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如何拥有一种政治意识、具有政治眼光和自身的政治策略，而不仅仅停留在道德控诉以及揭露的层面，这对于我们恐怕不是一个过时话题。​

（本文原标题是：把老虎赶进笼子里）

不能光看离权力较近的那一头

波兰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亚当·米奇尼克来北京，由网上所释放的信息，引发了不同意见的争论。其中一些是善意的提醒，值得关注。这同时也说明了米奇尼克的思想面貌比较复杂，拥有多重维度而具有相当的张力，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目前的争论本身，提供了接近这个人思想的又一个机会。

争论的焦点在米奇尼克所说的有关“和解”、“妥协”、“自我限制”以及提及“党内改革力量”方面。无疑这些是米奇尼克思想（及波兰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米奇尼克的思想（及波兰经验）却远远不止于此。在推特上王天成先生说得十分中肯：“他这次访华，建议民间力量依靠党内改革派，这话容易引起误解。这是波兰的经验，但不是波兰经验的全部。由于团结工会的力量，波兰才分裂出党内改革派，提议与团结工会谈判。反对派的强大是前提，这是要记住的。”

应该说，饱受争议的这些内容，只是在一个艰难困苦的长过程中，出现在靠近结尾部分上的东西（它们也更加靠近权力）；但是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在这个长过程中，通过靠近开端上的部分来保证、延伸以及呼唤出来的。而我们谈论米奇尼克，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仅仅关注靠近权力的“后半部”，光看故事的结局，而忽视这个故事最初独立的、首创性的起点。

米奇尼克先生经历了那个结尾。这个结尾翻过去也已二十年有余，这之后米奇尼克先生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正像我们并不十分关心他目前头脑中的问题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米奇尼克先生在短期内，一下子回到二十多年前某一个特定阶段中去，尤其是完完全全回到遥远的起点本身。而这个起点其实是最为重要的，起点上的东西是最富有动力、活力和引起激发的。当然，只有在起点上出现的，在终点上才有可能呈现。这个往前“翻页”的动作，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做的，也是一件需要耐心的工作，

米奇尼克称“不了解中国”，这没有什么奇怪的。然而趁此机会，我们是否也试着想一下——身为中国人，懂得中文，我们就一定像我们自己以为的那样，或者像我们应该做到的那样，更加了解这个国家？有能力把握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任何关于中国的认识和表述，都同时释放了这个人自身的某个处境，他本人所处的那个位置，以及他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自身的处境，其中不排除这个人为自己的处境及行为而进行的辩护，到头来却是强化了这种处境。

仅仅从权力更替的结尾部分，理解米奇尼克是远远不够的。认为现在已经论及“转型技巧”，这才叫做不符合我们自身的处境和位置。显然，我们刚刚开始的工作，更加接近米奇尼克（波兰经验）的那个起点，而不是离权力（更迭）接近的终点。我们还有太长的道路要走。

你想要成为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

首先在想，为什么阅读米奇尼克的写作，与阅读哈维尔一样，比较能够引起共鸣？

第一，他们始终处身处那个糟糕的环境当中，时时刻刻吸入那种浑浊的空气；他们承受了那个环境中的所有压力，知道自己说出的哪一句话，可能引来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也不认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都只配去死。他们缺少自由，但是可以争取自由；缺少人的尊严，但是可以争取这种尊严。在奋力争取的意义上，他们所享受的自由与尊严，并不比任何人要少。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米奇尼克强调“我发誓永远不离开波兰”，这既是对于波兰的信念，也是对于自由与尊严的信念。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拥有完整的自由与尊严。

第二，承受自身蒙羞的处境，时刻感到脚面上的沉重，意味着在这种局促的条件之下，你不会想到要去发明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你能够做到的，或许只能发明属于自己的真理。你也不能想象存在一种神秘力量，单单挑选了你的真理，给你配发十二名使徒而不给别人，从而让你的真理能够在大地上得到实现。实际上，哈维尔、米奇尼克们他们所说的，只能由他们自己去实行。在这一点上，他们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策士”或者“幕僚”，他们是将“自身”带进有关这个世界的“真理”当中。他们所说的，需要以自己看得见的行动来跟进。你的肉身不能隐藏在你的言辞背后看不见的地方。每当你自己那样去说，你需要同时回答一个问题，你打算怎样去做呢？

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他于八十年代后期拍摄的十个短片《十诫》中的第二诫《进退两难》里，通过人物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有一个够自己用的上帝。这是一个非常坚实的表达：我的上帝让我体悟到的真理，也许它仅仅属于我一个人，但是这个真理，至少与我这样一个具体的人联系了起来，让我受用，让我本人获益。如此，通往真理的道路便与个人的足下联系了起来，他这个人的生活与生命本身，便有可能具有一种真理性，从而得到提升。比较之下，那些策士、幕僚，他们给权威提交方案，却始终将自己排除在外，如同“净身”一般。在这个意义上，策士这个群体更接近传统的宦官，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肉身及其所需要的尊严。

第三，如果真理不能脱离“人自身”，那么历史与现实同样不能。1968年哈维尔与昆德拉争论，反对昆德拉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描绘为一部被外部入侵的宿命史，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在推卸责任，是在为自己不去行动寻找借口。“历史并不在我们之外，我们也不在历史之外”，哈维尔说。他强调我们自己的行为，同样也能够成为历史的起点。1982年团结工会被取缔之后，米奇尼克被关押在比亚沃文卡的监狱里，他写文章引用了波兰诗人米沃什的一句诗：“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了个身”。他自己接着写道：“于是，你想要成为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

“你想要成为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而不是别人。因为有你在，事情不应该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不应该停留于现在这个样子。即使现实条件不具备，因为你的存在，也要促使让事情往应该如是的样子去扭转，促使相应的条件能够出现。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引领方向的“石子”。事实证明，哈维尔与米奇尼克他们对了！虽然他们在若干年内经常出入于监狱，但是历史就从囚禁他们的牢房，开始了新的出发。由牢房来指示历史前进的方向，在许多民族民主进程中都有这一幕；这同时也说明这个进程在继续，并进展到了某个阶段。

在这批监狱写作中，米奇尼克特别提到了一种“被囚禁心理”。它既意味着“冷漠”与“去政治化”，同时意味着诸如无力、怨恨等精神状态。“被囚禁者们”因为多年的被边缘化，长期“从自己的理想与语言中被剥离出来”，因而“剩下来的只有仇恨。”仇恨是无助的表现，这些人从来没有环境来培育他们自己的力量，没有习惯养成清晰从容地表达自己的要求，因而容易陷入那种混杂着“盲目”、“孤独”、“怨恨”和“发泄”的情绪当中，并不善于理性地站出来担负起责任。没有人曾经要求和希望他们那样做。

这种被囚禁心理或许还应该包括，在许多方面无意识地模仿自己的对手，甚至抄袭对手。他们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和经历的，而宁愿顺着狱卒的手指引的方向去看这个世界——狱卒愿意表明自己是强大的，他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看法；狱卒愿意向世人证明牢房是万年万万年的，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中国正在发生某些重要的变化。任何对于中国也许朝向民主转变的事实（公民努力与抗争的结果），对于中国正在出现的新生力量，他们都不愿意正视。因此，他们生活的意义，就这样与狱卒捆绑在了一起。

哈维尔们的做法相反。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先是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然后从中发展出反对的意义；先是有自己生活的轨道和框架，然后从中发展出反对的轨道和框架。在他们看来，“反对”还包括许多看起来并不相关的事情，比如如何学习做一个公民、如何开会、如何对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们抱一种宽容的态度、与他们一道工作，以及如何遏制自己人性中的恶、化解自己体内曾经吸收过的狼奶等等。

于是你想也要成为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从自己出发，将自己变成所需要条件的一部分，是可以试试的。为什么不？一个人如果他自己也正好参与，准备为我们民族的民主化出一份力，他就不那么太强调外部条件如何不足了。人们总是为自己不去行动而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这不仅是犬儒主义的（犬儒主义是有意识的，是一种人生观），而且也是出于被囚禁的心理和被囚禁的习惯，是按照狱卒对自己的要求，来要求自己。
 

要么选择民主的反对派，要么选择暴力革命

与目前人们对他的误解完全相反，米奇尼克从一个体制外的起点开始。他没有完全放弃体制内的改革力量，始终在等待和呼吁这种力量的出现，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体制内的人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将民族的民主化寄托在体制本身及体制内的人们身上。在他的开山之作《新演进》（1976）中，他毫不含混地表达：“我还要不揣冒昧地说，多一个杜布切克，多一份对于风起云涌的反对派的损害”。在这篇文章中，他直接使用了“民主的反对派”（the democratic opposition）的称呼。这在整个东欧反对派运动中，是非常独树一帜的。哈维尔就没有运用过这个词。这种情况也不像有人喜欢解释的，那是因为波兰如何如何。当然，波兰是一回事，但是若没有米奇尼克他们在其中，波兰就是另一回事。

他的看法建立在现实经验之上。自五十年代开始，一批被称之为修正主义的知识分子，力图赋予这个体制以“人道主义面孔”，对于当权者做法给予了严厉批评，留下了丰富的精神及批判的资源。但是这批人在波兰1968年事件之后遭到严厉肃清。1968年1月，华沙剧院上演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反俄诗剧《先人祭》，演出很快演变为反苏大示威，随即爆发了以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抗议活动，此时为华沙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的米奇尼克是令人瞩目的活跃分子。3月8日，他与一批大学生被当局开除。同时对知识分子大规模整肃开始了。波兰享誉世界的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斯基被开除公职，接着被迫流亡。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提到过他所在的波兰罗兹电影学院，最好的老师们在这个期间被迫流亡，有人去了以色列。从此，修正主义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与党“断了脐带”（米奇尼克）。这个过程其实有点像我们这里的王若水、刘宾雁被清除出党。其中有一部分人仍然留在党内，声称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但其实未必。

米奇尼克继承了老师们这份遗产。他不可能再回过头走这条已经证明是失败的路线。“很难想像，现在有一个运动仍然将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或者其中的一个元素，来推进今天的波兰改革。”（米奇尼克，1976）在被大学开除之后，米奇尼克到一个叫做“罗莎·卢森堡”的工厂当了钳工，这个工厂生产电灯泡。这期间他参加和组织过工人的抗议活动。而促使他与库隆（此人曾经任职波兰共青团中央）、里普斯基(Lipski)在1976年9月做成KOR(保卫工人委员会)，还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原因。

这个时间“知识分子受一种复杂的情绪所折磨，那就是他们在1970年工人流血时保持沉默。”他这句话有一个可以找到的旁证，那便是波兰大导演瓦伊达拍摄的关于团结工会的影片《铁人》（1981），其中有一对父子。1968年3月儿子汤姆亚克要往外冲，被工人父亲一个巴掌打回去，工人阶级不准备参加这个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运动。而在1970年，波兰政府提高生活品的价格，工人们走上街头，父亲和他的工友在窗外眼巴巴地等待学生前来声援，宿舍里的汤姆亚克与他的同学们却把头深深埋进了枕头里。这次冲突有44人被打死，受伤千余人。影片中的父亲在冲突中被打死。接下来儿子不干了。这便酿成了团结工会（1981）两股力量的合流。而KOR可以说是团结工会的前身。1976年在拉多姆和乌尔苏斯工人抗议运动遭到镇压之后，米奇尼克和库隆们决定不能对受难工人坐视不管。顺便地说，米奇尼克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创建“团结工会”，他所参与塑造的KOR的理念，为团结工会所接受和延续。

KOR伊始，不理解的人们讥笑他们是如同发放救济金的“社会工作者”，看上去无足轻重、无关宏旨，缺乏任何前景。这些貌似“社会工作者”，同时称自己是“民主的反对派”。为什么执意要当这个令人狐疑的“反对派”？不当“反对派”行不行？能不能放弃当一个“反对派”？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新演进》）

必须有这样一个或者多个反对派压力团体的存在，他们若不能在体制内存在，那他们就在体制外存在，但不能不存在。这是因为如果说当权者的做法是缺少价值的，那么必须有人要表达的社会基本价值；如果说当权者的做法是隐瞒真相的，那么必须有人要揭示被遮蔽的真相；如果当权者的许多做法是违反法制的，那么必须要有人要维护这个国家的宪法；如果说当权者因维护自身特权而不惜将社会割裂为不同区域，陷入种种隔离隔阂乃至敌视仇视状态，那么必须有人要恢复基本的社会纽带、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而如果说当权者的做法是“无人负责”，那么必须有人站出来，表明自己愿意对于民族的今天和未来承担起责任。

由于它们的存在，才能够让政府在压力和对话中，能够习惯听取不同声音，调整自己的政策和做法，改变专横任性以及贪婪的习性，从而培养和训练出民主的品格，乃至最终形成民主的格局和制度。仅仅依靠对手本身，指望它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自身就能够走向民主化的道路，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今天，这个道理在中国也已经是妇孺皆知。最近四川好人谭作人先生九十岁的岳母同样也说：“没有不同意见，社会不能进步。”

第二也即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米奇尼克与他的朋友们想要彻底放弃暴力革命的思路，他们必须找一条非暴力的途径来取代它。这就是在不同意见、利益、思想、信仰的人们之间，需要找到一些方法和形式，开始学会共同相处，而不是重复一部人消灭另一部分人的做法。反对派的出发点是民主，这要求他们本身的做法是民主的，即通过和平的、理性的、协商的方法，来表达不同利益的诉求，并解决人们之间的矛盾纠纷。

既要推动民族的民主化，落实让每一个人拥有同等的权利，但是又不能像以往那样，通过一种暴力革命的途径来解决问题，这在米奇尼克们，经过了长期深思熟虑地思考。米奇尼克说道：“极权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暴力的运用。我父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相信革命暴力能够带来社会公正。这给他带来了八年牢狱之灾，那是在1930年代的一次莫斯科审判。他肯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需要重蹈斯大林审判的覆辙吗？我也向自己重复这个问题，答案是暴力毁坏了使用它的人，令其陷入非道德。……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通往公民社会，展望波兰民主》，1988）

放弃暴力，同时意味着放弃暴力革命的那个思想出发点，即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思路，认为只有将对方从肉体上消灭，才能实现所谓“革命”的成功。而在革命成功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这种思路实际上都还会延续。始终将一部分人视为贱民，需要从肉体开始加以鄙视和实行管制，不管他们是“知识分子”，还是“地富反坏右”。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教训，堪称十分严重。

顺便地说，受暴力革命的思想浸淫很深的人，头脑中总是摆脱不掉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想象。他自己过去对别人这么做过，他也担心未来的某一天，这个景象会轮到自己头上。因此不惜一切代价攫取民族的未来，来满足这些人个人的安全感。但是这些人想过没有，仅仅运用暴力（进行统治），或许他们自己的安全得到保障，但是这并不能为他们本人的子子孙孙提供同样的安全，也不能为其他人的子子孙孙带来安全，不能为这个民族的未来的和平提供保障。暴力是最容易模仿的。眼下中国有点盛行的个人恐怖主义，难道不正是这种暴力革命和暴力统治的逻辑延伸以及必然结果？

民主的反对派的思路，是想从根本上结束暴力革命带来的恶性循环，是想通过民主制度的方式，来释放社会不同要求、解决社会矛盾以及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而不是允许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压得粉碎。实际上，反对派甫一诞生，便意味着这些人将要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继续下去，不仅是掌权者和其他人们要适应他们的存在，反对派们也要学会能够与所有的人们一道相处，包括共产党人。这些人绝对不可能是新出壳的神风突击队队员，这与民主的要求相去甚远。最有可能，一个人越是反对派，他便越不极端。因为他想得比较远，也深知自己行为的重量，时时意识到自己作为建设者的责任。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权者是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同样需要在接受暴力反抗与走民主道路之间做一个选择？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了断，同时意味着是选择容忍能够与未来下一轮社会接轨的民主的反对派，还是接受大大小小的暴力以及它们所制造的新的难以弥合的伤口？不管哪个民族，最终总是要走向民主，这个大趋势不可阻挡。专制可能是几十年，一百年，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专制者加起来也就两千年，但是不可能是一万年，更不能是万万年。摆在我们子孙面前的将会是怎样一个世界，或我们交给子孙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是今天那些声称为国家负责的人们不得不考虑的。

自我限制的革命——反对派的政治之一

我必须将这个问题当面交给米奇尼克，这就是作为反对派如何处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其实，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还在于反对派要不要考虑政治？

当然，道德必然成为反对派的主要战场，一意孤行的专制制度贯穿了一个基本特色，那就是明显违反人们的道德感，结果造成谎言盛行、不负责任至上的沉沦局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互相利用的关系，对上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对下则是轻视冷漠，乃至肆意践踏。但是民主的反对派是否仅仅停留在某种道德情绪上面，是否仅仅是靠道德义愤就能够解决问题？是否越是这样，事情就到了快要解决的地步？

不揣冒昧地说，我的同胞当中不乏有人仍然继承了一种类似巫术的心理，是不发生直接接触的交感巫术那种。潜意识中相信只要我在这里念动几句咒语，那边就有一个人应声倒下了。这帮助说明被压迫者的天空总是低矮的，在他们的多种基本权利受到限制时，他们政治上的想象力也同样会受到损害，但是这并不能够证明，他们便不需要一些政治上的眼光？不可以提出他们政治上的规划？

说到“政治上的规划”，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些“前景”，这当然是需要的。“08宪章”则是一个前景式的表达，概括地表达了人们究竟想要什么。但是除了“远景”，我们能不能有一些近景？除了我们想要去完成的蓝图，我们能不能考虑眼下能够做起来的？而如何去做，取决于对于眼下形势的分析，对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判断估计，对于自身力量的估计，包括也许要想一想，对方正在干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

这才是米奇尼克真正的长处。他说过他的分析始终是对于处境的分析，因此胡平先生说他是“战略家”。今天我们介绍和谈论米奇尼克这个人，并不意味着要照搬波兰的经验，有谁说过波兰与中国一样吗？但是反对派如何拥有一种政治意识、具有政治眼光和自身的政治策略，而不仅仅停留在道德控诉以及揭露的层面，这对于我们恐怕不是一个过时话题。人们是多么容易与他的环境长成一体啊。在压制言论自由的环境之下，人们的思路会仅仅停留在书面写作方面，当然这永远是重要的，但是很可能因此而看不到另外一些事情的意义。米奇尼克在某处将“持异见者”与“反对派”区别开来，这是有意思的。我的理解是，前者是个人性的、文化性的，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的工作，比如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但是这并不代表工作的全部。“伦理并不能成为政治纲领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波兰和苏联关系的前景”。（《新演进》）。

政治如同爱情，是“你”与“我”的关系，是一个人出现在另一个人的身边，是一个人站到了另一个人的身边，是互相看得见眼睛和鼻子，而不是仅凭柏拉图式的想象泛泛而谈。在那个年代，米奇尼克们怎么谈论自己呢？如何说明自己的存在呢？他们会在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框架之下开展自己的工作？如何给自己一些限定，而不被老虎当作美餐一口吃掉？

这就有了“在‘勃列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内才能进行”。这话其实无关意识形态，而是一个地缘政治学的考量，一个十足现实主义的考量。作为“反对派”要怎么活动才好呢？不要闹到引来苏联军队，这是一条大限。经历了1956年出兵匈牙利和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就苏联方面而言，它也不想再次手上沾血；而波兰统一工人党虽然面临苏联压力，但是其中也没有人想以“卖国贼”为业，成为波兰民众千夫所指。但是这并不是说，苏军入侵完全不可能。就它的本性来说，莫斯科一定想这样做。“如果所有的人都失掉了常识、现实感和节制，那么这也许成为不可避免”，米奇尼克分析道。换句话说，老虎没有马上来吃掉你，这在老虎已经是有所顾忌了，你就要做到不急于把自己送到老虎嘴边。这样说其中绝无感激老虎的意思，只是说不要过分为难老虎，要求它在短期之内一定要吃掉你，从而增添它新罪行的名目。其实它有多少罪名这在它已经无所谓了，但是目前他想使得事情能有一点挽回，赢得一点美名。作为老虎，或许它也会想到逐步地改变自己原来的食物习惯，不管这是否真正能够做到。

所谓“苏联军队”、“雅尔塔条约”在今天听起来已经是十分遥远了，但是相关意思可以翻译为——民主的反对派需要在“在现有宪法赋予的框架之内活动”，不要超出这个已有的框架。这个表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如出一辙。称之为“七七宪章”，区区几千字，就是一个中心思想，请掌权的老虎同志们，真正落实这个国家的宪法上已经写明的人权条款，落实你已经向全世界表明已经加入的赫尔辛基人权条约。依拙见，当年的“七七宪章”比我本人也加入签署的“08宪章”更加完美，因为签署七七宪章的人们没有想到对一只“活色生香”的老虎去说，“我想要什么”或者“我认为什么好吃”，而是说，“你必须做到你自己所承诺过的”。比较起来，08宪章的签署者们看上去有点不太了解政治，他们（我们）书生气十足。你怎么可以对老虎说，我也想分享你的大餐，在宪法方面下些功夫。结果老虎说，“我已经知道了你喜欢联邦制。但是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我喜欢吃你。”

运用现有框架，不超出现有框架，还有一个更为深沉的考虑，那就是不希望再次看到某种突然爆发的场景，不希望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突如其来的喷发与骚乱当中，认为那样一种状态，并不能真正推动民族的民主化进程，并不带来新的起点，而且很可能导致倒退。米奇尼克提到当年他们与哈维尔在捷波边境一个叫做白山的地方非法聚会，想来他们就此深入交换过意见，看法完全一致。哈维尔说：这种时刻“有着旺盛的暴躁的仇恨、报复性的愤怒，和一种对于所有忍受的屈辱自己弥补的狂热要求。”而掌权的人们感到自己“曝光于前所未闻的威胁中时，会毫不犹豫地调来上百万外国士兵来拯救他们自己和这个世界。”（1975）当然，如果本国的军队足够的话，便不需要向外搬兵。米奇尼克说：“民主的反对派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更加宽广的问题，它和一种急切爆发的可能性没有必然关系。一种爆发可能导致社会压力的正常渠道被关闭。”（1979）。

在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是两个起点，既是道德的，又是政治的，这两个起点如何统一时，米奇尼克答道：“既然我们已经给出了道德上的起点，承诺要反对专制，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生涯。因此，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希望上的规划，充满希望的规划，它不仅停留于一些道德上的做法和举措，要有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战略，以期取得一些变化……我们需要找到通向自由的道路本身，如何将自由变成一种日常生活。”因而，这个“自我限制的革命”所启动的层面，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是那些身边的细小末节，人们不需要离开自己原来的位置，只是换一些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便可以加入到这场“革命”中来。

比如，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从今天起就做一个自由的人；比如，不是为了“打倒委员会，而是为了建设你自己”，若是专制曾经轻视你，那么从今天开始你就挺起腰杆做人；比如，不是从一个“全局”开始，而是从一些“局部”开始，从自己能够上手的任何事情出发；比如立即照你自己所说的去做，而不要等着别人做了给你看，你完全可以做给别人看；比如，开始承担起你自己的责任，因为专制制度中，个人是不需要负责的，如此等等。他们有一个说法叫做“as if ”，即在目前这种条件下，如同自己是一个自由人那样去行动。只要按照自己认为应该做的那样去做每一件事情，力量就会从自己的脚后跟升起。这时候除了需要勇气，还需要想象力，运用想象力来创造自己的生活（这回米奇尼克在北京与人们交流时，也再次提到了“想象力”）。《新演进》的最后写道，所创造的“不仅仅是一个宪政结构，而是真正的、日益改进的自由人们的共同体。”

如果从现在起，就开始过一种自由而符合尊严的生活，那个结尾（“最终一击”）什么时候到来，已经不重要了，时间表也已经完全不重要了。于是，这个“自我限制的革命”，便彻底区别于列宁主义的“革命观”——不仅在于完全放弃暴力，而且在于不是那么在意权力，也不在意权力的更替，不在意如何将今天当权的人们拉下马，换上一批自己的人上去。这个“自我限制的革命”，是生活的革命，道德的革命，人的尊严的革命。因而，有人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称之为“十诫的革命”（《圣经》中的“十诫”）。

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啊，是不是等待所有条件都齐备了，才开始从事我们的民主呢？我们虽然没有宗教，我们不是也有基本的道德感吗？在这方面有不少中国传统资源。转化是一回事，但不等于完全抹杀。我们的古人完全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生活的，也不是鲁迅先生所写，除了“吃人”之外没别的。这只是一个文学上的隐喻而已，并不是人们实际生活的历史。每个民族都有自己道德精神方面的智慧和积累，否则她不可能延续下来。看看1949年之前的知识分子就略微知道一些。而假如没有来自生活和道德的革命，没有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即使更换权力也没有用。很显然，如果掌权者越是执意与道德为敌、与人的尊严为敌，那么它只能是越来越缺乏基础、摇摇晃晃的。

在现有宪法的框架之内，每个人都来动手进行“日常生活的革命”、“道德的革命”，“尊严的革命”，如此这般，“道德”与“政治”又神奇地统一了起来。

重建社会的自主性——反对派的政治之二

打个比方来说。比如一个乌尔苏斯的工人因为罢工而被开除和关押，一个拉多姆的工人因为携带了一些违禁传单而被捕，他们家庭的平衡因此就被打破，家中的妻子孩子的生活变得没有来源。就这个家庭的妇女儿童来说，她们起码需要一些经济方面的帮助。按照惯例，能够给贫困家庭提供援助的是官方的慈善机构，能够发放补助的人们希望“统一”发放。因为那也是一种权力，控制的权力。但这时候有人也拿出了200块钱，送给这个急需的家庭，他觉着可以自己在官方的体制之外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人就是KOR——“保卫工人委员会”，是他们给那些受害工人家庭，提供的经济、法律以及医疗方面的援助。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永无休止》，其中女主角的丈夫就是这样一位律师，他车祸身亡之后，女主人又给找了一位年长的律师。扮演这位年长律师的男演员，也是前面提到的在镜头面前说“我有一个够自己用的上帝”那位资深演员。

这个工作就是“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比较起修改宪法，或为某个受难群体平反，以及组个竞争的政党，它看上去不那么敏感。而且因为直接面对具体人们的要求和苦难，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不以政治的面貌出现，而是以社会的面貌出现，看上去比较“非政治化”。如果说狭义的政治即意味着“竞争”，那么波兰的人们不主张以一种竞争的姿态而出现——是民主的，但不是竞争的。这个工作框架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维权”，停留在一些具体工作、具体人们的层面，但是当时他们没有找到“维权”这个词。这个最初启动的阶段，其实是有类比性的。除了帮助具体的人们，拥有“社会”视野，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创造“独立的公众舆论”，要能够面对整个社会说话，提取和创造全社会的共同语言，而不是小圈子自说自画，那样做与极权政府自说自画恰恰形成同构。

放在当时波兰的语境中，这些做法的“政治含义”不可避免地释放出来。称之为“极权主义”，它的本性就是想控制一切，它的权力覆盖社会的每个角落，它希望能够掌握和控制所有的主动权，只有它自己是主动的，别人都是被动的和服从的。因此，力量只是从他自己的方向施加下来，而人们都像是臂膀上缠了绷带，腿上打了石膏，不要动弹、不许动弹，处于麻痹和半麻痹状态。这是它的本性使然，是它从一开始自以为掌握了全部真理那里开始的：一方面是永远正确、万寿无疆，另一方面就只有生活在没有完结的错误、耻辱以及无能为力。

从这样的“世界观”看问题，任何一个不再体制框架之内的起点，从人们从自身出发的起点，都会被看作是对于这个万无一失的权威的“挑战”，看作是对于它的“刺激”。比如说你要去帮助别人，这个举动包含了起码三点它所不喜欢的：第一，你挑开了某个伤口，而它们本来是需要掩饰的。你的意思是说“有人需要帮助”，那就等于批评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第二，你怎么能够成为施加力量者，你怎么能够有力量？你为什么还有力量，而不乖乖地呆在某处原地不动？第三，你想要与另外一些人们接触吗？你是不是通过这种接触，来发展自己的力量，你为什么要强大起来呢？强大的只有我们！试图隔断所有人们互相之间的联系，为此不惜使用所有不合法的途径，让人们陷入“分而治之”的黑暗中，是这个制度最为宏伟的梦想！

尤其是第三点，是现代极权主义不同于古代专制的地方。古代专制比如中国那么多代皇帝，除了极个别极为残暴的，一般来说，只要你不造反，不喊打倒皇帝，而皇帝并不关心那么多你自己的事情，你于是可以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们组个诗社啊、赏月俱乐部什么的，没有人怀疑其中有什么阴谋。实际上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基本上是地方自治、乡村自治，中国传统的乡绅便是所处乡间的社会组织者。同时还有各种行业协会包括宗教团体，将人们凝聚在一起拥有自己的归属，不至于因为孤独隔离而退回到野蛮状态。在孤独带来的虚无中，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今天人们谈论社会溃败，既是人与人关系的溃败，也是人心的溃败，道德的溃败。这是若干年切断了人们之间任何横向联系的结果，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再可能成为互助的和互为依托的关系，而仅仅成为虎狼关系，互相利用、互相倾轧，用冉云飞先生的话来说，造成一个“互害”的社会。

但是国家不可能来解决所有问题，是不是？还有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让别人来一道解决？那些没有什么油水的疑难、遗留问题，是否也允许别人来分担和承担？不行，极权制度答道。在它看来，NGO总是别有企图。它们的结果是，你壮大了你自己（这就等于削弱了我），你的羽翼开始变得丰满，你的权力和说服力变得增强。除非像螺丝钉雷锋同志那样可以，在一种匿名的、偷偷摸摸的情况下，将事情办好。但是有些事情一个人做不了怎么办呢？为什么有人做了起码的本职工作，就上电视、大张旗鼓地给自己鼓掌喝彩，而别人做了其他的许多好事，却必须背着这样那样的嫌疑和黑锅？遭到被歧视和被取缔？

KOR的成员面临不断地逮捕、审讯、被关押和被判刑，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然而即使在高压之下，他们也不想发展成为秘密团体，密谋只会进一步损害社会。所有那些不能在阳光之下进行的，都极具破坏性。不提出直接的政治诉求，并不意味着回避政治。当官方以“政治”的名义抓捕他们的时候，或者抓捕其他工人的时候，为被捕者进行呼吁、奔走、营救就不能不是政治的。完全回避政治，绕着政治走，看到政治的门就不敢进去，这属于市侩的做法。“社会的，就是政治的”，这是在极权主义条件下，“社会”与“政治”之间特殊的“辩证法”。

问题还在于，KOR成为一个独立的新起点，这个原则是否能够得到彻底贯彻，比如说其成员是否同时拥有这种起点，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开展自己的工作，而不受所谓组织形式的约束？回答是肯定的。KOR的工作原则有四条：第一、真实性；第二，公开性；第三，行动的自主性；第四条，互相信任。而后两条，则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它们同时也回答了KOR并非一个严密的组织，不需要有“领导”来吩咐其他人干什么，尤其是让他做不愿意做的事情。里普斯基写了一本关于KOR的书，其中谈到“这个原则是，如果有人想做一件事情，而又不违反KOR的原则，他们应该被允许追寻自己的理念。”而这就尤其需要互相信任的保障：“在共识之内信任每一个人。”

不搞小圈子，不在小圈子弄出另一套权力中心论来，任何起点都被认为有其自身的理由、过程和收获，应该得到信任和鼓励，使得KOR的活动拥有一种真正的开放性，可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KOR的一个长远目标是促使不同地区产生独立自主的新的中心，促使更多KOR式的独立社会组织出现。”里普斯基说。最早就有KOR的成员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组织工人罢工，米奇尼克前往帮助工人进行谈判。接着他们一干人被捕，群情激愤，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导致了团结工会的诞生。而在团结工会成立之后，KOR即宣告解散，库隆与米奇尼克做了团结工会的顾问。也许，这种不求个人得失、不搞小政治，而将整个社会视为一盘棋的做法，面对整个社会来发言做事情，是需要我们借鉴的。

比较起来，哈维尔更加具有哲学及艺术家的气质，他着重强调了恢复“个人的自主性”，即以良心为起点；即便是政治，也希望是良心的政治。米奇尼克和他的同胞所强调的是恢复“社会的自主性”，即从个人扩展到人与人之间，扩展到社会。这是一对孪生的自主性。在北京他谈到了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不一样在于——比较起来，捷克人的做法更加精英，这同样是有意义的。而波兰最大的特点是丰富多样，在各个群体人们内部，都有生气勃勃的公民草根运动。比如在大学内部举办不同的研讨会，地下工会的形式、农民团体的形式等等。

“平行”、“平行机构”这个表达应该来自匈牙利人，但是在当时的东欧流传甚广，即建立各种与政府相平行的平台，不是为了夺取政府的权力，也不是为了与政府作对，而是在它旁边同时建设我们的社会、所有人的社会。

由此也可见出，反对派并不是想将社会拉到自己这方面来，让社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办，弄出一个东西来强加于社会，相反，而是创造条件让社会自我发育，让社会了解它自己要什么、将要去什么方向以及有什么潜力。它让社会及个人发挥自己的高尚想象（见徐贲），而不是一再陷入丑闻和难以自拔的泥潭当中。无疑，东欧的反对派们重新激活了古老的“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激活和体现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公民的首创精神”。90年代之后它一度在美国的大学里、研究机构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光彩。

要结束的是专制统治，不是共产党的统治 ——反对派的政治之三

与共产党的关系，如何看待共产党和体制内，是米奇尼克这次来北京为人诟病的主要对象。他在北京回答推友的这一段话被单独拿出来：“我认为在目前民主条件下的共产党人，已经不是共产主义者，只不过是旧制度下的一个党派，他们接受了市场经济，他们变成了资产阶级。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共产人是当权的共产党人，是维护权力的教条的人，他们有时候并不真正仇视民主。”顺便地说，迄今还没有关于米奇尼克与众人谈话问答的完整版。而推特这个工具特点是快，不足是只能容纳140个字，因而不能不是最为简略的。同时即使是再好的翻译，在不熟悉该话题的情况下，在现场也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地准确。因为找不到波兰语翻译，只能请来一位法语翻译，因此必须请米奇尼克先生讲法语，而不是他的母语。虽然是面对面，但还是隔山隔海的。

米奇尼克这段话前半部分适用于目前条件下的前共产主义者，即已经完成民主转型条件下的原共产党人，他们接受了市场经济，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引起人不快的应该是后半段，指称共产党人“有时候并不真正仇视民主”，这被认为是米奇尼克先生“健忘”的体现。但是，这并不是米奇尼克在北京才这样说，也不是因为二十年过去了才这样说，他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他的贯穿始终的基本立场。

在《新演进》中他是这样说的：“实用主义使得这些人削弱了意识形态的教条，而更多谈论教育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世界更有力的科学技术的合作以及开展竞争，显然，这并不是说这些人会去追求民主。一个党的实用主义者没有理由将目标定为民主的转变，定为多元化和真正的自治。但是，他有理由理解及赞同与多元化的力量之间进行协商而不是残酷地镇压。因为他知道镇压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为下一个社会不满的大爆发准备前提。”其中的意思很明显，既然已经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作为个人他已经不再有什么确信，为什么要一定相信“专制”才是唯一的出路？对于民主他虽然谈不上亲近，谈不上自己去实行，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抱有恶感？难道他们是一些“特殊材料”做成的？比如当他们在强调“民主不适合中国”时，不同时就等于说在说这个东西也许“不错”，就是不能“拿”过来吗？

影响他采取决定的是他屁股底下的那个位置和他自身的利益。而同时不是别的，正是这个位置和利益也要求他不能像从前那样，对任何不同意见进行残酷地镇压，像在东欧五十年代，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在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之后，即进入所谓的“后极权主义”之后，政府不得不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们采取了新的策略——“在容忍和镇压之间进行选择”，米奇尼克在北京说道。发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主要也不是老虎本身，而是持续不断的“公众舆论以及民族经济压力的影响。”

不指望党内改革派能够解决问题，对他们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将他们的出发点当作自己的起点，这并不意味着将这个体制内所有可能的进步力量一棍子打死，从而也堵死了任何对话、互动的途径，民主社会毕竟需要民主的方式来建立，这并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便需要信仰——是的，信仰。相信民主的力量一定会胜利，专制一定会结束。这需要一个长远的眼光，而不是专制者那样的短视。“从长远来看，我们有理由乐观，但我们必须和这个独裁的执政党并肩行动。”（米奇尼克《论反对派和1979年波兰总的形势》。）

只有能够看出这个执政党其实是在变化，才有可能去进一步促使这个变化，使得事情往好的方面转变。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才会去做一些事情。这也不等于说重新出发再去寻找一个党内的代理人，就像这个党总是在批评民主人士是外国反华势力的代理人一样。没有代理人和庇护人这一说。起点的不一样决定了面貌和性质的区别。但是为了民族的民主化考虑，反对派其实可以说一句话——即使目前这个党内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改革派力量，那么无论如何也要帮助它再度创造一个出来。如果今天没有，那么让它明天肯定有；如果现在没有，那么让它将来肯定有。前几年流行一个说法，叫做“打造一个中产阶级给党用用”，借用这个句式，那么，民主的反对派需要重新创造一个党内改革派，创造那样一种政治现实，为了民族的未来。在这个人（这些人们）身上，应该体现出来自社会的压力，人民的要求，民族的历史责任。即使他不愿意，也一定要让他这么做。

将波兰的经验看成是“妥协”的经验，难免以偏概全。准确地说，波兰的经验是“驯虎记”，是把老虎赶进笼子里。因为是老虎，它就必须进笼子，否则它就要吃人，成为灾难本身。说到底这是权力的本性，而不是人的差别。不受限制的权力，叫它做国民党、共产党，都是一样的。根本目的在于让这个民族永远结束专制的统治，而不是共产党的统治。前者才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矢志，也真正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

即使是公开地谈论这一切，也没有什么不合适。我在推特上面写道：“找到自己驯虎师的位置，才是强而有力的反对派。”前面提到的王天成先生也给了我回应。他说：“是的，波兰的经验是驯兽记。争取自由民主的历史，就是驯化统治者的历史。1215年英国贵族用刀剑将大宪章强加给国王，是近代驯兽的序幕。今天刀剑不好使了，需要用强有力的‘柔道’，也就是非暴力抗争。”

顺便地说，散养的老虎对它本身也非常不利。“权力的老虎”与大自然的老虎不一样在于，它不仅吃人，也吞噬自己。贺卫方先生最近在香港有一个精彩演讲，提到网上流传一篇文章叫做《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其中说道：“胡长清说，如果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露克林顿丑闻那样揭露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现在的省委书记，他们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报纸每天都在报道他们又在会议上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牢记‘八荣八耻’，天天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腐败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于官员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这种诱惑，……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缘了。”

简短地回顾共产党所走过的道路，也许是必要的。共产党从哪里走出来的？什么是它最初的宗旨？不正是为了民主自由、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我本人相信这个党的成员中曾经有过非常优秀的人们，他们是我们民族最为杰出的儿女，我们许多人的父辈甚至更早一辈或几辈都在其中。但是包括这些人在内，最终却走上了一条与自己的目标完全相反的道路，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这个惨痛的教训，是今天立志要让我们民族走上民主道路的人们，不得不认真反思的——如何才能够找到新的起点和途径，而不是重复他们过去的道路？

作为民主的反对派没有必要将拯救这个党本身也当作自己的工作任务，他们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这件事情应该由这个党的成员本身来做，比如党校的那些人们可以考虑得更多一些。这个党内如果还有对党忠诚的，有愿意为这个党负责的，也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考虑的，于是人们就“有理由”等待看到出现党内自我拯救的力量。当他们考虑自我拯救时，这便是出现转机的时刻。光靠少数反对派本身，这也是天方夜谭。任何社会变动社会进步，都是多种合力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单方面的。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每次具有公共危机性质的事件发生，体制内的有关人们，尤其是那些新闻官员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是如实向公众报告呢？还是按照某些内定的尺度隐瞒其中的一部分？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采取了后者，因此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众矢之的”，引发公众的进一步不满。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人对于公众的要求好像充耳不闻，但其实来自民众的呼声，对于他们还是有压力的，这种压力实际上越积越大。等到下次再出现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就需要想一想，至少更加感到自己身上的压力。而公众也在一如既往地等待，等待他们在某一刻会公布那个真实数字。人们自然抱有这样的期待，正是这种期待构成了对于他们的压力。取消了期待，也就等于取消了压力。近期发生的通缉记者而后上门道歉，就是人们“期待—压力”的结果。

长话短说。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在群情汹涌的面前，能够保护这些人们，保留他们生命最后的尊严，不是别人，正是主张非暴力的民主的反对派。在某种意义上，米奇尼克扮演了雅鲁泽尔斯基“保护人”的角色。1992年他与这位将军之间有过一个对话：“我们可以谈话，没有仇恨。”因篇幅关系，具体内容在此恕不复述。在波兰后来的“清算”中，米奇尼克坚决反对严酷。这回他来北京，不止一个人问他与雅鲁泽尔斯基的关系如何，他答道：“现在倒与他有一些私交和走动了”。

生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

旧意识形态喜欢到处拿出一副“决裂”的架势。与过去的“历史”决裂，与从前的“价值”决裂，尤其是在人与人之间，弄出这样那样的名目来，目的就是制造人们之间的隔离与割裂。米奇尼克不仅是反对派，而且还是犹太人，在这方面他也没有少受气。那些审讯他的人会问他：“你为什么不去特拉维夫？”这真是一个混帐问题。

米奇尼克相反，他强调的是“延续”和“共存”。他强调知识分子除了“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还要成为价值的保存者——“捍卫基本原则”。在专制条件下，“不服从”成了波兰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传统。在一篇叫做《蛆虫与天使》的文章结尾，米奇尼克写道：“一个不尊重社会连续价值的运动，不能够有效和成熟地承担起社会的重建。”关于这篇文章，还要说几句。不要以为米奇尼克关于“妥协”、“对话”的想法，在波兰是多么容易接受。这个国家在近代史上是一个饱受蹂躏的国家，因而人们在不得不接受奴役（不得不当“蛆虫”）的同时，却同时发展出一种“天使”的学说，对于任何“妥协”抱有一种天然的深度敌视。在这篇文章中，米奇尼克试图超越这两者。

当米奇尼克作为反对派，当他与他的朋友提倡“并存”、“平行”，发起“重建社会”、“平行机构”、“日常生活的革命”等，所有这些，没有一个不能带入社会的下一个阶段，在新一轮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被其包容、吸收和继续发挥作用，它们只是提前创造了新的社会风气以及某些社会结构或机构。这些人们确实做到了手段与目标的一致，自己之前说的和后来做的一致。

他要这样去说和去做就变成十分自然的了：前是雅鲁泽尔斯基不让我们生活在波兰，今天我们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不让他们生活在这个共同的家园。从前的意识形态在人们之间制造各种对立，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则是创造一种共同语言，创造一种共同的秩序，让所有的人们都能够生活在自己的祖国，而不至于背井离乡或者在自己的家乡流浪。“他们反对一个波兰的原则，反对波兰属于所有的人。而我们则要说，我们只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

1988年，当法国大名鼎鼎的六八年人丹尼尔·科恩·邦迪问他：“亚当，为什么你老是令人想起你是一个波兰人，我却发现自己的民族性没有那么重要。”米奇尼克答道：“我认可自己的波兰人身份，是因为我认同所有弱者、被压迫者和被羞辱者。如果波兰是一个超级大国，我也许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和吉普赛人。但是，波兰是被压迫者和被羞辱者，波兰人民生活在悲惨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定地和这些人们、这种语言结合在一起的原因。”

他在北京接受最后一个问题是在饭桌上。7月10日是世界杯正酣的时候，80后的专栏作家贾葭问他喜欢哪支球队，他回答说自己是一个爱国者，所以喜欢波兰球队。但是波兰球队与中国球队差不多，表现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他只好喜欢西班牙球队。听到他仍然喜欢说自己是“爱国者”，虽然他爱的是自己的祖国波兰，却加深了我对于这个人的深深认同。（2010年7月31日）

（网站编辑：崔卫平老师是少有的具有政治道德、政治策略综合平衡思考的睿智的自由学者之一。本网重发她的这篇著名文章，意在引发有心人的深度思考。作者的观点独立自主，不代表本网学术立场。）

By gfx

——转自世界宪政民主论坛（2020-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