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內部宗教工作會議的主旨，被理解為“北京要漢化宗教”是種誤解，這個會議只不過是習近平在民族矛盾、地區衝突、社會認同危機等諸種壓力之下，再次重申中共的萬法歸一原則：不管什麼宗教，諸神都受中共領導。

4月25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高規格的黨內宗教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的主旨被外媒批評為“北京漢化宗教”。考諸實質，這一批評陷入皮相之論，因為中共所有宗教工作的目的，從來就不在於“漢化”，而在於控制宗教並凌駕於宗教之上。現階段加強藏疆地區的宗教工作，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政治目的，即防止地區（民族）分裂。

中共控制宗教的目的：消滅一切有組織力量

新華網報導4月22-23日在北京舉行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焦點當然是習近平的講話。這篇講話外殼仍然是黨八股，如“必須堅持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提出要全面貫徹的四條政策，例如“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但其內容卻非常具有針對性。

四條政策中的第一、二兩條應該聯起來讀：本黨保證宗教信仰自由，但這些宗教依照本國法律，必須由黨來領導——不管貴教信奉什麼神，只要在中國，各宗教就得服從一位共主，即中國共產黨。

第三條“堅持獨立自辦原則”，這話對不同的宗教而言，細微處有差別，但共同點卻是：不管貴教之源是羅馬教廷，還是廣布世界的伊斯蘭各教派，以及正宗得不能再正宗的藏傳佛教的達賴喇嘛，如今都是本黨視為敵對者的“境外勢力”。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之內，都得由本黨“獨立自辦”，不接受境外勢力的領導與滲透。萬法歸一，即黨的意志高於眾神的意志，宗教價值觀必須服從黨的意識形態。

當然，中共管理宗教，有自己的一套組織系統，各種神職有部、廳局級、處級、科級，以及相應的職級待遇，包括政協裡面按級別配給的國家、省、地、市、縣級界別委員位置。

宗教與王權之爭，在歐洲歷史上曾經歷反复惡鬥，最後才形成了“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這一政教分離格局。中國歷史上絕大部分時候，都是皇權高於神權，但也有少數時候，宗教勢力極大威脅皇權，這就發生了有名的“三武一宗滅佛事件”（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五代十國時期的後周世宗四次大規模禁佛事件的合稱）。中共控制宗教，部分源自中國傳統政治與宗教關係，但更主要出自於極權政治特性。極權政治與一般的專制威權統治有本質區別，以中國現代的國民政府為例，國民政府是威權政治，允許社團存在、私人辦報，政府不凌駕於宗教之上；經濟上允許私有製、市場經濟等，資源委員會是戰時體制不算通例；中共政權則是三個壟斷：政治壟斷、資源壟斷、文化（輿論）壟斷，政府對經濟強干預，凌駕於宗教之上。

邊疆地區宗教事涉“地區穩定”及“民族團結”

從藏傳佛教及維族的伊斯蘭教角度來看，視為“漢化”可以理解，因為在這兩族大多數民眾眼中，中共與漢族實在是難以分割的一體，只有少數有戰略眼光的人才能夠將漢族人民與中國共產黨策略性地分別看待。

但如果從天主教、基督教的角度來看，則很容易辨識“漢化”這一說法的片面之處。因為自近代以來，香港、台灣、日本、南韓都有天主教與基督教在廣為傳播。這一傳播過程就是外來宗教與本土文化融合的過程，融合的極致就是連聖母畫像都改成亞洲黃種婦女懷抱黃種嬰兒。這些在《牛津基督教史》中的常識，說明處於強勢的宗教願意改變自身去本土化以吸引更多的信眾。

但北京如今強化黨的領導這一原則，對所有宗教都一視同仁，原因不在於這些宗教是否“漢化”，而是因為在中共眼中，西藏新疆的宗教問題涉及到“地區安全”與“民族統一”。

藏傳佛教是藏族人共同信奉的宗教。藏族政教合一傳統的打破，不是藏文化自然演進的結果，而是中共通過暴力征服並強制推行的結果。在北京眼中，宗教力量的興盛，就意味著北京影響的衰退，因此必須“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依法管理宗教事務”。近年來北京強調黨對達賴喇嘛轉世的管理權及認證權，而達賴喇嘛則針鋒相對地提出要結束轉世制度，涉及的當然不僅是宗教事務的管理權之爭，在北京眼中，是涉及地區穩定與民族分裂的國家安全問題；在達蘭薩拉看來，則是民族自決與堅持宗教獨立的根本原則問題。

新疆維族的宗教生態雖然與藏傳佛教不同，但涉及的地區安全及民族分裂都與藏區類似，因此也在北京強化宗教工作的重點之列。

基督教與天主教的社會自組織功能深犯中共大忌

北京對漢族聚居區域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強化管理，完全是另一番考慮。中共自建政以來，基於自己奪取政權經驗的反思，幾乎杜絕共產黨系列之外的一切有組織力量。毛澤東統治時期，哪怕就幾位青年組織一個讀書會也會打為反革命組織重判入獄；改革開放後，控制雖然稍有放鬆，一度還因對外交往的需要，允許外國及其資助的NGO在中國活動，但主要涉及環保、健康、扶貧、法治等，稍涉政治的NGO，也在嚴密監視之列。習近平執政以來，對外國NGO的打壓與控管一直在加強，美歐等國政府強烈反對《中國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原因就在於他們看穿了這是中國政府以“依法管理”之名加強控制打壓之實的一部法律。

中共一直將宗教視為中國當前唯一能夠合法聚眾、形成組織力量的工具。早在2001年法輪功被鎮壓之時，我寫過一篇《當代中國的社會認同危機——“法輪功”事件的啟示》，指出共產政權與宗教的衝突源自兩點：

一是宗教的自組織功能與極權政治將社會原子化有內在衝突。

人類社會有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文化等四種權力，一個政權掌握權力的種類越多，對社會的控制力越強。與歷代封建王朝相比，中共全面壟斷了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權力，再加上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意識形態文化，對社會的控制力之強前所未有。但這種局面在改革開放以來受到挑戰，除了政治、軍事仍然全面壟斷之外，經濟上已經進入半行政半市場化狀態，有了部分私人經濟部門；再加上外來文化的衝擊，意識形態控制力度減弱，出現了社會認同危機，法輪功及各種宗教的興盛，就是在這一社會背景下的產物。中共對法輪功的打擊，就是因為看到法輪功汲取社會力量的基礎結構對中共將社會原子化的做法形成了強烈的挑戰。

二是宗教與類宗教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有爭奪信眾的內在衝突。

所有的宗教，都是社會成員一種最廣義的“精神拯救”，這種精神拯救使各宗教成員不得不捲入公共結社，從而被拖入最廣義的政治。對此，因研究基督教史而知名的學者諾克對宗教有段著名的總結：“人們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在宇宙中尋找家園”，這個家園是一種社會家園，一種共同體，他們旨在創造出一種超越性社會。這一點正好與中共的意識形態構成了強烈的內在衝突。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號稱社會科學理論，但它卻具有其它所有社會科學理論不具備的一種類宗教特質，為人類提供彼岸社會，即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世人皆知，宗教的理想社會是來世，即彼岸；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學說自誕生以來170多年，經過半個地球幾十個國家的努力實踐，沒有一個國家實現了共產主義理想，有則蘇聯政治笑話對此表示嘲諷：“人類距離共產主義天堂有多遠？五公里，還有五公里，再差五公里，永遠差五公里”。

在現代民主社會，社會成員對宗教的信仰，不會被世俗政權視為威脅，但在共產政權統治的國家卻會，原因就在於共產學說的類宗教性質。只要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權（哪怕是中共這種名存實亡的信奉），必定會與宗教處於一種緊張狀態，因為二者定會因爭奪信徒而產生衝突。

中共容得下三自愛國教會，就是因為它們明確接受了中共的領導；中共要打壓基督教家庭教會，就在於它們奉行“自治、自養、自傳”原則，不接受中共領導，與漢化沒有關係。鄭州“大海寺”大雄寶殿上曾掛出一條橫幅“習總為民佈盛世 ，五佛欣然臨中原”，被海外傳為笑談，但仔細考察背後因素，不過是重演中國歷史上佛門向皇權輸誠的老故事而已。

綜上所述，最近中共內部宗教工作會議的主旨，被理解為“北京要漢化宗教”是種誤解，這個會議只不過是習近平在民族矛盾、地區衝突、社會認同危機等諸種壓力之下，再次重申中共的萬法歸一原則：不管什麼宗教，諸神都受中共領導。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81期  2016年4月15日—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