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為追求民主而努力的人們，並非世間悲劇，而是值得我們以為慰藉的榮耀袍澤。人世何其短暫，得失如瞬息鴻毛，唯不屈的信念和犧牲精神，可堪永存。

孫文廣先生獨立參選人大代表 

或有人以為：中國的人權與民主事業，是在不斷地重複著失敗，因為歷經無數前赴後繼的犧牲之後，專制政體仍磐石般紋絲不動，專制機器的鏈條非但不見鬆動，倒有越發精確縝密之勢，至少看起來似乎如此。法西斯一類的極端政體，在工業社會體系下，掌握著暴力機器，只需少數士兵，就可以在武力上對百萬民眾形成毀滅性的優勢。憑藉此武力，他們可以將古之統治者們所忌憚的一切不安穩因素皆拋擲腦後，為所欲為。無論他們的統治如何敗壞，人民要么成為他們統治的爪牙和奴才，要么敢怒而不敢言，忍氣吞聲。除此之外，一切反抗看起來都那麼荒唐乏力。每當有人願意站出來為這個國家的民主前景而努力時，他的命運必然是悲劇性的，這些努力必會在遠遠未能達到目標之前便告夭折。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們悲觀失望，心灰意冷，往往容易使人陷入喪失行動能力的低落和懊恨中，自尋煩惱。又有些人相信，專制者徒有強大的外表，實則虛弱無助，他們隨時都坐在被歷史拋棄併吞沒的火山口上，看似毫無反擊之力的人民，會在瞬間取得對專制統治的勝利，因為暴力國家機器終會拋棄專制者而站到人民一邊。持這種觀念的人亦不在少數，他們充滿行動的動力和積極心態，儘管這種積極心態有相當的虛構成分，在現實挫折面前顯得脆弱易折。在理論上他們並沒有錯，但過分地樂觀會往往使現實行動陷入不切實際的衝動之中，再以失敗收場。

有人認為失敗的衝動總勝過懊喪的虛擲，有人則反過來認為無謂的犧牲不如全身而退，各自皆有道理卻各自都失於偏頗。還有第三種觀念，亦完全堪稱樂觀。這類人認為：若有人願意站出來為中國之人權與民主事業做出努力，此舉本身便是一個巨大的成功。無論這些努力的結局如何，都是人權與民主本身的成功。那些為追求民主而努力的人們，並非世間悲劇，而是值得我們以為慰藉的榮耀袍澤。人世何其短暫，得失如瞬息鴻毛，唯不屈的信念和犧牲精神，可堪永存。

孫文廣先生便是這第三類的代表人物。未識其人，早聞得他美名，說是孫教授謙和禮讓，愛惜後進，長者師表當世罕見。我早有求見之心，聽傳聞越多，更難按捺。那些他人口中的譽美之詞，唯有親謀一面，方可窺其一斑。有位性行倔犟的女孩，剛從學校畢業，正在給一位維權律師做見習律師。因為工作關係，她接觸了很多受政治迫害的反對派人士。“你們這些人（說的是政治反對派們），一個個苦大仇深的樣子，”她傲氣地撇著嘴，言語中相當地不滿。“讓人一點都不舒服，除了孫老師。”提到孫老師，她眼神平和清澈起來，瞬間失卻了往日的倔傲，大約在她心中，人若是主動選擇犧牲，便當懷著喜悅之情去接受命運的安排。這類人應該對他人充滿善意的寬容和體諒，而非求全責備，因為一個人若是連自己悲劇的命運都願意坦然接受，那麼還有什麼是不能接受的呢？這固然是對的，至少是應當追求的，而她卻不曉得，欲求那滿載著和平與希望的寧靜境界，需先歷經無數歲月浮沉，離合悲歡。對人世既已徹悟，又滿懷慈悲之愛。那是位典型的八零後女孩，渾身散發著濃郁的個人意識和自主精神，她絲毫也不懷疑為人權活動者們行為的正當性和可行性，若自己親身參與其中，既樂意為之亦毫無畏懼。絲毫不似他們在政治風雨中勉力求生的父輩，少受集體主義及辯證唯物主義之毒害，擁有桀驁而柔軟的心腸及受人尊敬的是非判斷能力。與十年後她的兩位後來師妹相比，她似乎是幸運的。同為初出茅廬，對未來充滿期待的律師助理，因為替人權律師工作，趙威和李淑雲兩位女士，卻難逃專制者魔爪，她們被課以“顛覆國家政權”之罪名，收押在看守所中，未來命運坎坷不明。

隱約中折射出時代的變更，日復一日里也許難以察覺，十年之後，則世道人心又是一番景象。如今的人們活得越發缺乏安全感。專制政權和人民之間矛盾越來越深，這矛盾在一定程度源於政權對人民的掠奪越來越肆無忌憚，但更重要的原因，則在於隨著中國社會不可逆轉地參與到全球市場之內後，無法阻擋的信息開放，使人民眼界越來越開闊，對專制政權的厭惡情緒與日俱增。專制政權似已意識到民心無法再被蒙蔽，越發赤裸裸地擺出以人民為敵的態勢，更加速著人民對它的惡感。越發懷著深深敵意對待人民的專制者們，同樣呼吸到來自人民的敵意，因此遠不止活在專制之下的人民，專制集團本身亦同樣在步步喪失著安全感，他們對民間人權活動者們的鎮壓也越來越殘酷。他們不曉得“坑灰未冷東山亂，劉項本來不讀書”的古訓，越發逆天道人心而行，未來命運就越發無助。

要為這十餘年來政治氛圍的步步演變找見證的話，孫文廣先生可當之無愧。身為大學教授的他，與各色草根維權人物打成一氣，待人從無高低眼色，深得濟南各界愛戴。雖則老先生年高德望，早不在自傷身世，不過作為旁人，倒也不妨羅列一番孫氏掌故。

先生一九三四年生於山東榮城，其父孫廷鏞系國民革命軍軍官。二二年，陳炯明在廣東發動反對孫文的政變，孫廷鏞曾在永豐艦上護衛孫文。二十七年後，國民政府從大陸敗退，孫廷​​鏞隨國民政府撤往台灣，留下的孫文廣在大陸頂著“反動軍官”兒子的帽子，艱難求生。起初，因為父兄赴台，他被當作“統戰”對象，論月派給補助，年輕的孫文廣在洗腦和籠絡雙管齊下之下，對共產黨政權充滿天真的好感。反右運動開始時，二十出頭的孫文廣是反右中的積極分子，他曾批判過同學的“反黨言論”，被批判者很快被打成右派。據孫教授自己回憶，當時自己認為同學的言論是錯誤的，因此起而批判，並未料到右派身份，直堪是個火坑。“如果知道自己是在把人往火坑里推，也許不會做出那些事，但當時我對共產黨政權懷著感恩心理，卻是真真實實的，懷著這種心理的，遠不止我一人，在我同齡人中，至今仍大有人在。”

一九五七年，孫文廣從山東大學物理系畢業，留校擔任助教，在“統戰對象”的身份保護傘下，這位年輕人似乎一帆風順。好景不長，到了六零年，“反右傾”運動降臨，原本批判別人的他，亦因所謂“反黨言論”，成了挨批判的對象。當自己站在挨批判的位置上時，方才明白，原來所謂的“批判”壓根不是觀念爭論，站在上頭只有挨鬥的份，根本不可能有辯護反駁的機會。這時他想起當年被自己批判過的同學們，幡然省悟。接下來的幾年，“統戰對象”的光環漸漸褪去，每當政治運動來臨，孫文廣必為被運動之對象。輕則毆打遊​​街，重則抄家關進牛棚，他的反擊手段則是直接給黨中央寫申訴材料，使批鬥他的人們有所忌憚，年紀輕輕便已儼然一副“老運動員”風範。

未久文化大革命爆發，共產黨政權腳跟站穩，徹底撕下“統戰”的面具。要說這共產黨的“統戰”究竟為何物？昔日林彪率軍進入東北，手下乾部曾因不懂“統戰工作”為何物而向他請教，林彪批復曰：“就是各個擊破！”六六年，老賬新賬一股腦兒全部翻了出來，父兄的國軍軍官身份，成了他頭上無法挪移的大山，外加過去數年來的“反黨言論”，孫文廣直接被逮將起來，關進看守所內，一關七月有餘。次年，人間早已一片慘相，從看守所放回山大的孫文廣，看見滿世界批判人的大字報，還有被在校辦勞改隊裡淒涼度日的右派分子們，這其中就包括當年他批判過的同學，不由得悲從心起。他也在校內貼出大字報，這張為右派們鳴不平的大字報，很快又為他的“反革命罪證”添上一筆，被政治運動送入牛棚。先是“清查階級隊伍”，批鬥、遊街、抄家，隨後牛棚七個月伺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剛放出來又遇“清查五一六”運動，這次是二十一個月。到了一九七四年，濟南市公安局“追查孫文廣反革命言論”，將他抓入看守所，公安局認為他“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一貫堅持反動立場”，在看守所里關押三年半後，一九七八年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孫文廣有期徒刑七年。我請他拿判決書出來看時，他取出一張皺巴巴的小小紙頭，心頭似略有惆悵之色，因為大部分政治犯都會將判決資料完完整整收拾起來，而他只有手裡一張臟兮兮的小紙片，還殘缺不全，愧疚之色流於猶豫之間。那紙頭系二審判決書，上面聊聊幾句，說是孫文廣“堅持反動立場，進行反革命活動，破壞文化大革命，攻擊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證據確鑿”，孫的上訴系“無理狡辯”，維持原判。

一九八一年，孫文廣出獄，在勞改隊就業當了個“二勞改”。次年得平反回山東大學任教時，昔日少年已年近五旬。孫氏回歸學校後，很長一段時間專心從事教學，曾任過山大物理系主任。鄧小平的改革曾一度給了人們逃離政治運動漩渦和饑饉之苦的盼頭，希望似又重新燃起——在這個國家裡過上真實而充滿人味的生活。虛幻的希望很快被砸得粉碎，從上到下都對毛澤東瑟瑟發抖的政治強人時代過去了，當權者缺乏毛式的權威來對人民實行嚴酷控制，但這並不意味著專制政體會改變其視人民為奴為敵的本性。執教二十多年後，本當安享晚年的教授孫文廣先生，像個初出茅廬的毛頭小伙一般投入到維權運動中，為中國的人權事業拋灑殘年。

二零零六年，我在青島盤桓，與經營書店艱難謀生的民主牆和民主黨雙料政治反對派姜福禎先生交厚，他反復告訴我：“孫文廣先生是值得尊敬的長者，若到濟南，務必拜訪，必有見益。”我早有求見之心，外加孫教授有些書稿，放在姜福禎書店里托其編校排版，因姜有編輯經驗，年輕時為青島民刊《海浪花》編輯，後因此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入獄。我帶了孫教授的書稿，厚厚一大摞，還自嘲道：要是無座，在火車上可做馬扎之用。姜先生提醒我，如今維權運動陷於緊張，當謹慎行事，最好不要將這些書稿帶上，以防萬一，時值高智晟律師在山東老家被捕，聽說孫先生亦被軟禁，家門口有警察蹲點執勤，不教出行、會客。我倔犟不聽勸告，認為這緊張關頭正是自己大長見識的機會，非要問姜福禎索要了書稿前往濟南。他性行溫和，見我魯莽便不再堅持，於是我便買了火車票準備往濟南去。還來不及出發，便被警察逮個正著，押回雲南關將起來，隨身物品悉數抄走。事後向警察討要孫老師的書稿，他們一概賴稱不知。如是，我尚未見著孫老師，便欠下他大大一筆人情，多年辛勤，經我手一去無踪。當我再次得到自由，只有悔不聽人言，釀成大錯，再有出行，甚至有不敢向山東去的尷尬。

我見到孫文廣先生時，已又過了些年，他話並不多，語調清健平易，毫無好為人師的“教授”之態。倒是像個謙恭後進，問我打聽些維權界掌故。那幾日正趕上頸椎發作，坐臥不寧，話說不上幾句，便要帶我到他家去。“我有一處舊宿舍，足夠你住的。”還想謙讓幾句，他已象牽個聽話的小學生一般將我牽走，告訴我那裡是空房子，時常收留單身朋友，有些一住便是數月、上年。於是與他同去，紅著耳根子道：“孫老師，你放在姜福禎那裡的書稿，被我給弄沒了……”雖曉得他必不會因此責怪於我，但涵養再好的人，亦難免會流露出遺憾和尷尬。“我還有備份呢。”他微笑著答道，不僅絲毫沒有責怪或者遺憾的意思，倒是像那些書稿，是送給我拿去做遊戲的摺紙一樣，我把它們都玩完了，他才最高興。

不知是否有為我緩解尷尬的緣故，他隻字不提書稿的事，而每當我試圖提起，他又輕聲地岔過，問我打聽這，打聽那——那些我見過而他沒有見過的人們，一面聽著一面忍不住頸椎作痛：“就像你說的一樣，年輕人沒有人經驗，年紀大了就像我一樣，想動一下體力精力都支撐不住”。他眉頭皺將起來，不過這次是家國之痛壓過了身痛，不知不覺間雙目晶瑩。“本應該是主力的中年人，又上有老下有小。”

這“體力精力不濟”，聽起來更像是謙讓之詞，觀其十年如一的作風，在維權領域，就算是精力充沛的年輕人，也不敢說自己能勝過孫老師。從我聽說他名字的那一天起，他就活躍在維權第一線，至今老而彌堅。十年前，老教授幾乎稱得上單槍匹馬，孤軍奮戰一般，身邊鮮有支持者，以古稀之年，支撐濟南維權界，一面到四處尋找維權搭檔。為此，山大黨委、團委對學生們下達指示：禁止和孫文廣來往。每當他本想與路過的學生們交流幾句，很快便會被認出是“反動賣國賊”孫文廣，然後學生們迅速從他身邊逃也似地飄走。他所受到的壓迫遠非這簡單地孤立，他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人大代表，把自己的宣傳​​材料貼在山大，被保衛科撕了去，找他們理論時，他們罵罵咧咧推搡道：“你這種賣國賊，見一張撕一張。”山大黨委從上到下打了交代，要求師生們皆不得“圍觀孫文廣”，更不得投他的票。這是些小衝突，他每年都要堅持到公開場合去紀念六.四民主運動，為此他曾被不明身份的壯漢毆打過致住院。他門外走樓梯過道的牆上，在夜間被不明身份的人寫上：“賣國賊強姦犯孫文廣”的字樣，斗大的字跡白灰寫就，一直保存至今。如果說“反動分子”、“賣國賊”之類的政治性詞彙我們早習以為常，不以為意，那這“強姦犯”一說，卻有些說頭。此事發生在奧運會那年，六月二十四日夜間，孫先生接到一個電話，自稱是香港記者，要約孫先生一見，問是何媒體？對方敷衍不答，只道明日一早便要乘飛機回香港，求見孫先生一面，地點在山大附近某洗浴中心。孫先生心中犯疑，媒體豈有不自報家門者？在洗浴中心落腳更是不倫不類，於是答曰：“太晚，不方便。”夜深之後，孫家被砸門聲吵醒，一男一女自稱媒體記者，在門外高聲叫罵孫文廣“耍流氓”，出言不遜，聲稱要報復。孫家閉門不理，二人離去，且附近有多名同夥散落在夜色中。次日清晨，孫家外樓道上留下“賣國賊強姦犯孫文廣”、“流氓”等斗大字樣，還用銳器刻上個駭人的骷髏頭。此事說來蹊蹺，政治反對派處在高度監控之下，一舉一動皆逃不過警察的眼皮子，負責監控的政治警察或安全局情報人員，對他們的熟悉程度甚至遠遠超過其至親好友，對政治警察而言，要是這些在嚴密監控之下的政治反對派作出什麼“違法亂紀”的勾當，犯下非政治性的罪過，乃是他們最樂於見到的事。假如孫文廣先生果真有過什麼“耍流氓”甚至“強姦”，那麼用此類罪名將他送進監獄，將是對專制政權最有利的行為，既可以實質上直接鎮壓這位反對派人士，更能嚴重挫傷反對派們的道德感自豪感，他們焉能放過如此良機？設此邏輯成立，我們有相當的理由懷疑，所謂的孫文廣“耍流氓”、“強姦云云”，完全是在警方或者山大黨委授意之下的威嚇訛詐，即便不能嚇退孫文廣，也幻想以此搞臭他的名聲。

以上羅列的，不過九牛一毛，這位老人所經歷的艱辛，豈止一言難盡。人心自有公論，儘管當局想方設法，動用大量人力和組織關係孤立、搞臭他，而堅持不懈之下，堅冰正在逐步融化。青年學生們悄悄不再視他為洪水猛獸，登門造訪者漸漸有之，雖然學生們事先會受到警告，事後會遭到威嚇，中間還很有可能遭到阻撓，但山大的學生們，陸陸續續慕名而來。更有各色維權人物，從拆遷上訪戶到各色政治和宗教受害者，紛紛欽慕到孫先生身邊來，並以孫文廣先生為自己的榮耀。孫先生待人從無高低貴賤之勢利眼，更無論資排輩的山大王情結，在他眼裡，每一位為關心、關注中國人權與民主事業的人，都是倍受尊重的對象。無論與任何人打交道，他總是從別人身上看待自己之所短，從自己身上看待別人之所長。人們爭相與他結交並敬為師長。隨著公民意識的步步覺醒，濟南湧現出大批人權事業的支持者，較之三十多年前山東民主熱潮時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代人心態更加開放，個人意識更加強烈，對中國未來民主道路必須立足民間的信念更加強烈，自覺地不再追逐專制政權的風聲。專制政權摧毀了儒家傳統的所有精粹之後，連同儒家的精英主義色彩一同連根拔除，新一代人歷經迷惘與困惑，終於漸漸向個人主義靠攏，這種個人主義色彩所必然產生的低調務實作風，正在蔓延進整個中國反對運動之中，大有將成其基石之態，無論這運動或浮或沉。

眨眼間十年過去，當初古稀如今耄耋，他七十那年，濟南維權界人才凋敝，幾乎全靠老教授一人勉力支撐。到了八十之年，景象卻大不相同。舉目中國，公民意識正在隨著專制政權權威的步步喪失而步步壯大，它不懂得順應民心，只知道一味盤剝，自恃武力在握鎮壓異己，人心喪失的速度隨著市場帶來的必然開發，滑坡般向底谷墜落。他們不明白，政治組織靠恐怖與謊言的統治，有其錯綜複雜、環環相扣的歷史背景，最堅強的統治並不來自暴力和欺騙，而來自公正和責任。武力終究有一日不會再聽命於黨，不懂順應潮流民心，自取滅亡之日來臨，恐怕化作齏粉亦不能平息歷史的審判。然而在位者無論高低，早習慣了周圍奴顏婢膝的迎逢和唾手可得的滾滾民脂民膏，並以此為自己的全部世界。對於人民，他們習慣性地輕視並敵視之，自以為是地認為人民只不過是些僅供少數政治人物煽動和利用的盲目牲口，要么被他們控制，要么被他們的“敵對勢力”控制。當特定歷史時期已不可挽回地過去，越是試圖繼續奴役人民維繫統治，不過是越發在自己的罪孽上添上一筆。貌似強大的專制政體早已徒具其表，這軀殼還能苟延殘喘多久，雖無人敢下定論，而其朽壞崩塌的命運越發表露無遺，它不肯也不可能放棄以人民為奴為敵的本性，因此無論其內外環境如何變壞，一切都只會朝著加速其崩塌的方向發展。

公民社會的成長是這大廈將傾的國勢中唯一的希望所在，它若足夠強大，則可挽大廈於將傾。雖然高壓下的艱難成長並不容許人們過分地樂觀，但至少它會成為傾倒後的瓦礫中，重建文明國運最可靠的力量。如果把今天它所受到的高壓，看作是對它未來所需承擔之重任的錘煉，那麼，投身其中的人們，或可以樂觀豁達的心態去看待施加在同仁和自己身上的迫害。

孫文廣先生八十大壽那天，我應現已再次身陷囹圄的胡石根先生之託，前往濟南去為孫先生祝壽。他雖有親往之心，卻不敢怠慢，因為濟南各界有不少人，因敬慕孫先生，要給他辦個生日晚會，警察很可能會把這種祝壽活動當成“反革命”聚會對待。處在嚴密監控之下的胡石根，匆匆從北京趕去拜壽，在警察眼裡更加可疑，若是因此被堵住家門軟禁起來，或者在半路上被警察截走，絲毫不足為奇。因此他做下兩手準備，教我前往濟南，他自己若不能成行，則由我代他拜祝。我自然欣然從命，次日一早匆匆趕往濟南。那果真是好一番熱鬧景象，青年學生至白髮長者，保守估計也有二百多人，將孫氏夫婦圍坐當中。孫先生一如既往地平靜、謙遜，心中似乎漣漪，覺得自己有愧于各位盛情。他生長在民國儒門人家，早已習慣以謙恭節儉為德，不喜排場。八十長者，面對這為自己而開的派對，卻做男孩似的羞澀狀。而孫夫人則微微有些激動，她忍不住站起來，稱自己嫁入孫家，雖隨孫文廣同遭迫害，如今暮年，愈發以嫁入孫家為榮。“當年陳炯明政變，我公爹曾經在中山艦為中山先生擋過一槍！”看到這麼多陌生人不顧警察的阻撓來給老伴做壽，有從山東各地而來，還有幾位來自外省，她不無自豪地宣稱孫氏世代忠良，至孫文廣不過延綿不絕耳。在派對的大廳外，鬼魅般徘徊著便衣密探們，監視場內一舉一動，我想起第一次看見劉曉波先生時的情景，四周同樣佈滿神色可疑的人們，我大為興奮，興致勃勃地問劉這些個尾巴，是不是他帶來的。他對我報以苦笑，為我少見多怪略顯無奈之色。日復一日中，我漸漸習慣了這種生活，不再顧忌他們的存在，和在座諸位盡情享受歡愉。抑不住找機會擠到被團團圍住的老教授身邊道：“孫老師曾經教誨過我：‘不必計較一世的得失。’我終生記得……”他一愕，顯然並不記得，或是不願相信自己曾經說過帶如此濃烈說教味道的話。事隔多年，他已經很難記得當初我們一老一少促膝相對時的情景，那時我多愁善感，舉手投足中流露出難以磨滅的悲傷。他一面聽我訴說，偶爾接一句，問我今後做何打算？我答，趁現在年輕，體力精力經得起旅途顛簸，要盡量多走些地方。今日的喜慶和昔日的憂慮，恍惚在隔世之間。祝壽的大廳內張燈結彩，他忙著應酬每一位前來道賀的人，雖是自己的大壽，卻絲毫看不出有什麼被眾星捧月之後的意氣風發之態，反倒是應酬使他漸漸疲憊。我覺得時空在顛倒，疑是回到那多年前的孤燈白髮之下，飽含憐惜的眼神，安慰著窗外的寂靜。

“那麼你想過自己的終身麼？”他問。

“若是遇上能接納我的，我便找一個，若是遇不上，那麼我就繼續等下去。”我有些心不在焉，仍深深地沉浸在適才對國家命運如鉤似火的憂愁之中。

他輕輕點頭：“你還不到三十，我結婚的時候，已經快五十歲了。”似是回憶起自己年輕時代苦難歲月。在一絲憂傷後復又歸於平靜和慰藉。“不必計較一世的得失。”他緩緩吐出幾個字，像是在安慰和稱道我，又像是喃喃自語——為自己滑落的七十多個年頭，和今後將要自我身上滑落的那些未知年頭。

酒過三巡，氣氛越發熱烈起來，開始有人走上台前，歌舞助興，山東至今仍存有德國遺風，市井好歌舞者不少，此風在濟南雖不如青島，比諸中國大多數城市，仍堪稱熱烈。來客中亦多有政治受害者或上訪戶，生活飽經苦難。看著這些忘憂的人們載歌載舞，就連從民主牆時代一路走來的老運動員姜福禎亦大為觸動：“就算是八十年代初山東思想界最活躍的時候，也沒見過這麼熱烈的場面，三十多年來是頭一遭見到。”他言語漸漸不似平日淡泊謙遜，倒像是回到年輕時慣有的那些悲喜交加之心境。一些盼望從他多年未見之後漸漸多出的白髮和皺紋中溢出，強自壓抑著又不敢有過多期待。這期盼之色就如同那情不自禁想要將它壓抑住的那些審慎之理性一樣，自孕育它的母腹中，即刻上嚴冷的烙印。我坐在他身旁，聞言反倒是又驚起無數憂思：今日歌舞之人，下次不知何處再見？大廳外有酒酣耳熱的人們，與在外游弋監視的密探們爭執吵鬧起來，被監視者對監視者同樣熟悉，血性男兒們在酒精刺激之下，認出那些做上不得檯面勾當的密探，自然怒不可遏。其餘人好一陣拉拽，告訴他今日是孫老師的好日子，萬不可造次，方才將他勸回。我似乎看見，就在不遠的將來，今日在此歌舞承歡之者，又有幾人就要走進自己苦難悲愴的命運之中，去為我們共同的未來承受試煉。

這是來自故國和彼岸的召喚，一代又一代的人們站出來以血肉之軀挑戰鋼鐵般的龐大國家機器，前路漫漫，凡我骨肉袍澤，當效孫文廣先生，留寬厚於人而休戀紛爭，則百年之後，或可互為告慰。

——轉自民主中國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82期 2016年4月29日—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