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十五週年中國天安門母親告海內外同胞書

中國人權新聞稿 

中國政府官員通知丁子霖夫婦“在現政權下不可能解決‘六四’問題”，天安門母親的告海內外同胞書因情況變化提前公佈。

中國人權從給丁子霖夫婦打的電話中得知，中國政府的官員顯然根據中國高層的指示，在5月24日一到丁子霖家中即對丁子霖和蔣培坤夫婦宣佈：“在現政權下不可能解決‘六四’問題”；同時還對丁子霖、蔣培坤夫婦宣佈“對你管理起來”。此後公安警察就對丁子霖家進行了好幾層封鎖，不許任何外人進入丁子霖的住房，甚至不許給丁子霖家修理門窗的工人進屋工作，只允許丁子霖到一個最近的指定超市購買飯菜等必需品，並且一齣房門就有多名便衣警察貼身跟隨。到丁子霖家中做上述宣佈的是北京國家安全局的警官田剛和孫毅。由於丁子霖是全球紀念“六四”十五週年籌委會的名譽召集人，這使中國官方十分惱怒和不安，安全局的警察們就一再對丁子霖威脅說：你們現在的性質已經改變了，現在已經對你立案。目前的中國高層對“六四”的態度，尤其是警察對丁子霖發出已經對她“立案”的警告，促使中國人權將原準備5月30日發佈的“天安門母親告海內外同胞書”，提前幾天予以公佈，以防備中國警方對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突然動手，使她們甚至不能聽到自己嘔心瀝血起草的告同胞書發佈，以及對此表達態度和作出回應。

這封由丁子霖執筆的“天安門母親告海內外同胞書”，正式的題目是“為了生者與死者的尊嚴”，落款是“中國天安門母親”。告同胞書在第一段落就講述了天安門母親已經收集到182個“六四”死難者的名單和情況，其中包括倒在天安門廣場中央旗桿下的程仁興，被戒嚴士兵亂刀刺死的吳國鋒。這份名單所講述的具體事實，使我們了解到當年中國政府信誓旦旦地宣稱，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沒有放一槍，沒有死一個人的說法，是設計將國際輿論引導到狹窄話題、尤其是難以爭辯真假的謊言之中去。

告同胞書的第二段落講述天安門母親15年來忍辱負重、曆盡艱辛，始終通過致函等方式，向中國人大委員會和國家領導人呼籲：本著和平、理性的原則，按照民主、法制的程式，以協商對話的方式來求得“六四”問題的公正解決。但是直到今年從中國領導人那?堜甡繸o的回答都可以歸結為：團結和穩定比什麼都重要。告同胞書表示這樣的說法是明白無誤地說，“死人不要緊，人命不值錢；為了穩住大局，什麼事都可以做，什麼都可以在所不惜”。告同胞書因而譴責“這個制度是多麼野蠻，多麼沒有人性，又多麼虛偽。”

告同胞書在第三段落講述，天安門母親蒙受了深重的苦難，但也經歷了靈魂的洗禮和思想的啟蒙，明白了中國人應該有民族的自尊，但更應該有個人的自尊。而15年前的“六四”大屠殺，就是專制集權與民眾渴求尊嚴和自由的規模空前的衝突與較量，而在這場衝突與較量中，渴求尊嚴和自由的精神遭到毀滅性打擊，造成今日中國社會對於自由和尊嚴的畏怯與逃避，現今“整個社會被一種到處瀰漫著的晦暗、冷漠、絕望、墮落所籠罩，沒有公平、沒有正義，沒有誠信，沒有羞恥，沒有敬畏，沒有懺悔，沒有寬容，沒有責任，沒有同情，沒有愛……。”但是這種情況是專制者的選擇，因為這是專制者賴以生存的土壤。所以天安門母親在告同胞書中呼籲：“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而“真相”是一種力量，“說出真相”是無權者的權力。

這三段落的講述，是天安門母親15年來久蓄心中的話，在全球紀念“六四”慘案15週年的時刻，天安門母親出於一種交流的渴望，而發表這份天安門母親語重心長的告同胞書。

中國人權受天安門母親的委託，代為向全世界媒體發佈這份告同胞書。中國人權認為這是“六四”難屬迄今發表的最為重要的一份文件。這份告同胞書說明“六四”難屬經過15年的艱難跋涉，從單純要求政府對“六四”死難者予以公正公道處理，到不再期望專制集權政府會承認罪錯，並從這一痛苦的過程中完成了靈魂的洗禮和思想的啟蒙，總結出人最重要的是自尊和自由，而專制者賴以生存的土壤就是剝奪人們對自尊和自由的選擇。正是由於15年前專制者通過“六四”慘案毀滅性打擊了中國民眾對自尊和自由的追求，所以今天的中國社會瀰漫著晦暗、冷漠、絕望。“六四”難屬們發表這份告同胞書，就是渴望交流自己通過痛苦而獲得的精神昇華，並堅信最終的選擇權還是屬於中國廣大民眾。中國人權十分贊成讚賞告同胞書的觀點，並且相信他們所完成的靈魂洗禮和思想啟蒙，正是中國建設人權體制所需要具備的深厚土壤。

中國人權主席（President） 劉青（Liu Qing）
中國人權發佈的報告、聲明、新聞和其他正式文件，統一由中國人權紐約總部發佈。上述文件經由下列二人中任何一人簽名有效：劉青（主席）、Sharon Hom（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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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胞們：
我們是十五年前那場大屠殺的受害者。
我們是一群因命運相同而聚集在一起的89天安門運動死難者的母親。
此時此刻，請首先接受我們良好的祝願與問候。
今天我們給諸位寫這封信，是出於一種交流的渴望，想就十五年前的“六四”慘案向各位說說我們的心裡話，
（一）
當我們提起筆來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們的手是那樣的沉重，因為在我們面前，擺著一份由我們親手記錄下來的182位死難者的名單。被列入這份名單的，有我們的兒子或女兒，有我們的丈夫或妻子。他（她）們都是普普通通的學生或市民，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國公民，有幾位甚至連公民的身份都還沒有來得及取得。今天，當我們面對這一個個熟悉的名字時，我們的心仍在顫抖，仍在滴血。
在十五年前的那個黑色週末，他們從我們的身邊抽身而去，從此便成永訣。
我們無法忘記：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是在聽到大屠殺的槍聲以後毅然離家奔赴死亡的；
我們同樣無法忘記：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是在木樨地橋頭阻擋軍隊向天安門方向開進時被密集的槍彈掃射致死的；
我們同樣無法忘記：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是在長安大街的西單和東單路口與戒嚴部隊的對峙中飲彈倒地的；
我們同樣無法忘記：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是在大屠殺現場救護傷員或同軍隊搶奪同伴屍體的時候被射殺的；
我們同樣無法忘記：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是在抗議軍隊的暴行或用照相機記錄下這種暴行的時候被奪去生命的；
我們同樣無法忘記：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是在撤離天安門廣場時在西單的六部口被從身後開過來的坦克活活碾死的。
我們同樣無法忘記：他們之中至少有三人是在天安門廣場被打死的，而且有一人恰恰倒在了廣場中央懸挂共和國國旗的旗桿下。這個人的名字叫程仁興。
我們這裡還保存著一些照片，照片上死者的屍體一排一排整齊地堆放在一所醫院的化驗室，其中一具編號為“30”。他的名字叫杜光學。
我們這裡還保存著這樣一張照片，照片上的死者腦部和肩、臂部都留有槍傷，但最後他死在了戒嚴士兵的刺刀下，他的雙手手心還留有深深的刺刀刀痕。這位死者的名字叫吳國鋒。
我們這裡還保存著另一張照片，照片中的屍體全身沾滿了泥土，面目已很難辨認。這具屍體是在天安門西側紅?晱~的一個土坑裡挖出來的，死者的名字叫王楠。在同一地點還掩埋了許多其他死難者的屍體。這些死者都是誰？詳細數目有多少？他們的屍體後來又運往了何處？這一切至今不得而知。他們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六四”失蹤者。
（二）
讓我們記住這恐怖、這殘忍、這慘烈吧！
我們應該記住：我們置身於其中的這個制度是多麼野蠻，多麼沒有人性，又多麼虛偽。如今，共產黨的權力核心已經從第二代過渡到第三代，又從第三代過渡到了第四代。但是，這個制度的基本職能卻始終沒有改變，那就是扼殺“自由”、扼殺“民主”，撲滅任何來自文明世界的火種，無情地鎮壓一切向這個制度說“不”的挑戰者。
我們作為當年那場大屠殺的受害者，這十五年來忍辱負重，曆盡艱辛，卻始終保持著最大的克制。我們摒棄了牙眼相報的敵視與仇恨，摒棄了以暴易暴的極端與偏狹。我們多次致函全國人大和國家領導人，主張朝野雙方本著和平、理性的原則，按照民主、法制的程式，以協商對話的方式來求得“六四”問題的公正解決。這十五年來，海內外的許多有識之士，也從化解矛盾、實現和解的良好願望出發，紛紛提出公正解決“六四”問題的要求或建議。今年3月兩代會期間，301醫院的蔣彥永醫生再一次挺身而出，大聲疾呼，建議黨政領導人早日為89學運和“六四”正名。然而，所有這一切要求和建議得到了什麼樣的回答呢？回答是：
“我們必須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如果再給我們二十年、五十年的穩定，中國一定會發展得更強大。”結論是：“團結和穩定比什麼都重要。”
這是中國總理溫家寶先生以現行制度代言人的身份在兩代會期間就“六四”事件對中外記者所說的一番話。
這些話明白無誤地告訴國人：死人不要緊，人命不值錢；為了“穩住大局”，什麼事都可以做，什麼都可以在所不惜。請問，這與十五年前鄧小平所說的“死二十萬，換二十年穩定”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難道不殺人就沒有今天的政治穩定；不殺人就沒有今天的經濟奇跡；不殺人就沒有今天和明天的強國地位！？在這十五年裡，幾乎每一任黨政領導人都無一例外地要拿出“六四”以來的所謂“巨大成就”來為當年的鎮壓作辯護。那麼，在這裡我們有必要以同樣明白無誤的語言告訴這些領導人：上世紀80年代末發生在中國首都的那場大屠殺，是對人民的犯罪，對民族的犯罪。這場屠殺不僅嚴重地違背了本國的憲法和一個主權國家所應承擔的國際義務，而且已經由對人權和公民權的一貫侮蔑而演變成為一場空前的反人類暴行。在這場暴行過後，歷屆政府加以推行並拿來炫耀的，也絕非什麼強國之道、富民之策，而只不過是用老百姓的身家性命作抵押，來謀取一小部分人的特權利益罷了。
請不要再欺騙、愚弄善良老百姓了！他們已被欺騙、愚弄了半個多世紀，這難道還不夠嗎？
今天的中國領導人需要用行動來證明自己已擺脫了中世紀的野蠻與愚昧，更需要用行動來證明自己已放棄了曾經在半個多世紀裡肆虐於整個中華大地、令千百萬生靈涂炭的“中國特色”共產極權主義，而不是搞那些蒼白無力的“親民”形象工程。他們需要有一種勇氣，一種敢於與傳統專制制度及其意識形態決裂的勇氣，一種敢於拋棄偽善和謊言轉而追求真誠、真實的勇氣，一種敢於直面歷史罪惡、作出良心懺悔的勇氣。
（三）
我們沒有放棄期待。我們期待今天的“胡溫新政”能真正著眼於國家、民族的未來，棄舊圖新，改弦更張，對民眾之希冀、世界之潮流作出正面的回應。但我們同時認為：制度比人強。假如沒有民眾的普遍覺醒，沒有民間維權運動的持續開展，沒有知識分子的道義回歸和良心擔當，……一句話，假如沒有民間力量的積聚及其對執政當局的壓力，那麼，所謂的“胡溫新政”終將被舊制度的慣性所吞沒，而且很可能成為一種包裝得更為精緻的謊言與欺騙。
讓我們一起來推動時代的變革、民族的新生吧！不要做怨天尤人的旁觀者，更不要做舊制度的維護者。
十五年前的那場大屠殺，使我們蒙受了深重的苦難，但也使我們經歷了一次靈魂的洗禮和思想的啟蒙。今天，我們至少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人，不是可以任人宰割、任人奴役的牲口，也不是靠主人豢養供主人消閒取樂的寵物。作為一個中國人，應該有民族的自尊，但更應該有個人的自尊。一個社會的文明進步，皆來自人們對自由和尊嚴的渴求；而任何一種專制制度的最主要特點，就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扼殺並最終消滅人的這種渴求。發生在1989年的那場天安門民主運動，就其最深刻的意義上說，正是人性中這種對於自由、尊嚴的渴求與專制極權主義之間一場規模空前的衝突與較量。這場較量以前者遭到毀滅性打擊而告終，而其最直接的一個災難性後果，就是在全社會造成了對於自由和尊嚴的畏怯與逃避。中國再一次躑躅於世界文明圈之外，整個社會被一種到處瀰漫著的晦暗、冷漠、絕望、墮落所籠罩，沒有公平、沒有正義，沒有誠信，沒有羞恥，沒有敬畏，沒有懺悔，沒有寬容，沒有責任，沒有同情，沒有愛……。難道這就是民眾的選擇？不！這是專制者的選擇。因為，這一切恰恰是專制制度賴以生存的土壤。
然而，我們相信，歷史終將服從人民的選擇。而這，也正是我們的希望之所在。
在這封信即將結束之前，我們願意重申“天安門母親”群體關於紀念“六四”十五週年的口號，這就是：
說出真相 拒絕遺忘 尋求正義 呼喚良知
一個靠謊言和欺騙來維持的制度是該詛咒的，但要改變它則需要有一種持久的理性。面對這樣一個制度，一個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有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說出真相”。“真相”是一種力量，“說出真相”是無權者的權力。沒有真相，就沒有歷史的記憶，也就沒有正義與良知。我們熱切地希望所有海內外同胞都能自豪地生活在真話和真實之中。這將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對待，使所有人的自由與尊嚴都能得到平等的尊重——無論是活著的還是死去的。

中國天安門母親 (執筆者 丁子霖)
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