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面對老太太的音容

——她那一代人，把絢爛的青春和朝霞似的理想，拱手奉獻給了魔鬼，還不可能得到晚輩的諒解，唯有自己去消化那種悔痛。她寧願客死他鄉，絕不肯為那個體制再做一次殉葬。老太太一輩子受了多少苦啊，照樣活到九十四歲，多麼強大的生命力！我想她已經獲得了一種新的理想的支撐。她的強大不是憑空的。

【按：季季再寫張愛玲，末尾從夏衍又提到《新觀察》主編戈楊，並說「戈楊六四後拒絕回國，跟張愛玲一樣留在美國」 ，我跟帖了一句「神來之筆」！張愛玲判斷中共，超越中國所有文人，晚年淒涼；戈揚訪美聞「六四」屠殺，到西來寺住下，只給鄧穎超打了一個電話：「請不要迫害我的孩子」，然後流亡，她去布魯克林，美國作協給她租了一間小閣樓，吃飯是去社區免費供應午餐處，十幾年後她因心臟病，在醫院成植物人而終，可歌可泣！法拉盛開過一個「戈揚追思會」，我趕去發了一個言。】

老太太終於安息了。我在北京就管她叫老太太，不叫阿姨。那時，她是北京文化圈子裡的一個精神凝聚的中心，許多自由派的知識份子、作家、文化人，無論體制內外的，都圍攏在老太太的周圍。她有很大的親和力，不止是她對那個吃人制度的驚人的覺醒，還有她的慈愛、包容、細膩。她常常請我們在最好的餐館吃飯，她坐在中間，那股雍容的氣度，我是見過的。

那時候我縱橫馳騁，無所顧忌，《河殤》還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呢，我已經在南昌動筆撰寫關於五九年廬山會議的長篇紀實《烏托邦祭》，成稿得二十五萬字，江西大型文學刊物《百花洲》雜誌以一整期刊出，卻被中宣部下令將四萬冊新書，全部打成紙漿，不許外泄一冊。這時在北京，老太太把我叫去：「你給我一個十萬字的縮寫本，我用一整期《新觀察》來發表，你幹不幹？」我做了，可到那一期的《新觀察》出來，卻沒刊登，我四處找不到老太太，後來找到編輯部主任鄭仲兵，他告訴我，雜誌發排前一分鐘，老太太還是給鮑彤撥了一個電話，那邊對她講，這個蘇曉康，捅了一個《河殤》的漏子還不夠啊？我們費了多大的勁兒才保護了他，你要再發表他這個東西，後果就難說了！老鄭說，老太太立馬撤了稿，也不見我。那已在八九風雲的前夕。

再見到老太太的時候，我們都在流亡歲月裡了。但是，流亡跟流亡很不一樣，我是被通緝了逃出來的，老太太不是，她是自我流放，此其一；我正在盛年，剛好四十歲，而老太太卻是七十歲開始流亡，世上幾人有這樣的膽魄？此其二；我頂著個《河殤》總撰稿人的「桂冠」，走到哪裡都是掌聲，而老太太卻沒人認她了，申請普林斯頓大學的訪問學者，她和千家駒先生因年逾七十未被接受，千老難過得在西來寺跪倒在星雲大師跟前，但老太太還是直挺挺地站立著。

我去看望老太太。她一個人住在布魯克林，一道很陡的樓梯爬上去的一間小屋。她說，我一天只做一頓晚飯，午飯到免費的地方去吃的，天天都去。說的時候，她嗓門依舊高亢，仿佛我們還在北京的大餐館，是她請我吃酒席呢。通常，人們會說這是堅強，我更願說這是強大，人格和精神的強大。

九三年九月間的一個傍晚，我在水牛城一家醫院的走廊上，撥通了老太太的電話。當時我們一家人遭遇車禍，我的妻子傅莉還昏迷在特護病房裡。哭天搶地之際，我想到了戈揚，我所認識的最強的人。老太太在電話那一端說：「曉康，別害怕，你把一切都放下，無所謂了，你就不害怕了。」接下來，老太太對我提起後來極流行的唐德剛先生的一個說法，那是我第一次聽到的，大意是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期，大約需要二百年，猶如長江過三峽，驚濤駭浪，無數人沉屍江底……老太太說，你我還算幸運的嘛！

她就是這樣面對自己的苦難。她那一代人，把絢爛的青春和朝霞似的理想，拱手奉獻給了魔鬼，還不可能得到晚輩的諒解，唯有自己去消化那種悔痛；而且，她還要晚輩看到她的再生。她寧願客死他鄉，絕不肯為那個體制再做一次殉葬。老太太一輩子受了多少苦啊，照樣活到九十四歲，多麼強大的生命力！我想她已經獲得了一種新的理想的支撐。她的強大不是憑空的。

我輩也曾幻滅得很慘，可是我們還會有理想嗎？老太太是給我們留下了一份豐厚的精神遺產——她的人格和理想，但面對老太太的音容，我對我自己這一代，並沒有多少信心……與其我們總在那裡揮舞諸如國家和民族向何處去一類的宏大話語，不若低頭檢視一番我們自己身上還剩下多少本錢，有資格去承傳老太太他們想傳遞給我們的。

——轉自作者臉書（202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