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强权的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崇拜强权产生于恐惧。这反映了人类最下贱的一种习性:因为怕你所以敬你所以服你。崇拜强权是牢狱与奴役时代的一种遗迹。它是不加掩饰的反人权反人道。
怀旧之所以关乎国运,不但是因为怀旧者的行为是一面观察社会价值观实况的镜子,还因为社会价值观的主流倾向将决定国家转型的方向。
此次少得金牌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机会可以给举国体制和“体育爱国主义”降降温、消消毒——借用习近平先生的话来说,要“洗洗澡,治治病”。我以为,举国体制与“体育爱国主义”可以休矣。
郭飞雄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个案,它像一面镜子映照着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在他的案件中,有太多的人权被侵犯的事实,在此,我仅提出其中的几个问题,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女士回答。
郭飞雄连续绝食马上要满100天了。莎米拉的绝食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更应该持续关注郭飞雄绝食,因为,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要恶劣得多,而郭飞雄是中国恶劣人权状态下的非暴力抗争的英雄。
709大审判还远远没有结束,接下来其他被羁押者的命运会如何?认罪?缓刑?重判?在视法治为玩物的审判席上,这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该向往常一样去关注、支持为我们每一个人受难的自由战士们,因为虽然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尊严是不存在的,但自由战士们骨子里持有的那份信念是任何邪恶的力量都无法改变的。
这3天的限制,我不仅不能正常生活,反而被他们拦截、软禁,并被强制送到派出所审讯,还被扭伤了胳膊、手腕。接下来的几天,我的胃部、胳膊、腰部一直疼痛。我不断在想:以后还有什么敏感的日子?我知道这种经历将不断重复。
当代中国,是无道中国,所以美国旧金山就有了一个“人道中国”。“人道中国”每营救一位政治异议人士或他们的妻子儿女,每救助一位政治异议人士的家庭,都是穿透无道中国的一缕人道之光。海外民运和人权组织之多,不知凡几,但我从没见过有哪个组织,像“人道中国”这样,为了那一缕缕人道之光透进无道中国,如此竭尽全力,如此无私奉献。
中国获再多金牌,也难引各国尊重与信服,这次中国与荷兰女排那场比赛,被观众嘘声弄得反胜为败,不是泄露对中国缺乏真正奥林匹克体育精神的厌恶吗?
2003年10月我从西城拘留所出来的时候,就给强卫书记写信,反映的14个问题中,就有“白菜游泳”的问题。2004年我进入西城看守所,那里的伙食改善了许多。没想到13年过去了,东城拘留所居然还是“白菜游泳”。
我在内心固然可以用“精神胜利法”睥睨警方、把自己认的“罪”解释为不合法理的恶法所强加的罪名,但这个认罪无论如何是我人生中最屈辱的时刻。之所以再次揭开伤疤,是想对近来几位维权民主人士的“认罪”说几点看法。
赵律师在法庭陷罪,问题出在立法上。因为306条有个逻辑悖论,它预设了控方的证据是客观、真实的这样一种虚拟的属性,一旦改变它或者挑战它,就意味着伪证。
我当场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我去天安门广场,是受李铁映(政治局委员)和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委托,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撤回学校。结果却被诬蔑为‘火上浇油’,还要处分。如果中央领导同志委托你们去做这件事,然后又要处分你们,你们能接受吗?”
哪条法律、哪个官府条文或媒体公布、告示过:G20峰会期间,中国公民不得前往杭州观光、不得享赏近二十年来被蠢治污染现又重归人间天堂美景的杭州?而倘若真有此禁规,那就是史上笑话、地球奇闻了!
我这番话里,一是表明了我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二是表明我不怕坐牢,关我十年二十年我也有心理准备,这就是“硬话”,但表达的时候是用平和缓慢的语气语调说的,这就是“软说”……
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不应被滥用于颂扬犯有反人类重罪的罪犯和宣扬政治极端主义。毛泽东给中国人和世界带来是罄竹难书的罪恶和百年梦魇……假借文艺的法西斯美学是一种洗脑宣传,是中共对澳大利亚输出极权文化的无耻伎俩,是对澳大利亚基本价值的完全蔑视与挑战。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一句话是:“你的骨头都是黑的,如与曾琳结婚,会影响我们一家的政治前途。”他们要我马上离开医院,并从此与曾琳断绝来往。
企图用公民社会来忽悠专制统治者,实属自作聪明;更不用说,企图用公民社会理论来实现社会转型,根本是异想天开。从德国进口的哈贝马斯公民社会理论一旦付诸中国现实,完全对不上号——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普遍对抗性,使国家行为不论支持或限制任一市场主体,都会对另外的市场主体形成影响,在全球化时代,受益受害的主体,甚至分不清是哪一国的人民,哪来的对某国所有人都有利的“国家利益”?其实现在我们所说的“国家利益”,绝大多数是政治家想象出来的,属于“子虚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