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通常很难集结在一起的人群突然在十九大刚刚开过之后的这个时点空前一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习近平嫡系班子成员的无知、无德和傲慢造成的。这种对上和对下两种态度的鲜明对比怎能不激起民愤?而这样的民愤怎么可能不波及到这些官员的保护人习近平?
北京市要驱赶几百万所谓“低端人口”,是习近平的既定方针。我不大相信,这一次社会舆论的谴责,能够改变这个既定方针。这种靠军令状来治国的路数,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会对整个中国带来什么影响,会对中国的国际形像带来什么影响?这是北京的当权者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中国的确成功建立了举世无双的独裁制度,大多数绝望的人口不但没有反抗,反而为政府解释以及宣扬其成果,自己的苦况不敢怪政府,甚至把欺压者视为恩人,堪称全球「最成功」的独裁制度。
在权力博弈上,应该说,习一点也不傻。但懂得权力游戏的逻辑,并不等于就懂得如何治国。在治国问题上,确有一个习近平傻不傻的问题。对于习近平已经大权独揽的中国来说,他是真傻还是假傻的问题,已经远没有他是真坏还是假坏这个问题更重要。因为在他的任上,中国将不可能避免出现某种摊牌局面,而那时习做出什么样的道德选择,关系著太多人的命运。
中共政权必然对普世价值采取一种骨子里的轻蔑,一种敌视的态度。要指望这种政权主动地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那是相当的困难。所以,这对不仅是对中国人,也是对整个世界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可以说,目前世界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应对一个崛起的专制的中国。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仅是对中国人,对整个世界都将是一个极大的灾难。
著名的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在他临死前,曾经发出一句振聩发聋之声;“党管文艺,文艺没希望”。由此类推我们看到党管到哪里,哪里就没希望。实际上是党管到哪里,哪里就遭殃,党管到哪里,灾难就到哪里。
个人崇拜在共产党政权史上本为内部公共品,但它借助党国一体机制最终让社会承担了迫害、杀戮、饥馑、动乱等重大成本,这还未计对个人精神世界摧毁之无形成本。在共产党政权史上,个人崇拜未必导致政权丧亡,但某一波段使政权看似强大,而实质上是积累崩溃因素。
明明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明明是要剿灭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同政见,却偏偏要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所谓理想信念坚定的君子,这样的人恐怕比变色龙还不如,只怕是一个披着变色龙外皮的野心家了。遗憾的是,中国的这个新时代恐怕要由这些野心家们任性地玩弄一阵子了。
这不仅是对底层民众严重的次生灾害,有违起码的公平正义;更大危害在于,它会遮蔽政府责任,掩盖悲剧的真实原因,从而导致悲剧不断重演。任何一个有公共关怀、有责任心的公民,都决无可能容忍,必须旗帜鲜明地抨击和抵制。
健康权和生命权是公民享有的天然权利,也是最基本的人权。现在中共的监狱里,还有王炳章、陈西、朱虞夫、吕耿松、陈树庆、陈卫、刘贤斌、郭飞雄、伊力哈木、张海涛等等。请给他们多一点关怀吧,他们是最黑暗的长夜里的一盏盏灯火,燃烧着自己,给我们的却是光明和温暖。
胡石根博学、敦厚和坚韧。在他的身上,融合了知识分子的谦和睿智和革命家的执着勇毅,在他知行合一推进民主的道路上,从未听到他“廉颇老矣”的慨叹,反而总透出少年才有的热忱。在709大抓捕中,胡石根获刑最重,当他满头白发站立在中共的法庭上慷慨陈词地“认罪”,我突然觉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亏欠他太多,为了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自由地有尊严地生活,他付出了自己的所有。
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把在自然界是中性的法则拿来掩盖由权力关系决定的过程,用结果肯定过程,抹杀基于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它甚至跳过论证,直接告诉你现状就是论证,所以它本质上是为现实的权力关系辩护的逻辑。
月亮从南边的天空升起来,这是北京冬天少有的晴朗夜晚。而皎洁的月光之下,人们仓促而张皇地迁徙,像刚刚经历一场瘟疫、地震或战乱。广场上的车和人逐渐减少,愈发寂静,狭长的三层楼房A座公寓里,正面的几十个窗口,亮着的灯渐渐只剩下一个。这有些像历史电影中,犹太人被赶往奥斯维辛之后,空寂而破败的隔离区。
人社部至今坚持推行本部门任性执法、权力傲慢、野蛮侵害民众利益的“工龄归零”恶政,致使成千上万老人根本没有被纳入养老保险体系。人社部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为百性愤恨的部委衙门,导致民怨沸腾,群体抗议事件不断。
民主这个概念,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人类文明,就是普世价值。民主国家的定义,就是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来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不管什么概念,不管什么文明,到了中国,都要走样,普世价值都变成中国特色。
有人误以为习近平要搞新极权,我觉得是多少看走眼了。而真正完全看走眼的,当数那些至今还对习近平会改旗易帜搞宪政抱有幻想的人。习近平上位以来的言论和行动,充分表明了他与宪政的势不两立,表明了他是铁了心要将宪政拒之门外的死磕派。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习近平新时代后极权主义,即翘起尾巴的后极权主义。
无论是搞城市化还是搞复兴乡村,如果要真正向中国最近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无论我们怎么样,维护农民的权益应该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核心。由我们上面的决策者来决定一个地区的农民应该是进城还是应该待在农村,本身这个思路有一定的问题。
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
《大西洋宪章》之后出现的《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关系法和人权公约文件的基础,是人类道德文明奠基石。阶级斗争理论、极端宗教价值观,这两者与《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法律文件精神是格格不入,水火不能兼容的。
我看来,刘晓波之死是1989之后世界史上最重要的精神事件之一。刘晓波之死,也是一个巨大的痛苦象征,象征着崛起的中共专制政权对人类正义和良心的极大嘲讽,象征着西方对华绥靖政策的恶果和未来更大的威胁。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将越来越体会到刘晓波的死亡,乃是冷战结束之后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个令人震撼的事件。
这段时间的交往,让我深切感受到刘晓波在跟别人接触时那种深入骨髓的人格平等意识,明白了他为什么在那么多的圈子有好朋友。而且,我亲眼看到他为刚入狱的胡佳联系签名呼吁,为城乡户籍二元制下受歧视的“农民工”呼吁,为“三一四事件”后遭受严厉打压的藏人呼吁。
穆加贝掌权近40年后轰然下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为什么很多威权领导人在举国压力下都不肯放弃权力?本文回顾了那些失去权力的铁腕人物后来的境遇。
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的国人明白: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贝氏家族当初有幸躲过了元朝战火,在苏州传承了十几代,却差点在“十年浩劫”中被扼杀。贝氏家族早年间就很"识时务"地将大部分财产上交出去了。尽管如此,家族的人还是没有摆脱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