他本人所處的那個位置，以及他準備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自身的處境，其中不排除這個人為自己的處境及行為而進行的辯護，到頭來卻是強化了這種處境。

僅僅從權力更替的結尾部分，理解米奇尼克是遠遠不夠的。認為現在已經論及「轉型技巧」，這才叫做不符合我們自身的處境和位置。顯然，我們剛剛開始的工作，更加接近米奇尼克（波蘭經驗）的那個起點，而不是離權力（更迭）接近的終點。我們還有太長的道路要走。

你想要成為那塊扭轉事件方向的石子

首先在想，為什麼閱讀米奇尼克的寫作，與閱讀哈威爾一樣，比較能夠引起共鳴？

第一，他們始終處身處那個糟糕的環境當中，時時刻刻吸入那種渾濁的空氣；他們承受了那個環境中的所有壓力，知道自己說出的哪一句話，可能引來什麼樣的後果。他們也不認為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都只配去死。他們缺少自由，但是可以爭取自由；缺少人的尊嚴，但是可以爭取這種尊嚴。在奮力爭取的意義上，他們所享受的自由與尊嚴，並不比任何人要少。在最困難的情況下，米奇尼克強調「我發誓永遠不離開波蘭」，這既是對於波蘭的信念，也是對於自由與尊嚴的信念。當他這樣說的時候，他擁有完整的自由與尊嚴。

第二，承受自身蒙羞的處境，時刻感到腳面上的沉重，意味著在這種局促的條件之下，你不會想到要去發明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你能夠做到的，或許只能發明屬於自己的真理。你也不能想像存在一種神秘力量，單單挑選了你的真理，給你配發十二名使徒而不給別人，從而讓你的真理能夠在大地上得到實現。實際上，哈威爾、米奇尼克們他們所說的，只能由他們自己去實行。在這一點上，他們完全不同于中國傳統的「策士」或者「幕僚」，他們是將「自身」帶進有關這個世界的「真理」當中。他們所說的，需要以自己看得見的行動來跟進。你的肉身不能隱藏在你的言辭背後看不見的地方。每當你自己那樣去說，你需要同時回答一個問題，你打算怎樣去做呢？

波蘭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他於八十年代後期拍攝的十個短片《十誡》中的第二誡《進退兩難》裡，通過人物之口說出了這樣的話：我有一個夠自己用的上帝。這是一個非常堅實的表達：我的上帝讓我體悟到的真理，也許它僅僅屬於我一個人，但是這個真理，至少與我這樣一個具體的人聯繫了起來，讓我受用，讓我本人獲益。如此，通往真理的道路便與個人的足下聯繫了起來，他這個人的生活與生命本身，便有可能具有一種真理性，從而得到提升。比較之下，那些策士、幕僚，他們給權威提交方案，卻始終將自己排除在外，如同「淨身」一般。在這個意義上，策士這個群體更接近傳統的宦官，他們忘記了自己的肉身及其所需要的尊嚴。

第三，如果真理不能脫離「人自身」，那麼歷史與現實同樣不能。1968年哈威爾與昆德拉爭論，反對昆德拉將捷克斯洛伐克的歷史描繪為一部被外部入侵的宿命史，認為這樣的說法是在推卸責任，是在為自己不去行動尋找藉口。「歷史並不在我們之外，我們也不在歷史之外」，哈威爾說。他強調我們自己的行為，同樣也能夠成為歷史的起點。1982年團結工會被取締之後，米奇尼克被關押在比亞沃文卡的監獄裡，他寫文章引用了波蘭詩人米沃什的一句詩：「雪崩的形成，有賴於滾落的石子翻了個身」。他自己接著寫道：「於是，你想要成為那塊扭轉事件方向的石子。」

「你想要成為扭轉事件方向的石子」，而不是別人。因為有你在，事情不應該是現在的這個樣子，不應該停留於現在這個樣子。即使現實條件不具備，因為你的存在，也要促使讓事情往應該如是的樣子去扭轉，促使相應的條件能夠出現。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這樣的引領方向的「石子」。事實證明，哈威爾與米奇尼克他們對了！雖然他們在若干年內經常出入於監獄，但是歷史就從囚禁他們的牢房，開始了新的出發。由牢房來指示歷史前進的方向，在許多民族民主進程中都有這一幕；這同時也說明這個進程在繼續，並進展到了某個階段。

在這批監獄寫作中，米奇尼克特別提到了一種「被囚禁心理」。它既意味著「冷漠」與「去政治化」，同時意味著諸如無力、怨恨等精神狀態。「被囚禁者們」因為多年的被邊緣化，長期“從自己的理想與語言中被剝離出來”，因而「剩下來的只有仇恨。」仇恨是無助的表現，這些人從來沒有環境來培育他們自己的力量，沒有習慣養成清晰從容地表達自己的要求，因而容易陷入那種混雜著「盲目」、「孤獨」、「怨恨」和「發洩」的情緒當中，並不善於理性地站出來擔負起責任。沒有人曾經要求和希望他們那樣做。

這種被囚禁心理或許還應該包括，在許多方面無意識地模仿自己的對手，甚至抄襲對手。他們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和經歷的，而寧願順著獄卒的手指引的方向去看這個世界——獄卒願意表明自己是強大的，他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這個看法；獄卒願意向世人證明牢房是萬年萬萬年的，他們也不願意看到中國正在發生某些重要的變化。任何對於中國也許朝向民主轉變的事實（公民努力與抗爭的結果），對於中國正在出現的新生力量，他們都不願意正視。因此，他們生活的意義，就這樣與獄卒捆綁在了一起。

哈威爾們的做法相反。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看到了自己存在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他們先是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義，然後從中發展出反對的意義；先是有自己生活的軌道和框架，然後從中發展出反對的軌道和框架。在他們看來，「反對」還包括許多看起來並不相關的事情，比如如何學習做一個公民、如何開會、如何對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們抱一種寬容的態度、與他們一道工作，以及如何遏制自己人性中的惡、化解自己體內曾經吸收過的狼奶等等。

於是你想也要成為扭轉事件方向的石子。從自己出發，將自己變成所需要條件的一部分，是可以試試的。為什麼不？一個人如果他自己也正好參與，準備為我們民族的民主化出一份力，他就不那麼太強調外部條件如何不足了。人們總是為自己不去行動而找各種各樣的藉口，這不僅是犬儒主義的（犬儒主義是有意識的，是一種人生觀），而且也是出於被囚禁的心理和被囚禁的習慣，是按照獄卒對自己的要求，來要求自己。
 

要麼選擇民主的反對派，要麼選擇暴力革命

與目前人們對他的誤解完全相反，米奇尼克從一個體制外的起點開始。他沒有完全放棄體制內的改革力量，始終在等待和呼籲這種力量的出現，這並不意味著他對體制內的人們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將民族的民主化寄託在體制本身及體制內的人們身上。在他的開山之作《新演進》（1976）中，他毫不含混地表達：「我還要不揣冒昧地說，多一個杜布切克，多一份對於風起雲湧的反對派的損害」。在這篇文章中，他直接使用了「民主的反對派」（the democratic opposition）的稱呼。這在整個東歐反對派運動中，是非常獨樹一幟的。哈威爾就沒有運用過這個詞。這種情況也不像有人喜歡解釋的，那是因為波蘭如何如何。當然，波蘭是一回事，但是若沒有米奇尼克他們在其中，波蘭就是另一回事。

他的看法建立在現實經驗之上。自五十年代開始，一批被稱之為修正主義的知識份子，力圖賦予這個體制以「人道主義面孔」，對於當權者做法給予了嚴厲批評，留下了豐富的精神及批判的資源。但是這批人在波蘭1968年事件之後遭到嚴厲肅清。1968年1月，華沙劇院上演波蘭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反俄詩劇《先人祭》，演出很快演變為反蘇大示威，隨即爆發了以大學生和知識份子為主體的抗議活動，此時為華沙大學歷史系三年級學生的米奇尼克是令人矚目的活躍分子。3月8日，他與一批大學生被當局開除。同時對知識份子大規模整肅開始了。波蘭享譽世界的哲學家柯拉柯夫斯基斯基被開除公職，接著被迫流亡。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提到過他所在的波蘭羅茲電影學院，最好的老師們在這個期間被迫流亡，有人去了以色列。從此，修正主義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與黨「斷了臍帶」（米奇尼克）。這個過程其實有點像我們這裡的王若水、劉賓雁被清除出黨。其中有一部分人仍然留在黨內，聲稱是「為了更好地發揮作用」，但其實未必。

米奇尼克繼承了老師們這份遺產。他不可能再回過頭走這條已經證明是失敗的路線。「很難想像，現在有一個運動仍然將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或者其中的一個元素，來推進今天的波蘭改革。」（米奇尼克，1976）在被大學開除之後，米奇尼克到一個叫做「羅莎·盧森堡」的工廠當了鉗工，這個工廠生產電燈泡。這期間他參加和組織過工人的抗議活動。而促使他與庫隆（此人曾經任職波蘭共青團中央）、裡普斯基(Lipski)在1976年9月做成KOR(保衛工人委員會)，還有一個更為具體的原因。

這個時間「知識份子受一種複雜的情緒所折磨，那就是他們在1970年工人流血時保持沉默。」他這句話有一個可以找到的旁證，那便是波蘭大導演瓦伊達拍攝的關於團結工會的影片《鐵人》（1981），其中有一對父子。1968年3月兒子湯姆亞克要往外沖，被工人父親一個巴掌打回去，工人階級不準備參加這個主要是由知識份子發起的運動。而在1970年，波蘭政府提高生活品的價格，工人們走上街頭，父親和他的工友在窗外眼巴巴地等待學生前來聲援，宿舍裡的湯姆亞克與他的同學們卻把頭深深埋進了枕頭裡。這次衝突有44人被打死，受傷千餘人。影片中的父親在衝突中被打死。接下來兒子不幹了。這便釀成了團結工會（1981）兩股力量的合流。而KOR可以說是團結工會的前身。1976年在拉多姆和烏爾蘇斯工人抗議運動遭到鎮壓之後，米奇尼克和庫隆們決定不能對受難工人坐視不管。順便地說，米奇尼克本人並沒有直接參與創建「團結工會」”，他所參與塑造的KOR的理念，為團結工會所接受和延續。

KOR伊始，不理解的人們譏笑他們是如同發放救濟金的「社會工作者」，看上去無足輕重、無關宏旨，缺乏任何前景。這些貌似「社會工作者」，同時稱自己是「民主的反對派」。為什麼執意要當這個令人狐疑的「反對派」？不當「反對派」行不行？能不能放棄當一個「反對派」？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沒有比來自下面的壓力更能夠指導當權者。」（《新演進》）

必須有這樣一個或者多個反對派壓力團體的存在，他們若不能在體制記憶體在，那他們就在體制外存在，但不能不存在。這是因為如果說當權者的做法是缺少價值的，那麼必須有人要表達的社會基本價值；如果說當權者的做法是隱瞞真相的，那麼必須有人要揭示被遮蔽的真相；如果當權者的許多做法是違反法制的，那麼必須要有人要維護這個國家的憲法；如果說當權者因維護自身特權而不惜將社會割裂為不同區域，陷入種種隔離隔閡乃至敵視仇視狀態，那麼必須有人要恢復基本的社會紐帶、社會信任和社會團結；而如果說當權者的做法是「無人負責」，那麼必須有人站出來，表明自己願意對於民族的今天和未來承擔起責任。

由於它們的存在，才能夠讓政府在壓力和對話中，能夠習慣聽取不同聲音，調整自己的政策和做法，改變專橫任性以及貪婪的習性，從而培養和訓練出民主的品格，乃至最終形成民主的格局和制度。僅僅依靠對手本身，指望它在沒有外在壓力的情況下，自身就能夠走向民主化的道路，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今天，這個道理在中國也已經是婦孺皆知。最近四川好人譚作人先生九十歲的岳母同樣也說：「沒有不同意見，社會不能進步。」

第二也即更為深層的原因在於，米奇尼克與他的朋友們想要徹底放棄暴力革命的思路，他們必須找一條非暴力的途徑來取代它。這就是在不同意見、利益、思想、信仰的人們之間，需要找到一些方法和形式，開始學會共同相處，而不是重複一部人消滅另一部分人的做法。反對派的出發點是民主，這要求他們本身的做法是民主的，即通過和平的、理性的、協商的方法，來表達不同利益的訴求，並解決人們之間的矛盾糾紛。

既要推動民族的民主化，落實讓每一個人擁有同等的權利，但是又不能像以往那樣，通過一種暴力革命的途徑來解決問題，這在米奇尼克們，經過了長期深思熟慮地思考。米奇尼克說道：「極權主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暴力的運用。我父親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相信革命暴力能夠帶來社會公正。這給他帶來了八年牢獄之災，那是在1930年代的一次莫斯科審判。他肯定提出這樣的問題，我需要重蹈史達林審判的覆轍嗎？我也向自己重複這個問題，答案是暴力毀壞了使用它的人，令其陷入非道德。……不管誰運用暴力贏得了權力，他必須運用暴力維護權力。那些被教導運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棄暴力。」（《通往公民社會，展望波蘭民主》，1988）

放棄暴力，同時意味著放棄暴力革命的那個思想出發點，即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思路，認為只有將對方從肉體上消滅，才能實現所謂「革命」的成功。而在革命成功相當長的時間之內，這種思路實際上都還會延續。始終將一部分人視為賤民，需要從肉體開始加以鄙視和實行管制，不管他們是「知識份子」，還是「地富反壞右」。在這方面，我們過去的教訓，堪稱十分嚴重。

順便地說，受暴力革命的思想浸淫很深的人，頭腦中總是擺脫不掉千百萬人頭落地的想像。他自己過去對別人這麼做過，他也擔心未來的某一天，這個景象會輪到自己頭上。因此不惜一切代價攫取民族的未來，來滿足這些人個人的安全感。但是這些人想過沒有，僅僅運用暴力（進行統治），或許他們自己的安全得到保障，但是這並不能為他們本人的子子孫孫提供同樣的安全，也不能為其他人的子子孫孫帶來安全，不能為這個民族的未來的和平提供保障。暴力是最容易模仿的。眼下中國有點盛行的個人恐怖主義，難道不正是這種暴力革命和暴力統治的邏輯延伸以及必然結果？

民主的反對派的思路，是想從根本上結束暴力革命帶來的惡性循環，是想通過民主制度的方式，來釋放社會不同要求、解決社會矛盾以及對社會進行有效整合，而不是允許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將另一部分人壓得粉碎。實際上，反對派甫一誕生，便意味著這些人將要在這個社會中存在繼續下去，不僅是掌權者和其他人們要適應他們的存在，反對派們也要學會能夠與所有的人們一道相處，包括共產黨人。這些人絕對不可能是新出殼的神風突擊隊隊員，這與民主的要求相去甚遠。最有可能，一個人越是反對派，他便越不極端。因為他想得比較遠，也深知自己行為的重量，時時意識到自己作為建設者的責任。

接下來的問題是，當權者是否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同樣需要在接受暴力反抗與走民主道路之間做一個選擇？在這兩者之間做一個了斷，同時意味著是選擇容忍能夠與未來下一輪社會接軌的民主的反對派，還是接受大大小小的暴力以及它們所製造的新的難以彌合的傷口？不管哪個民族，最終總是要走向民主，這個大趨勢不可阻擋。專制可能是幾十年，一百年，中國歷史上所有的專制者加起來也就兩千年，但是不可能是一萬年，更不能是萬萬年。擺在我們子孫面前的將會是怎樣一個世界，或我們交給子孫們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這是今天那些聲稱為國家負責的人們不得不考慮的。

自我限制的革命——反對派的政治之一

我必須將這個問題當面交給米奇尼克，這就是作為反對派如何處理「道德」與「政治」的關係。其實，討論這個問題的前提還在於反對派要不要考慮政治？

當然，道德必然成為反對派的主要戰場，一意孤行的專制制度貫穿了一個基本特色，那就是明顯違反人們的道德感，結果造成謊言盛行、不負責任至上的沉淪局面，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成互相利用的關係，對上是阿諛奉承、溜鬚拍馬；對下則是輕視冷漠，乃至肆意踐踏。但是民主的反對派是否僅僅停留在某種道德情緒上面，是否僅僅是靠道德義憤就能夠解決問題？是否越是這樣，事情就到了快要解決的地步？

不揣冒昧地說，我的同胞當中不乏有人仍然繼承了一種類似巫術的心理，是不發生直接接觸的交感巫術那種。潛意識中相信只要我在這裡念動幾句咒語，那邊就有一個人應聲倒下了。這幫助說明被壓迫者的天空總是低矮的，在他們的多種基本權利受到限制時，他們政治上的想像力也同樣會受到損害，但是這並不能夠證明，他們便不需要一些政治上的眼光？不可以提出他們政治上的規劃？

說到「政治上的規劃」，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到一些「前景」，這當然是需要的。「08憲章」則是一個前景式的表達，概括地表達了人們究竟想要什麼。但是除了「遠景」，我們能不能有一些近景？除了我們想要去完成的藍圖，我們能不能考慮眼下能夠做起來的？而如何去做，取決於對於眼下形勢的分析，對於雙方力量對比的判斷估計，對於自身力量的估計，包括也許要想一想，對方正在幹什麼，他們是怎麼想的。

這才是米奇尼克真正的長處。他說過他的分析始終是對於處境的分析，因此胡平先生說他是「戰略家」。今天我們介紹和談論米奇尼克這個人，並不意味著要照搬波蘭的經驗，有誰說過波蘭與中國一樣嗎？但是反對派如何擁有一種政治意識、具有政治眼光和自身的政治策略，而不僅僅停留在道德控訴以及揭露的層面，這對於我們恐怕不是一個過時話題。人們是多麼容易與他的環境長成一體啊。在壓制言論自由的環境之下，人們的思路會僅僅停留在書面寫作方面，當然這永遠是重要的，但是很可能因此而看不到另外一些事情的意義。米奇尼克在某處將「持異見者」與「反對派」區別開來，這是有意思的。我的理解是，前者是個人性的、文化性的，主要體現為知識份子或者藝術家的工作，比如索爾仁尼琴這樣的人；但是這並不代表工作的全部。“倫理並不能成為政治綱領的基礎。因此我們必須考慮波蘭和蘇聯關係的前景”。（《新演進》）。

政治如同愛情，是「你」與「我」的關係，是一個人出現在另一個人的身邊，是一個人站到了另一個人的身邊，是互相看得見眼睛和鼻子，而不是僅憑柏拉圖式的想像泛泛而談。在那個年代，米奇尼克們怎麼談論自己呢？如何說明自己的存在呢？他們會在什麼樣的條件或者框架之下開展自己的工作？如何給自己一些限定，而不被老虎當作美餐一口吃掉？

這就有了「在『勃列日涅夫教條』的框架之內才能進行」。這話其實無關意識形態，而是一個地緣政治學的考量，一個十足現實主義的考量。作為「反對派」要怎麼活動才好呢？不要鬧到引來蘇聯軍隊，這是一條大限。經歷了1956年出兵匈牙利和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就蘇聯方面而言，它也不想再次手上沾血；而波蘭統一工人党雖然面臨蘇聯壓力，但是其中也沒有人想以「賣國賊」為業，成為波蘭民眾千夫所指。但是這並不是說，蘇軍入侵完全不可能。就它的本性來說，莫斯科一定想這樣做。「如果所有的人都失掉了常識、現實感和節制，那麼這也許成為不可避免」，米奇尼克分析道。換句話說，老虎沒有馬上來吃掉你，這在老虎已經是有所顧忌了，你就要做到不急於把自己送到老虎嘴邊。這樣說其中絕無感激老虎的意思，只是說不要過分為難老虎，要求它在短期之內一定要吃掉你，從而增添它新罪行的名目。其實它有多少罪名這在它已經無所謂了，但是目前他想使得事情能有一點挽回，贏得一點美名。作為老虎，或許它也會想到逐步地改變自己原來的食物習慣，不管這是否真正能夠做到。

所謂「蘇聯軍隊」、「雅爾達條約」在今天聽起來已經是十分遙遠了，但是相關意思可以翻譯為——民主的反對派需要在「在現有憲法賦予的框架之內活動」，不要超出這個已有的框架。這個表述與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憲章」如出一轍。稱之為「七七憲章」，區區幾千字，就是一個中心思想，請掌權的老虎同志們，真正落實這個國家的憲法上已經寫明的人權條款，落實你已經向全世界表明已經加入的赫爾辛基人權條約。依拙見，當年的「七七憲章」比我本人也加入簽署的「08憲章」更加完美，因為簽署七七憲章的人們沒有想到對一隻「活色生香」的老虎去說，「我想要什麼」或者「我認為什麼好吃」，而是說，「你必須做到你自己所承諾過的」。比較起來，08憲章的簽署者們看上去有點不太瞭解政治，他們（我們）書生氣十足。你怎麼可以對老虎說，我也想分享你的大餐，在憲法方面下些功夫。結果老虎說，「我已經知道了你喜歡聯邦制。但是你知道我喜歡什麼嗎？我喜歡吃你。」

運用現有框架，不超出現有框架，還有一個更為深沉的考慮，那就是不希望再次看到某種突然爆發的場景，不希望整個社會陷入一種突如其來的噴發與騷亂當中，認為那樣一種狀態，並不能真正推動民族的民主化進程，並不帶來新的起點，而且很可能導致倒退。米奇尼克提到當年他們與哈威爾在捷波邊境一個叫做白山的地方非法聚會，想來他們就此深入交換過意見，看法完全一致。哈威爾說：這種時刻「有著旺盛的暴躁的仇恨、報復性的憤怒，和一種對於所有忍受的屈辱自己彌補的狂熱要求。」而掌權的人們感到自己「曝光於前所未聞的威脅中時，會毫不猶豫地調來上百萬外國士兵來拯救他們自己和這個世界。」（1975）當然，如果本國的軍隊足夠的話，便不需要向外搬兵。米奇尼克說：「民主的反對派如何發揮作用，是一個更加寬廣的問題，它和一種急切爆發的可能性沒有必然關係。一種爆發可能導致社會壓力的正常管道被關閉。」（1979）。

在回答我的問題——為什麼是兩個起點，既是道德的，又是政治的，這兩個起點如何統一時，米奇尼克答道：「既然我們已經給出了道德上的起點，承諾要反對專制，我們就已經進入了政治生涯。因此，我們要建立的是一種希望上的規劃，充滿希望的規劃，它不僅停留于一些道德上的做法和舉措，要有一個現實意義上的戰略，以期取得一些變化……我們需要找到通向自由的道路本身，如何將自由變成一種日常生活。」因而，這個「自我限制的革命」所啟動的層面，是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是那些身邊的細小末節，人們不需要離開自己原來的位置，只是換一些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便可以加入到這場「革命」中來。

比如，不是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為了美好的「今天」，從今天起就做一個自由的人；比如，不是為了「打倒委員會，而是為了建設你自己」，若是專制曾經輕視你，那麼從今天開始你就挺起腰杆做人；比如，不是從一個「全域」開始，而是從一些「局部」開始，從自己能夠上手的任何事情出發；比如立即照你自己所說的去做，而不要等著別人做了給你看，你完全可以做給別人看；比如，開始承擔起你自己的責任，因為專制制度中，個人是不需要負責的，如此等等。他們有一個說法叫做「as if」，即在目前這種條件下，如同自己是一個自由人那樣去行動。只要按照自己認為應該做的那樣去做每一件事情，力量就會從自己的腳後跟升起。這時候除了需要勇氣，還需要想像力，運用想像力來創造自己的生活（這回米奇尼克在北京與人們交流時，也再次提到了「想像力」）。《新演進》的最後寫道，所創造的「不僅僅是一個憲政結構，而是真正的、日益改進的自由人們的共同體。」

如果從現在起，就開始過一種自由而符合尊嚴的生活，那個結尾（「最終一擊」）什麼時候到來，已經不重要了，時間表也已經完全不重要了。於是，這個「自我限制的革命」，便徹底區別於列寧主義的「」革命觀”——不僅在於完全放棄暴力，而且在於不是那麼在意權力，也不在意權力的更替，不在意如何將今天當權的人們拉下馬，換上一批自己的人上去。這個「自我限制的革命」，是生活的革命，道德的革命，人的尊嚴的革命。因而，有人將波蘭的天鵝絨革命稱之為「十誡的革命」（《聖經》中的「十誡」）。

有人說中國沒有宗教。啊，是不是等待所有條件都齊備了，才開始從事我們的民主呢？我們雖然沒有宗教，我們不是也有基本的道德感嗎？在這方面有不少中國傳統資源。轉化是一回事，但不等於完全抹殺。我們的古人完全不是像我們今天這樣生活的，也不是魯迅先生所寫，除了「吃人」之外沒別的。這只是一個文學上的隱喻而已，並不是人們實際生活的歷史。每個民族都有自己道德精神方面的智慧和積累，否則她不可能延續下來。看看1949年之前的知識份子就略微知道一些。而假如沒有來自生活和道德的革命，沒有整個社會風氣的轉變，即使更換權力也沒有用。很顯然，如果掌權者越是執意與道德為敵、與人的尊嚴為敵，那麼它只能是越來越缺乏基礎、搖搖晃晃的。

在現有憲法的框架之內，每個人都來動手進行「日常生活的革命」、「道德的革命」，「尊嚴的革命」，如此這般，「道德」與「政治」又神奇地統一了起來。

重建社會的自主性——反對派的政治之二

打個比方來說。比如一個烏爾蘇斯的工人因為罷工而被開除和關押，一個拉多姆的工人因為攜帶了一些違禁傳單而被捕，他們家庭的平衡因此就被打破，家中的妻子孩子的生活變得沒有來源。就這個家庭的婦女兒童來說，她們起碼需要一些經濟方面的説明。按照慣例，能夠給貧困家庭提供援助的是官方的慈善機構，能夠發放補助的人們希望「統一」發放。因為那也是一種權力，控制的權力。但這時候有人也拿出了200塊錢，送給這個急需的家庭，他覺著可以自己在官方的體制之外做這件事情，那麼這個人就是KOR——「保衛工人委員會」，是他們給那些受害工人家庭，提供的經濟、法律以及醫療方面的援助。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永無休止》，其中女主角的丈夫就是這樣一位律師，他車禍身亡之後，女主人又給找了一位年長的律師。扮演這位年長律師的男演員，也是前面提到的在鏡頭面前說「我有一個夠自己用的上帝」那位資深演員。

這個工作就是「社會的」，而不是政治的。比較起修改憲法，或為某個受難群體平反，以及組個競爭的政黨，它看上去不那麼敏感。而且因為直接面對具體人們的要求和苦難，容易讓人理解和接受。不以政治的面貌出現，而是以社會的面貌出現，看上去比較「非政治化」。如果說狹義的政治即意味著「競爭」，那麼波蘭的人們不主張以一種競爭的姿態而出現——是民主的，但不是競爭的。這個工作框架有點類似於中國的「維權」，停留在一些具體工作、具體人們的層面，但是當時他們沒有找到「維權」這個詞。這個最初啟動的階段，其實是有類比性的。除了幫助具體的人們，擁有「社會」視野，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方面，是創造「獨立的公眾輿論」，要能夠面對整個社會說話，提取和創造全社會的共同語言，而不是小圈子自說自畫，那樣做與極權政府自說自畫恰恰形成同構。

放在當時波蘭的語境中，這些做法的「政治含義」不可避免地釋放出來。稱之為「極權主義」，它的本性就是想控制一切，它的權力覆蓋社會的每個角落，它希望能夠掌握和控制所有的主動權，只有它自己是主動的，別人都是被動的和服從的。因此，力量只是從他自己的方向施加下來，而人們都像是臂膀上纏了繃帶，腿上打了石膏，不要動彈、不許動彈，處於麻痹和半麻痹狀態。這是它的本性使然，是它從一開始自以為掌握了全部真理那裡開始的：一方面是永遠正確、萬壽無疆，另一方面就只有生活在沒有完結的錯誤、恥辱以及無能為力。

從這樣的「世界觀」看問題，任何一個不再體制框架之內的起點，從人們從自身出發的起點，都會被看作是對於這個萬無一失的權威的「挑戰」，看作是對於它的「刺激」。比如說你要去幫助別人，這個舉動包含了起碼三點它所不喜歡的：第一，你挑開了某個傷口，而它們本來是需要掩飾的。你的意思是說「有人需要幫助」，那就等於批評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第二，你怎麼能夠成為施加力量者，你怎麼能夠有力量？你為什麼還有力量，而不乖乖地呆在某處原地不動？第三，你想要與另外一些人們接觸嗎？你是不是通過這種接觸，來發展自己的力量，你為什麼要強大起來呢？強大的只有我們！試圖隔斷所有人們互相之間的聯繫，為此不惜使用所有不合法的途徑，讓人們陷入「分而治之」的黑暗中，是這個制度最為宏偉的夢想！

尤其是第三點，是現代極權主義不同於古代專制的地方。古代專制比如中國那麼多代皇帝，除了極個別極為殘暴的，一般來說，只要你不造反，不喊打倒皇帝，而皇帝並不關心那麼多你自己的事情，你於是可以與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們組個詩社啊、賞月俱樂部什麼的，沒有人懷疑其中有什麼陰謀。實際上中國傳統的社會管理基本上是地方自治、鄉村自治，中國傳統的鄉紳便是所處鄉間的社會組織者。同時還有各種行業協會包括宗教團體，將人們凝聚在一起擁有自己的歸屬，不至於因為孤獨隔離而退回到野蠻狀態。在孤獨帶來的虛無中，人是什麼都做得出來的。今天人們談論社會潰敗，既是人與人關係的潰敗，也是人心的潰敗，道德的潰敗。這是若干年切斷了人們之間任何橫向聯繫的結果，使得人與人之間不再可能成為互助的和互為依託的關係，而僅僅成為虎狼關係，互相利用、互相傾軋，用冉雲飛先生的話來說，造成一個「互害」的社會。

但是國家不可能來解決所有問題，是不是？還有那些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是不是可以讓別人來一道解決？那些沒有什麼油水的疑難、遺留問題，是否也允許別人來分擔和承擔？不行，極權制度答道。在它看來，NGO總是別有企圖。它們的結果是，你壯大了你自己（這就等於削弱了我），你的羽翼開始變得豐滿，你的權力和說服力變得增強。除非像螺絲釘雷鋒同志那樣可以，在一種匿名的、偷偷摸摸的情況下，將事情辦好。但是有些事情一個人做不了怎麼辦呢？為什麼有人做了起碼的本職工作，就上電視、大張旗鼓地給自己鼓掌喝彩，而別人做了其他的許多好事，卻必須背著這樣那樣的嫌疑和黑鍋？遭到被歧視和被取締？

KOR的成員面臨不斷地逮捕、審訊、被關押和被判刑，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然而即使在高壓之下，他們也不想發展成為秘密團體，密謀只會進一步損害社會。所有那些不能在陽光之下進行的，都極具破壞性。不提出直接的政治訴求，並不意味著回避政治。當官方以「政治」的名義抓捕他們的時候，或者抓捕其他工人的時候，為被捕者進行呼籲、奔走、營救就不能不是政治的。完全回避政治，繞著政治走，看到政治的門就不敢進去，這屬於市儈的做法。「社會的，就是政治的」，這是在極權主義條件下，「社會」與「政治」之間特殊的「辯證法」。

問題還在於，KOR成為一個獨立的新起點，這個原則是否能夠得到徹底貫徹，比如說其成員是否同時擁有這種起點，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開展自己的工作，而不受所謂組織形式的約束？回答是肯定的。KOR的工作原則有四條：第一、真實性；第二，公開性；第三，行動的自主性；第四條，互相信任。而後兩條，則回答了這樣的問題。它們同時也回答了KOR並非一個嚴密的組織，不需要有「領導」來吩咐其他人幹什麼，尤其是讓他做不願意做的事情。裡普斯基寫了一本關於KOR的書，其中談到「這個原則是，如果有人想做一件事情，而又不違反KOR的原則，他們應該被允許追尋自己的理念。」而這就尤其需要互相信任的保障：「在共識之內信任每一個人。」

不搞小圈子，不在小圈子弄出另一套權力中心論來，任何起點都被認為有其自身的理由、過程和收穫，應該得到信任和鼓勵，使得KOR的活動擁有一種真正的開放性，可以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KOR的一個長遠目標是促使不同地區產生獨立自主的新的中心，促使更多KOR式的獨立社會組織出現。」裡普斯基說。最早就有KOR的成員在格但斯克造船廠組織工人罷工，米奇尼克前往幫助工人進行談判。接著他們一干人被捕，群情激憤，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導致了團結工會的誕生。而在團結工會成立之後，KOR即宣告解散，庫隆與米奇尼克做了團結工會的顧問。也許，這種不求個人得失、不搞小政治，而將整個社會視為一盤棋的做法，面對整個社會來發言做事情，是需要我們借鑒的。

比較起來，哈威爾更加具有哲學及藝術家的氣質，他著重強調了恢復「個人的自主性」，即以良心為起點；即便是政治，也希望是良心的政治。米奇尼克和他的同胞所強調的是恢復「社會的自主性」”，即從個人擴展到人與人之間，擴展到社會。這是一對孿生的自主性。在北京他談到了當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與波蘭不一樣在於——比較起來，捷克人的做法更加精英，這同樣是有意義的。而波蘭最大的特點是豐富多樣，在各個群體人們內部，都有生氣勃勃的公民草根運動。比如在大學內部舉辦不同的研討會，地下工會的形式、農民團體的形式等等。

「平行」、「平行機構」這個表達應該來自匈牙利人，但是在當時的東歐流傳甚廣，即建立各種與政府相平行的平臺，不是為了奪取政府的權力，也不是為了與政府作對，而是在它旁邊同時建設我們的社會、所有人的社會。

由此也可見出，反對派並不是想將社會拉到自己這方面來，讓社會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辦，弄出一個東西來強加於社會，相反，而是創造條件讓社會自我發育，讓社會瞭解它自己要什麼、將要去什麼方向以及有什麼潛力。它讓社會及個人發揮自己的高尚想像（見徐賁），而不是一再陷入醜聞和難以自拔的泥潭當中。無疑，東歐的反對派們重新啟動了古老的「公民社會」這個概念，啟動和體現了漢娜阿倫特所說的「公民的首創精神」。90年代之後它一度在美國的大學裡、研究機構獲得了令人矚目的光彩。

要結束的是專制統治，不是共產黨的統治 ——反對派的政治之三

與共產黨的關係，如何看待共產黨和體制內，是米奇尼克這次來北京為人詬病的主要對象。他在北京回答推友的這一段話被單獨拿出來：「我認為在目前民主條件下的共產黨人，已經不是共產主義者，只不過是舊制度下的一個黨派，他們接受了市場經濟，他們變成了資產階級。實際上我們面對的共產人是當權的共產黨人，是維護權力的教條的人，他們有時候並不真正仇視民主。」順便地說，迄今還沒有關於米奇尼克與眾人談話問答的完整版。而推特這個工具特點是快，不足是只能容納140個字，因而不能不是最為簡略的。同時即使是再好的翻譯，在不熟悉該話題的情況下，在現場也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地準確。因為找不到波蘭語翻譯，只能請來一位法語翻譯，因此必須請米奇尼克先生講法語，而不是他的母語。雖然是面對面，但還是隔山隔海的。

米奇尼克這段話前半部分適用於目前條件下的前共產主義者，即已經完成民主轉型條件下的原共產黨人，他們接受了市場經濟，已經變成了「資產階級」。引起人不快的應該是後半段，指稱共產黨人「有時候並不真正仇視民主」，這被認為是米奇尼克先生「健忘」的體現。但是，這並不是米奇尼克在北京才這樣說，也不是因為二十年過去了才這樣說，他從一開始就是這麼說的，這是他的貫穿始終的基本立場。

在《新演進》中他是這樣說的：「實用主義使得這些人削弱了意識形態的教條，而更多談論教育的發展、與資本主義世界更有力的科學技術的合作以及開展競爭，顯然，這並不是說這些人會去追求民主。一個黨的實用主義者沒有理由將目標定為民主的轉變，定為多元化和真正的自治。但是，他有理由理解及贊同與多元化的力量之間進行協商而不是殘酷地鎮壓。因為他知道鎮壓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只是為下一個社會不滿的大爆發準備前提。」其中的意思很明顯，既然已經成為一個實用主義者，作為個人他已經不再有什麼確信，為什麼要一定相信「專制」才是唯一的出路？對於民主他雖然談不上親近，談不上自己去實行，但是為什麼一定要抱有惡感？難道他們是一些「特殊材料」做成的？比如當他們在強調「民主不適合中國」時，不同時就等於說在說這個東西也許「不錯」，就是不能「拿」過來嗎？

影響他採取決定的是他屁股底下的那個位置和他自身的利益。而同時不是別的，正是這個位置和利益也要求他不能像從前那樣，對任何不同意見進行殘酷地鎮壓，像在東歐五十年代，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樣。在發生了這樣的轉變之後，即進入所謂的「後極權主義」之後，政府不得不對持不同意見的人們採取了新的策略——「在容忍和鎮壓之間進行選擇」，米奇尼克在北京說道。發生這個變化的原因是，主要也不是老虎本身，而是持續不斷的「公眾輿論以及民族經濟壓力的影響。」

不指望黨內改革派能夠解決問題，對他們不抱不切實際的幻想，不將他們的出發點當作自己的起點，這並不意味著將這個體制內所有可能的進步力量一棍子打死，從而也堵死了任何對話、互動的途徑，民主社會畢竟需要民主的方式來建立，這並不容易。在這種情況下便需要信仰——是的，信仰。相信民主的力量一定會勝利，專制一定會結束。這需要一個長遠的眼光，而不是專制者那樣的短視。「從長遠來看，我們有理由樂觀，但我們必須和這個獨裁的執政黨並肩行動。」（米奇尼克《論反對派和1979年波蘭總的形勢》。）

只有能夠看出這個執政黨其實是在變化，才有可能去進一步促使這個變化，使得事情往好的方面轉變。有了這樣的一個目標，才會去做一些事情。這也不等於說重新出發再去尋找一個黨內的代理人，就像這個黨總是在批評民主人士是外國反華勢力的代理人一樣。沒有代理人和庇護人這一說。起點的不一樣決定了面貌和性質的區別。但是為了民族的民主化考慮，反對派其實可以說一句話——即使目前這個黨內已經喪失了所有的改革派力量，那麼無論如何也要幫助它再度創造一個出來。如果今天沒有，那麼讓它明天肯定有；如果現在沒有，那麼讓它將來肯定有。前幾年流行一個說法，叫做「打造一個中產階級給黨用用」，借用這個句式，那麼，民主的反對派需要重新創造一個黨內改革派，創造那樣一種政治現實，為了民族的未來。在這個人（這些人們）身上，應該體現出來自社會的壓力，人民的要求，民族的歷史責任。即使他不願意，也一定要讓他這麼做。

將波蘭的經驗看成是「妥協」的經驗，難免以偏概全。準確地說，波蘭的經驗是「馴虎記」，是把老虎趕進籠子裡。因為是老虎，它就必須進籠子，否則它就要吃人，成為災難本身。說到底這是權力的本性，而不是人的差別。不受限制的權力，叫它做國民黨、共產黨，都是一樣的。根本目的在於讓這個民族永遠結束專制的統治，而不是共產黨的統治。前者才是一百多年以來中國無數仁人志士的矢志，也真正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

即使是公開地談論這一切，也沒有什麼不合適。我在推特上面寫道：「找到自己馴虎師的位置，才是強而有力的反對派。」前面提到的王天成先生也給了我回應。他說：「是的，波蘭的經驗是馴獸記。爭取自由民主的歷史，就是馴化統治者的歷史。1215年英國貴族用刀劍將大憲章強加給國王，是近代馴獸的序幕。今天刀劍不好使了，需要用強有力的‘柔道’，也就是非暴力抗爭。」

順便地說，散養的老虎對它本身也非常不利。「權力的老虎」與大自然的老虎不一樣在於，它不僅吃人，也吞噬自己。賀衛方先生最近在香港有一個精彩演講，提到網上流傳一篇文章叫做《胡長清臨死前談新聞自由》，其中說道：「胡長清說，如果江西省和全國的報紙能像美國記者揭露克林頓醜聞那樣揭露我的話，我何至於落到今天這樣一個下場啊？何至於面對死刑？我痛苦啊。你們知道在這個國家裡，是前倨而後恭。那些現在的省委書記，他們就一點錯誤都沒有嗎？報紙每天都在報導他們又在會議上號召廣大幹部群眾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要牢記『八榮八恥』，天天說那些冠冕堂皇的話，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時候我們才知道：天啦，這個人這麼腐敗啊！（笑聲）你可以發現，這樣的媒體環境對於官員來說是何等的殘酷！這讓一個人只有成了神以後才能抵禦這種誘惑，……所以他們不知不覺就走到死的邊緣了。」

簡短地回顧共產黨所走過的道路，也許是必要的。共產黨從哪裡走出來的？什麼是它最初的宗旨？不正是為了民主自由、為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不是少數人的利益？我本人相信這個党的成員中曾經有過非常優秀的人們，他們是我們民族最為傑出的兒女，我們許多人的父輩甚至更早一輩或幾輩都在其中。但是包括這些人在內，最終卻走上了一條與自己的目標完全相反的道路，這是一個巨大的悲劇。這個慘痛的教訓，是今天立志要讓我們民族走上民主道路的人們，不得不認真反思的——如何才能夠找到新的起點和途徑，而不是重複他們過去的道路？

作為民主的反對派沒有必要將拯救這個黨本身也當作自己的工作任務，他們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這件事情應該由這個党的成員本身來做，比如黨校的那些人們可以考慮得更多一些。這個黨內如果還有對党忠誠的，有願意為這個黨負責的，也為自己的子孫後代考慮的，於是人們就「有理由」等待看到出現黨內自我拯救的力量。當他們考慮自我拯救時，這便是出現轉機的時刻。光靠少數反對派本身，這也是天方夜譚。任何社會變動社會進步，都是多種合力的結果，而不是某個單方面的。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每次具有公共危機性質的事件發生，體制內的有關人們，尤其是那些新聞官員們，不得不面臨一個選擇。是如實向公眾報告呢？還是按照某些內定的尺度隱瞞其中的一部分？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採取了後者，因此成功地將自己變成「眾矢之的」，引發公眾的進一步不滿。表面上看起來，這些人對於公眾的要求好像充耳不聞，但其實來自民眾的呼聲，對於他們還是有壓力的，這種壓力實際上越積越大。等到下次再出現諸如此類的事情，他們就需要想一想，至少更加感到自己身上的壓力。而公眾也在一如既往地等待，等待他們在某一刻會公佈那個真實數字。人們自然抱有這樣的期待，正是這種期待構成了對於他們的壓力。取消了期待，也就等於取消了壓力。近期發生的通緝記者而後上門道歉，就是人們「期待—壓力」的結果。

長話短說。也許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在群情洶湧的面前，能夠保護這些人們，保留他們生命最後的尊嚴，不是別人，正是主張非暴力的民主的反對派。在某種意義上，米奇尼克扮演了雅魯澤爾斯基「保護人」的角色。1992年他與這位將軍之間有過一個對話：「我們可以談話，沒有仇恨。」因篇幅關係，具體內容在此恕不複述。在波蘭後來的「清算」中，米奇尼克堅決反對嚴酷。這回他來北京，不止一個人問他與雅魯澤爾斯基的關係如何，他答道：「現在倒與他有一些私交和走動了」。

生活在我們共同的家園

舊意識形態喜歡到處拿出一副「決裂」的架勢。與過去的「歷史」決裂，與從前的「價值」決裂，尤其是在人與人之間，弄出這樣那樣的名目來，目的就是製造人們之間的隔離與割裂。米奇尼克不僅是反對派，而且還是猶太人，在這方面他也沒有少受氣。那些審訊他的人會問他：「你為什麼不去特拉維夫？」這真是一個混帳問題。

米奇尼克相反，他強調的是「延續」和「共存」。他強調知識份子除了「提供可供選擇的方案」，還要成為價值的保存者——「捍衛基本原則」。在專制條件下，「不服從」成了波蘭一個小小的知識份子傳統。在一篇叫做《蛆蟲與天使》的文章結尾，米奇尼克寫道：「一個不尊重社會連續價值的運動，不能夠有效和成熟地承擔起社會的重建。」關於這篇文章，還要說幾句。不要以為米奇尼克關於「妥協」、「對話」的想法，在波蘭是多麼容易接受。這個國家在近代史上是一個飽受蹂躪的國家，因而人們在不得不接受奴役（不得不當「蛆蟲」）的同時，卻同時發展出一種「天使」的學說，對於任何「妥協」抱有一種天然的深度敵視。在這篇文章中，米奇尼克試圖超越這兩者。

當米奇尼克作為反對派，當他與他的朋友提倡「並存」、「平行」，發起「重建社會」、「平行機構」、「日常生活的革命」等，所有這些，沒有一個不能帶入社會的下一個階段，在新一輪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被其包容、吸收和繼續發揮作用，它們只是提前創造了新的社會風氣以及某些社會結構或機構。這些人們確實做到了手段與目標的一致，自己之前說的和後來做的一致。

他要這樣去說和去做就變成十分自然的了：前是雅魯澤爾斯基不讓我們生活在波蘭，今天我們不要重複他們的錯誤，不讓他們生活在這個共同的家園。從前的意識形態在人們之間製造各種對立，那麼今天我們所要做的則是創造一種共同語言，創造一種共同的秩序，讓所有的人們都能夠生活在自己的祖國，而不至於背井離鄉或者在自己的家鄉流浪。「他們反對一個波蘭的原則，反對波蘭屬於所有的人。而我們則要說，我們只有一個波蘭，我們必須學會生活在一起」。

1988年，當法國大名鼎鼎的六八年人丹尼爾·科恩·邦迪問他：「亞當，為什麼你老是令人想起你是一個波蘭人，我卻發現自己的民族性沒有那麼重要。」米奇尼克答道：「我認可自己的波蘭人身份，是因為我認同所有弱者、被壓迫者和被羞辱者。如果波蘭是一個超級大國，我也許是一個世界主義者和吉普賽人。但是，波蘭是被壓迫者和被羞辱者，波蘭人民生活在悲慘之中，這就是為什麼我堅定地和這些人們、這種語言結合在一起的原因。」

他在北京接受最後一個問題是在飯桌上。7月10日是世界盃正酣的時候，80後的專欄作家賈葭問他喜歡哪支球隊，他回答說自己是一個愛國者，所以喜歡波蘭球隊。但是波蘭球隊與中國球隊差不多，表現不能令人滿意。於是他只好喜歡西班牙球隊。聽到他仍然喜歡說自己是「愛國者」，雖然他愛的是自己的祖國波蘭，卻加深了我對於這個人的深深認同。（2010年7月31日）

（網站編輯：崔衛平老師是少有的具有政治道德、政治策略綜合平衡思考的睿智的自由學者之一。本網重發她的這篇著名文章，意在引發有心人的深度思考。作者的觀點獨立自主，不代表本網學術立場。）

By gfx

——轉自世界憲政民主論壇（2020-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