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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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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崇拜狂热,造神逆流汹涌,并不是文革灾难生成泛滥的最主要原因,但却与之密切相关。因为,它是僵化国家政治生活的迷幻药,是吞噬思想文化发展活力的黑洞,是扼杀真理与正义的地雷阵,是摧毁国家机器和社会肌体的引爆器。重发此篇短文,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足够警醒。
苏共与毛三十年的对抗,以其强大的物质力量和迎合世界潮流的意识形态,抵御了毛欲称霸世界的狂妄,引领共产阵营浴火重生,走上民主之路。毛的神主牌虽然还在北京支撑着那个罪孽深重的政权,但是,苏共战后的道路,给中国未来提供了一个选项,那就是令毛至死不安的共产体制的和平演变。
当前中国一切社会矛盾和弊端的根源在于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而毛是这一体制的政治图腾。毛的政治遗产是中国社会转型成为宪政民主国家最大的障碍。如果不能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领域,乃至精神文化层面全方位祛除毛的魔咒,让全体国人知道文革历史的真相,中国就永远摆脱不了血腥、暴戾、恐惧的宿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
临近年末,中国正在上演一场拥毛和批毛大戏,官方喉舌和民间舆论两军对垒,争论得非常激烈。对毛的争论由来已久,这一回合的起因是今年是毛冥辰120周年,中国官方紧锣密鼓地展开筹备活动,发动舆论攻势,为毛正名,宣扬毛的“历史功绩”,讨伐社会上“非毛化”言论,为纪念活动造势。 当前,中国社会严重撕裂,官民对立,看法两极,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对毛的评价。毛已死多年,但幽魂仍在中国游荡,魔咒始终缠绕着国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究其原因:一是邓小平当年否定毛是采取实用主义的做法,规定“宜粗不宜细”,把毛的罪过遮掩起来,使中国民众不了解毛的历史真面目;二是六四镇压后,改革已经成为权贵集团的专利,...
人生的际遇各不相同。上帝会给每一个人出不同的考题;撒旦会对人做出种种试探。 好在,上帝造人的时候,对人鼻孔中吹的那口灵气,乃是人之为人的共同特性,这就是良知、公义、爱等美好品质。它引导着人与人类前进的方向,哪怕道路崎岖。 神为人所做的奇妙安排,如同地球绕着太阳运行。回忆我自己的人生经历,轨道弯曲而清晰可辨。 祖父是儒雅的老中医,被当局定性阶级成份为“工商业地主”。在毛时代,这对于一家三代人而言,都是原罪。父亲精于琴棋书画,且略通武艺,却因“家庭出身”而做了一辈子农民。在我还刚会走路时,曾亲眼看见祖父与父亲在台上挨批斗,那是严重缺乏娱乐的乡亲们的保留节目。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幅场景:...
35年前的1978年,挣脱出毛泽东式极权专制主义黑暗统治冰川期的中国开始“解冻”,一群群从封闭社会的底层和夹缝中奋身而出的年轻人纷纷聚集在一起,北京、上海等地的“民主墙”上除了政治民主、人权自由的吁求外,也出现了张扬自我价值确认、追求美学创新的文学和诗歌的独特声音;在民间,纸张粗糙、形制简陋的油印出版物层出不穷,在渐亮的幽暗中被传递、被摘抄、被阅读、被吟诵,犹如微火闪烁、岩浆涌动…… 作为一个刚刚开始尝试写作现代诗的文学青年,我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介入了社会,也介入了文学。这一年的10月,我进入大学——上海机械学院,开始读大一。而4年前的1974年春天,...
2008年的一天,我13岁的女儿灵灵看到我在整理我爷爷严苍山的资料时,问我:“这是谁?他很有名吗?”我说:“他是你曾祖父,也就是我的爷爷。他是上海很有名的中医,而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也是有名的中医。” 灵灵又问:“那么再往上追,你曾祖父的爸爸又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曾祖父的爸爸是一个有名的画家,他叫严明,他的指画很棒,指画就是用手指头当毛笔来画的画。” 我继续埋头整理资料。 灵灵好像想到了什么,她说:“以前听你说起过你的爷爷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为什么?” 我说:“自杀是因为自杀者有着受不了的痛苦,于是就索性中断了生命,中断了生命也就中断了痛苦的感受。 “他自杀的那年是1968年,...
1972年5月,我第一次去中国,此行仅在尼克松访华后3个月!我陪同丈夫孔杰荣(Jerome Cohen)访华,他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一个小型代表团的中国顾问;该联合会在两国敌对23年之后,应邀与中国进行首次科学交流。从香港穿越罗湖桥进入“共产主义敌国”——红色中国——很具戏剧性,因为尼克松访华之前,我们的政府禁止我们入境中国。 我们拖着行李,从香港边境过桥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候车室。室内放置着巨大的手扶皮椅沙发,沙发用沙发套保护着;还有一摞摞中英文杂志,宣传建设中国现代化的英雄——工人、农民和士兵。 我们立刻被淹没在四周的革命歌曲之中——这种战斗的旋律随后在火车上充斥我们的耳膜,...
1960年9月4日我出生在安徽省芜湖市弋矶山医院(原是美国教会医院),父亲是芜湖造船厂一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高级技工,也曾任佩备手枪的保卫干事,执行保卫驻厂苏联专家和前来视察之高级领导人的保卫任务。1958年在动员干部下放的背景氛围下,父亲主动要求从保卫科回车间当工人,其实他内心想法是当高级技工——高级技工工资高,粮食定量也高于干部。 1962年父亲被借调到位于陕西省兴平县板桥的408厂,这是一家50年代初开始由苏联专家援建的国家重点项目,职工和家属合计超过一万六千多人,政审和业务要求都很严格。同年我妹妹出生,父亲为她起名“兴平”,后改为“兴萍”。...
对我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文革——这一来是因为文革本来就是件大事,二来是因为年龄:1966年,我19岁,正在成都上高中。 我是高中66届。后来,人们把高中66届、67届、68届以及初中的这三届统称为“老三届”。老三届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学的专有名词,老三届之所以成为相互认同感最强的一代,那是因为他们有着一段特殊而又漫长的共同经历:先是在学校参加了两年半的文革--因此他们被称为红卫兵一代,然后又都被下放到农村--因此他们又被称为知青一代。老三届“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原本是共产党一手塑造的产物,可是,文化革命的风云变幻和农村生活的沉重艰辛,迫使他们思考与怀疑,其中一些人萌生出反叛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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