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中國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近乎全票通過了21條修改憲法草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了國家主席和副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第79條），並把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地位由序言部分寫入正文（第1條）。這一修改使習近平可以成為終身主席並擁有不受限制的權力，並且在憲法上強化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絕對統治。（無記名投票2,958票贊成，2票反對，3票棄權，1票無效。）

“這次修憲對中國作為一個國家來說具有破壞性，是歷史的倒退。修憲並沒有如官媒《人民日報》所宣傳的那樣‘為民族復興提供有力憲法保障’，而是將中國推向了一個危險的未來”，中國人權執行主任譚競嫦表示：“取消任期限制，等於忘記了毛澤東時代的痛苦教訓，讓中國人民再次由於不受制約的權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而遭受巨大的痛苦、摧殘迫害和國家災難。”

譚競嫦指出：“隨著中國積極試圖輸出其‘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模式，並嘗試用國內法律粉飾專制獨裁的統治，企圖將其合法化，這對國際人權體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構成了更加嚴峻的威脅。國際社會與中國開展政治合作不是是雙贏的戰略，如果不能有效地應對這種威脅，將會是雙輸的局面。”

兩屆任期限制與改革時代

20世紀70年代後期，毛澤東之後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啟動了改革開放。這場主要側重經濟領域的改革提高了許多人的生活水平，增加了社會流動性，這種改變在城市地區尤其明顯。改革同時使人民有了希望，特別是中產階級和年輕一代，他們希望中國也許將很快真正開始政治自由化的進程。

毛澤東逝世六年後的1982年，兩屆任期限制寫入中國憲法。此前，毛的專制獨裁和絕對權力導致了重大的政策性失誤，使國家飽嚐了包括大饑荒（1959-1962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在內的巨大痛苦。在國家走出毛的災難性統治後，中國領導人從中吸取了慘痛的教訓，做出了關於任期限制的決定，從而使權力分享成為可能。

習近平時代：依“法”治國

2013年習近平主席上台之初，許多人都寄希望他將成為引領新時代的領導人。但習近平在第一個五年任期內，通過法律手段、警察權力和強制思想統一加大了打壓力度，嚴重壓縮了民間社會的活動空間，限制了國內獨立團體接受外國資助並為社會進步做出具有建設性的貢獻。當局不僅針對維權活動人士，而且針對知識分子律專業人士，以及任何主張權利以及提出社會正義和腐敗問題的個人或組織，都成為了打壓對象。

譚競嫦表示：“這次修改憲法為獨裁統治和全面的意識形態控制提供‘合法性’的包裝，不僅戳穿了當局‘依法治國’的幌子，而且暴露了其赤裸裸地將法律作為其保持意識形態一致性和對黨表示絕對忠誠的工具。”

在製造個人崇拜的同時，習近平還試圖扮演“人民”領袖的角色。在最近官方製作的視頻中，習近平和一位老人在2018年2月18日進行了一次街頭交流。老人說：“主席，你是我們的好領袖。”習近平在回應中明確表示他首要的使命是“要守住共產黨的家業。”換句話說，一切都屬於黨，而非人民和國家。

“中共要抓住權力不放，任何人對此都不會感到意外。當局在高科技和網絡審查方面花費巨大，並且推行了全面的互聯網監管制度，習近平和共產黨或許正在把中國人民押在一場風險巨大的賭局上，認為這個擁有7.5億網民的群體或將再次逆來順受地屈從——成為獨裁統治的受害者；事實上，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並沒有屈服，而是將繼續問責政府。”

審查制度下的批評聲音

在官方新華社2月25日宣布修憲後，網絡披露了當局發布的刪除數十個有關修憲的“敏感”詞，其中包括“不同意”和英文字母“N”（網友通常用N表示多次）；當這些詞都被禁止時，民眾的反應變得很難評估。但網民們很快找到了表達自己意見的方式，許多人使用汽車開倒車的文字和視頻作為他們不贊成修憲的隱喻。有一位用戶在流行的社區問答平台知乎（Zhihu）上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如果客車司機疲勞駕駛不換班，乘客能怎麼做？”（當局為此在3月2日下令要求各應用商店下架知乎App七天）。

一些年輕人也找到了表達自己觀點的方法。3月7日，著名學府清華大學的學生們利用“女生節”懸掛標語，將對取消任期的揶揄偽裝成對法學院女生們說的情話：“國無憲不立，吾離你不行”、“愛你沒有期限，如果有，那就把它刪掉”。許多身在歐洲國家，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大學的中國學生，更是利用享有的網上言論自由，通過推特賬號@stopxijinping發表他們關於“習近平不是我的主席”的觀點。

知識分子中最先表示不同意見的有李大同。李作為已遭關閉的中國青年報著名欄目“冰點”前主編，在2月26日發表公開信，敦促55位北京代表全國人大否決憲法修改草案。他寫道：“取消國家領導人的任期限制，將被全世界文明國家所恥笑，是開歷史倒車，將埋下中國再次陷於動亂的種子，貽害無窮。”（中國媒體項目翻譯）

威脅國際人權體系

隨著中國積極尋求通過習近平的強人形象來擴張全球領導力，不管中國政府如何表述，在中國發生的事都不應僅僅被視為中國的內政。近年來，中國不斷加大力度輸出與自由相悖的價值觀和治理模式。通過其參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和與聯合國人權條約機構和特別程序，中國試圖在包括國際人權體系在內的國際舞台上展示力量。

中國駐日內瓦聯合國大使俞建華最近在人權理事會發表講話，宣稱推動建立“公平、公正、開放、包容的全球人權治理體系”，聲稱這是一個以發展為基礎的體系。其發表的演講呼籲合作，並推動“發展中國家在全球人權治理體系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這在表面上聽起來似乎很合理，但其潛台詞和真實意圖卻在中國大使館網站上發布的中文文本中表達的更為明確：“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鑰匙......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各國人權發展道路不能定於一尊。”這種說法直接挑戰人權的普世性，並提出用新的“人權治理”體系取代國際人權體系，其實質是偷梁換柱，將重點從問責、遵守和履行國際義務偷換成以國家為中心的“治理”手段。

實際上，就在兩天前，也就是3月9日，中國在人權理事會提出了一項決議草案，在很大程度上與俞建華演講中的說法遙相呼應。這篇題為“通過雙贏合作促進國際人權事業”的草案，呼籲通過對話和技術援助在各國之間開展合作，完全規避了國際人權條約義務所要求的、且按照國際標準應有的國家對保護人權應盡的職責。

“人權的普世性原則，將在不遠的將來，被中國獨裁領導人習近平作為世界強勢領導人摧毀”，譚競嫦表示：“國際社會正面臨著一個關鍵時刻，是袖手旁觀，聽之任之，還是採取行動捍衛保護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全人類的人權原則。”

鑑於中國針對國際人權體系的基本原則、體制進程和職能機構的攻擊日益升級，中國人權促請國際社會堅守國際人權標準和普世價值觀。具體而言，我們敦促有關各方開展以下工作：

• 在與中國的多邊和雙邊對話中，各國政府必須強有力地明確支持為中國能擁有更開放的公民社會而努力奮鬥的國內維權人士，及其因為維權而遭拘留或監禁的家庭成員。
• 人權理事會所有成員國都必須利用即將到來的對中國履行國際人權義務進行審查的機會——即下一次的“普遍定期審議”，堅定地表達對中國攻擊普世人權價值、法治和公民權利的關注並做出回應。
• 國際社會全體成員必須抵制和拒絕中國政府通過轉移視線的策略，逃避對其人權狀況問責的企圖，包括指控國際將人權問題“政治化”和對中國的各種偏見，同時抵制和拒絕其引入“中國特色人權”等新術語，以圖取代現有的國際人權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