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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志的證辭 ── 遇難者袁力的父親

1999年01月31日

袁力﹐男﹐出生於 1960 年 7 月 7 日﹔北方交大碩士研究生畢業﹐在電子工業部自動化研究所工作﹐遇難前已接到美國 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研究生部的新生入學通知書﹐並已取得出國護照﹐預定9月以前赴美深造。



89 年 6 月 3 日子夜(約晚間 11 時 45 分)在木樨地遭戒嚴部隊槍殺﹐臨近 6 月 4 日零時被人送海軍醫院﹐因身上無證件﹐被列入2號無名屍體。遺體右手大姆指虎口下方有一塊烏青淤血﹔中彈部位由咽部射入﹐後背尾處射出。現骨灰安葬於北京西郊萬安公墓。



89 學生運動發生後﹐北京市全民響應﹐萬人空巷﹐袁力因堅持工作﹐並沒有積極參加遊行示威﹐但他時刻關注著學運的發展情況。當父母因對過去歷次政治運動所受衝擊心存余悸而勸他不要過多介入運動時﹐他則強調﹕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他還懮心忡忡地說﹕“一旦學運失敗﹐那該怎麼辦呢﹖”在 89 年“六.四”以前的半個多月時間裡﹐他幾乎每晚必去人民大學廣播站聆聽學運消息。



5 月 20 日晚﹐偶遇參加絕食的理工大學學生李**﹐袁力與他暢談良久﹐並要求李**給天安門廣場學運指揮部領袖們捎個口信﹐建議停止絕食。他認為民眾已經行動起來﹐已無必要繼續採取傷害自己身體的斷然舉措。後來袁力聽到柴玲宣佈停止絕食的消息﹐興奮不已。6 月 2 日下午﹐袁力在辦公室內與同事們談論戒嚴部隊在六里橋被民眾堵截受阻﹐有人認為戒嚴部隊可能開槍﹐袁力則說絕不可能﹐人民解放軍決不會向人民開槍。他對官方宣傳的所謂“軍民魚水情”深信不疑。6 月 3 日下午﹐袁力去清華大學找一位研究生﹐因這位研究生已去天安門廣場﹐於是袁力立即前往尋找﹐正遇學生們在府右街附近攔住一輛偷運槍支彈藥和鋼盔等武器的卡車﹐而且還有人用槍尖刺刀舉著鋼盔示威。袁力認為這是學生們的一次正義行動﹐大快人心。此時駐紮在人民大會堂裡面的解放軍企圖衝擊人群奪回武器﹐袁力與清華大學的同學一起手挽手攔住解放軍﹐勸說他們退回人民大會堂內﹐直到晚8時才回家吃晚飯洗澡。



當晚約 11 時半﹐袁力聽到軍事博物館至木樨地一帶槍聲大作﹐就立即騎上自行車前往木樨地﹐他母親拉住他的自行車說﹕“危險﹐危險﹗已有人被打死﹐千萬不可前去﹗”袁力則說﹐你們老年人尚且上街打聽消息﹐我一個單身小夥子怕什麼﹖當時他身穿汗背心、牛仔褲﹐頸上圍一條白毛巾﹐說是為了並上催淚彈等毒氣時捂鼻子防毒之用。他執意跨上自行車﹐用力一蹬就走了。天啊﹗豈知這竟是最後的訣別。我和他母親通宵達旦沒能合眼。6 月 4 日晨沒見他回家﹐我們意識到出事了。我們請鄰居幫忙找來了袁力的表姐、表姐夫﹐一同去木樨地尋找﹐並向西城公安分局和派出所探詢。所有人都建議我們到各醫院尋找。從 6 月 4 日起的半個月裡﹐由袁力的表姐、表姐夫、哥哥和從長沙趕來的姐姐以及其他親友們一起﹐找遍了北京市區內的 44 家醫院﹐都找不到袁力﹐連屍體都沒有見到。莫非是被戒嚴部隊抓走了﹖真令人揪心、焦慮、恐懼、…….這樣日子實在不好過。直至 6 月 19 日﹐我們再次到各醫院拉網尋找﹐終於在海軍醫院太平間裡見到了他的屍體。原來袁力身上沒有任何證件﹐所以成了無法找到親屬的無名尸。在這段時間裡﹐袁力的遺體曾被北京市彈簧廠的工人誤認領走﹐兩天後才送回。幸虧海軍醫院的一位老者想盡辦法保存好屍體﹐因而得以完好保存﹐沒有腐爛。



在尋找袁力的半個月時間裡﹐所到 44 座醫院內無一沒有屍體﹐最多的復興醫院﹐屍首堆積成山。我們從各個醫院親眼目睹的屍體至少在 400 具以上﹐而已經陸續被認領運走的還不知更有多少具﹗﹖在此期間﹐袁力失蹤的消息一傳出去﹐不僅許多親友來我家探望慰問﹐而且還有三位素不相識的青年人來訪﹐講述 6 月 3 日晚到 6 月 4 日晨﹐他們在木樨地橋頭下和在橋側高樓腳手架上親眼目睹的殘酷情景﹕6 月 3 日晚 11 時戒嚴部隊先遣步行方隊自西向東行進﹐一跨過木樨地橋﹐就一聲令下﹐士兵臥倒﹐中間一軍官以單膝跪姿﹐用衝鋒槍向馬路中間及兩側盲目掃射﹐多少人應聲而倒。方隊過後﹐不少人用三輪板車或自行車搶運屍體及傷者送往附近醫院。相隔不到半小時﹐第一列車隊自西向東緩緩駛過木樨地橋﹐有人看到一青年高舉右臂﹐大聲喊道﹕“我是清華研究生.....”話音未落﹐這位青年倒在了黑暗之中……。



從袁力的屍體我們發現他的右手大姆指虎口下方有一塊烏青淤血﹐中彈部位由咽部射入﹐後背尾處射出﹐鮮血染紅了背心和整條牛仔褲(血衣猶存)。我們斷定袁力的右手是被槍托擊傷的﹔子彈是從軍車上舉槍往下射向袁力的﹐彈道幾乎是直上直下。袁力屍體臉部﹐雙目睜瞪﹐口微張﹐作喊話狀。在火化前我們才為他瞑目合嘴。



89 年 6 月 24 日﹐在八寶山第三告別室舉行了向袁力遺體告別儀式﹐參加者約 300 人。在儀式開始前﹐我們親眼看到兩個一人來高、裝得鼓鼓的黑色大塑料袋﹐被人送入火化室﹐遠處就能嗅到令人窒息的惡臭。對“六.四”慘案死難人數統計中﹐像這樣的遇難者﹐恐怕是很難調查清楚的了。多少冤魂只能由後人以“六.四”國恥日來紀念他們了﹗



1989 年 7 月 29 日﹐在北京西郊萬安公墓內﹐舉行了袁力骨灰下葬儀式﹐袁力墓碑碑文是這樣寫的﹕慟哭吾兒未及而立之年猝然離世吾家希望之星突告隕落天公如此不公喚走有志青年留下古稀雙親吾兒七七墜地六三昇天短暫一生不幸始終全家心碎永失歡笑立碑誌哀。



十年來﹐袁力的死留給親人的心靈創傷是無法彌合的。殺人者希望大家淡忘“六.四”慘案﹐但這只會使人們對殺人者的憤怒和對無辜死難者的痛苦記憶在心底裡埋得更深。從天而降的突然打擊﹐精神上的強烈刺激﹐導致袁力的母親高血壓症病情加劇﹐心臟病多次惡性發作﹐特別是向袁力遺體告別儀式時因暈厥而退埸。從 89 年以後的幾年中﹐袁力的母親每年都因高血壓心臟病惡化而住醫院治療。再加上每年清明節、“六.四”在萬安公墓掃墓祭奠時﹐總是受到軍警、便衣的監視﹐這種精神上的迫害﹐更使我們遭受身心雙重損¡芊C安度晚年已成絕望。



袁可志


1999 年 1 月 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