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在邓小平的监督下，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理念依然是：毛泽东最大的失误是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虽然那十年是一场灾难，但远比文革更可怕的是1958年到至少1961年的大饥荒。这场饥荒饿死了2500万到5000万人。尽管到现在为止，确切的死亡数字还有争论，但它是这场可怕的灾难和共产党决心隐瞒黑暗事实的标志。

从90代末的贾斯珀·贝克尔，到现代的冯客、周逊、杨继绳，勤奋的学术研究揭露了这场灾难的轮廓和细节。数千万人死亡，而幸存者有时甚至会吃死去的人；事后，中国的部分地方许多年都没能恢复。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毛认为革命的农民不仅能通过未经试验的手段极大地提高农业产量，而且还能炼钢铁，以便尽快实现毛泽东超越英国的目标。

我们很感谢这些学术研究，尤其是至今仍居住在中国的杨继绳的研究。杨继绳的调查是在中国进行的，而且即使他关于大跃进的书《墓碑》也只能在大陆之外的香港出版。杨继绳估计有3600万人死亡，再加上4000万未能出生的孩子。

现在轮到谈阎连科。阎连科所完成的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些作者们没有试图去做的，不过他们的著作让阎连科的作品变得更加可信。那么，《四书》是一部有分量的学术作品吗？其实不是。2014年获得著名弗朗茨·卡夫卡奖的阎连科是个小说家，也许是居住在大陆的唯一一位真正的好小说家。那么他是根据个人在可怕的饥荒年代的经历写出来的吗？也不是。他出生于1958年。

《四书》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可怕的、出于想象力、时而带有惨淡的幽默的作品。居住在北京的阎连科是通过读书和跟别人的交谈而了解到的内容写出这本书的。这本书中文版是2010年首次在香港出版的，现在由卡洛斯·罗杰斯翻译成了英文。

《四书》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大饥荒期间的一个“再教育”劳改营——专门关押知识分子或被称之为“罪人”的地方。主人公被称做“作家”、“宗教”、“学者”和“音乐”，他们都是被有些单纯但非常危险的“孩子”看管的。一开始，“罪人”们要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而“孩子”用剪纸的小红花和五角星来奖励他们。这些奖励能换来更多食物或甚至回家探访的权利。过了一段时间后，北京传来了命令——“毛泽东”的名字从未在书里被提及——要求大幅增加产量。没过多久，这帮“罪人”也收到了开始冶炼钢铁的命令。他们生活的地方没有铁矿石，必须找到替代品，他们就开始冶炼所有由钢铁制作的器具，无论是多么小的物件。后来，他们发现黄河边的沙子里有细小晶粒的铁矿，能分离出来拿去冶炼。

在这过程中，“孩子”一直在压“罪人”们提高农业产量，要让产量达到使人感到惊愕的程度；如果“罪人”们能大幅增加产量的话，不仅可以获得回家探访的权利，还能被放出劳改营。这可想而知导致了许多人撒谎。

这些都是我们从不同的学术研究中得知的事实。阎连科所做的是，让我们感觉经历这一切是什么感受。“孩子”想去京城，“上边的”在指导他怎么做时说：“你们的五星铁，不是黑沙冶炼的，是用铁轨或者农村的砍刀、铡刀炼成的。可你对谁都必须说是用黑沙炼成的。哪怕大人物——哪怕有人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用枪对准你的后脑勺——你得咬死说，是你们在黄河边用黑沙炼铁术，炼成了这块五星铁。”一群饥饿的人在旷野里寻找食物。“……人们又都挪着、爬着从荒野回来时，有人看见埋在区院后边农科院的研究员，他的坟被扒开了，那席被里的尸肉被人挖走了一块又一块，大腿上、肚子上留下的洞……人已经开始偷吃人肉了。”

这些可怕的日子过后，“作家”想知道接下来会发什么。他把自己想象成一种西西弗斯：“开始对这种相反的惩处变得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使惩戒变得与他的肉体和灵魂平和而协调。彼此的适应改变了罪与罚中的力量、冷酷、荒诞乃至死亡和油尽灯枯的沉寂与绝望。”

我在读阎连科这部难得而又奇妙的小说时，有时感到作者可以减掉很多内容，但之后我意识到，他想向读者揭露共产党的没完没了的残酷。现在，在2015年，那可怕的意识都会使人一边翻页一边几乎要喊出来：“这将永远不会结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