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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劉曉波的生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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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月27日

——劉曉波的死亡是一個象徵,象徵著在暴政肆虐之下一代又一代人的受難,象徵著中共專制政權對人類正義和良心的極大嘲諷,象徵著西方對華綏靖政策的道德污點和政治惡果。他的生命與死亡,已經超越了政治博弈和利益計算,它將在人類精神和人性尊嚴的緯度上,向我們每一個人進行持續的拷問。​​


(一)

劉曉波是八十年代驚世駭俗的「文壇黑馬」,1989年積極參與民主運動,在4月27日運動高潮時從美國回到北京,發起「四君子」在天安門廣場上絕食,並在6月4日清晨與包圍天安門廣場的戒嚴部隊談判後,說服數以千計的學生安全撤離,避免了更大傷亡。六四屠殺後被中共定為所謂「反革命暴亂」的幕後黑手,6月6日被捕。在那之後,他不是在監獄裡,就是走在去監獄的路上。

但無論在高牆之內還是高牆之外,只要有機會,他就拿起筆來,向這個龐大的專制體制發起一次又一次的進攻。1995年上半年,劉曉波分別起草和發起《反腐敗建議書》,以及《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六四」六周年呼籲書》,為此被以「監視居住」的形式單獨關押在北京郊區,直到1996年1月。當年10月,又因策劃《「雙十宣言」》被捕,在大連勞動教養所「勞教」了三年。勞教期滿時,中國已有了互聯網,也有了防火牆。劉曉波成了當局最不希望人們檢索到的名字之一。這大概是專制體制下反抗者必然的孤獨命運:肉身被囚禁摧殘,言論被禁止傳播,日常生活被騷擾,而犬儒的民眾也避之唯恐不及。

他的文字、社會活動和政治反抗,使他也成為當局監控的重點對象。除了看守所、勞教所和監獄,他還經常性地被秘密員警跟蹤、監聽、監視,被掐斷電話和網路,被軟禁、被失蹤、被強迫旅遊、被監視居住、被酷刑;受到關押、軟禁、威脅的還有他的妻子,還有他的妻子的弟弟——在劉曉波一個案例上,可以找到中國秘密員警非法作業工具箱裡的幾乎全套工具。

2004年的某一天,我在一個飯局上第一次見到劉曉波,那時候民間「維權運動」剛剛興起,他對維權運動非常關注,陸續寫了很多文章評論維權事件和維權人物。新青年學案、太石村、陳光誠、黑磚窯、楊佳案,幾乎每一個重要的熱點案件,都能看到他那犀利的評論文字。從那以後一直到他2008年底入獄之前,我們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參加民主活動。我在2008年3月被秘密員警綁架,他也特意撰文聲討當局肆意踐踏人權。

2008年奧運結束後,劉曉波給我看了《零八憲章》的草稿,我當即簽名,並提了一些修改建議,後來還徵集了一些律師和學者簽名。《零八憲章》是中國民間的一個歷史性政治文本,把1970年代末以來的民主運動、維權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劉曉波因此被判刑11年,付出了極大代價,但是在2017年7月份之前,沒有人知道——包括劉曉波自己——他為此付出的,是生命的代價。

劉曉波為什麼重要?他同時具有這幾個特質:一、思想的成熟與深刻,對自身的持續反省和懺悔。二、對專制批判的徹底性,沒有自我審查。三、極大的勇氣。四、堅持長期抗爭,永不放棄。五、連接國內國外、體制內外的廣泛人脈。六、豐富的鬥爭經驗、卓越的行動力和領導力。七、國際知名度和廣泛認可。

能夠同時符合上述所有這些方面的中國異議人士,除了劉曉波外,很難想到其他人。他幾乎是不可替代的。2010年,劉曉波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公民,可全世界看到的卻只是一張空椅子。他的一生,如此坎坷艱辛,卻又如此輝煌燦爛。

(二)

人們曾經期待,從11年黑牢走出來的劉曉波,將在中國的政治轉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沒有等到那一天;更準確地說,心懷恐懼和仇恨的中共,在那一天到來之前蓄意地結束了劉曉波的生命。2017年7月13日,劉曉波成為史上唯一一位從獲獎到去世都未能獲得自由的諾獎得主。

1989年至今的30多年間,影響人類心靈的重要事件包括天安門屠殺和柏林牆倒塌、911事件、藏人自焚、難民危機、盧旺達和達爾富爾屠殺、新疆集中營、香港的淪陷等,在我看來,劉曉波之死是後1989世界史上的重大精神事件之一。

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共血跡未幹,西方各國就紛紛向中共拋出橄欖枝,迫不及待地用鮮花、紅地毯來迎接獨裁者和劊子手。貿易和人權脫鉤,中共被允許進入世貿組織,允許舉辦奧運會、世博會,並一次又一次地被選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舞臺上越來越蠻橫、耀武揚威。輸出專制話語和專制模式,扶持獨裁政權,操控聯合國,蔑視國際人權規範,侵蝕他國的自由民主,甚至在泰國、香港綁架具有瑞典、英國護照的出版人和書商。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蔓延,也僅僅是中共政權危害世界的一個縮影。

西方則對中共低眉順眼,不敢推動中國民主化,甚至不敢在人權問題上嚴厲批評中國政府。公司、學者、研究機構、媒體、出版社,為了維持與中國的關係或者為了進入中國市場,紛紛進行自我審查。一些西方公司甚至配合中共作惡,説明中共開發審查軟體,或者把客戶資訊提交給中共國安。西方對中共政權長期採取綏靖政策,已經對國際自由秩序造成威脅和破壞;但西方的觀察家和政治家卻對此沒有足夠的重視。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專制國家,是記者、作家和維權人士的最大監獄。對劉曉波這樣一個聖徒式的受難者,一個推動人類自由民主事業的英雄,國際社會對他的關注和聲援雖然不少,但遠遠不夠;而中共對這些聲援和關注置若罔聞,甚至嗤之以鼻。國際社會眼睜睜地看著劉曉波被判重刑、被監禁,直到死的那一刻仍然無法得到自由。甚至在劉曉波死後,骨灰被強行撒入大海,死無葬身之地;甚至在劉曉波死後,中共當局繼續抓捕、關押那些紀念他的中國公民。

劉曉波之死是一場全球直播的「事先張揚的謀殺案」。西方民主國家沒有強烈的意願去幫助劉曉波獲得自由,就在劉曉波去世的那段時間,西方領袖們仍在和中共黨魁們杯觥交錯,簽下一個又一個訂單;即使口頭表達了一些要求,也沒有什麼切實可行的壓力;全世界的人們只能無奈地在中共的傲慢和跋扈中看著劉曉波被虐殺,看著更多的良心犯被逮捕、被監禁、受酷刑,看著上百萬維吾爾人、哈薩克人被關入集中營,看著香港的抗爭者流淚、流血、失去生命,看著香港的自由和法治被粗暴地奪走。

劉曉波是文學批評家、大學教師、作家和詩人,是父親、兒子和丈夫,是社會活動家、民主鬥士和良心犯。他沒有停止過思考、懺悔和戰鬥,他的勇氣和智慧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他的一生,激勵了很多人投身人類自由和民主的事業,並將持續激勵著後人。然而,他的死亡卻是一個象徵,象徵著在暴政肆虐之下一代又一代人的受難,象徵著中共專制政權對人類正義和良心的極大嘲諷,象徵著西方對華綏靖政策的道德污點和政治惡果。劉曉波先生的生命與死亡,已經超越了政治博弈和利益計算,它將在人類精神和人性尊嚴的緯度上,向我們每一個人進行持續的拷問。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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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自由亞洲電臺(202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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