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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經歷的“六四”

2009年06月04日

高文謙

1989年春,高文謙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他親眼目睹了學生的抗議示威活動,當局隨後的“六四”鎮壓改變了他的一生。他決心把被共產黨掩蓋的文革歷史真相通過自己的筆告訴世人。他的努力後來主要都凝聚在他的備受歡迎卻在中國大陸被禁的《晚年周恩來》一書中。

一晃“六四”鎮壓已經過去了20年。這是個非常沉重的話題。一提起“六四”,又把我帶回20年前那個殘暴、血腥、令人心悸的夜晚。那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夜,刻骨銘心,改變了許多中國人的命運,也包括我自己。1989年年初,當時時局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改革已經進入了第10個年頭,鄧小平跛腳鴨式的改革已經累積了許多社會矛盾,而前一年物價闖關的失敗更是激起了民眾的不滿。這年春天,胡耀邦抑鬱而終。1 他是中共黨內最後的一個理想主義者,贏得人們的愛戴。以大學生悼念胡耀邦為先導,在全國范圍內引發了聲勢浩大的抗議示威運動。

當時,我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學生們提出的整治腐敗、推進民主的要求,代表了普通民眾的呼聲,多數機關幹部也都站在學生一邊,很多人利用上班時間跑出去看學生遊行。記得4月27日大遊行那天,一早到機關,就聽說大學生準備上街遊行,當時武警和公安在中關村一帶布置了幾道封鎖線,有可能發生流血事件。整個上午,機關裡都在議論這件事,牽掛著學生的安全。中午得知學生已經沖破了警方的防線,向天安門廣場進發。

我隨即跑出去,站在復興門的立交橋上,看著由北向南的遊行隊伍,一眼望不到頭,各大院校的隊伍依次走過。記得走在清華大學隊伍最前面的是幾位滿頭白髮的老教授,他們舉著一個白色的條幅,上面寫著:“跪久了,站起來遛遛”。這是一種黑色的幽默,裡面五味俱全。當時我一看到這幾個字,感到一種心靈的震撼,眼淚不由自主掉下來了。我能夠體會出這句話的分量,其中所包含的沉重和酸楚,那是一種在經過精神虐殺的煉獄之後而從心底發出的吶喊。

當時,我真有一種精神上獲得解放的感覺。中國民眾經過多年的極權統治,已經讓政治給整怕了, 人性被扭曲,良知被吞噬。知識分子更是被打斷了脊梁骨,戰戰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對政治的恐懼已經溶化在整個民族的血液裡面,化成一種本能,一沾政治,就談虎色變,避之唯恐不及。這種心理陰影,像夢魘一樣纏繞在中國民眾的內心深處,揮之不去。

我的童年是在恐懼中度過的。我6歲那年,我父親因對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2 表示了不同看法,在廬山會議後批判彭德懷的斗爭中,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充軍西藏。文革中,我的母親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關進秦城監獄。家庭的遭遇,使我很清楚中共政權的殘暴本質,當政者勢必對任何挑戰他們的人秋後算賬。盡管如此,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後,一直牽挂著我的心,每天上下班的時候,我都有意識地騎車從天安門廣場繞一圈,了解當天的情況,勸說學生不要過激,給自己留有餘地,祈望事情能夠善了。

記得走在清華大學隊伍最前面的是幾位滿頭白髮的老教授,他們舉著一個白色的條幅,上面寫著:“跪久了,站起來遛遛”。這是一種黑色的幽默,裡面五味俱全。當時我一看到這幾個字,感到一種心靈的震撼,眼淚不由自主掉下來了。

5月18日,是學生絕食的第6天,當時不斷有昏厥的學生被送往醫院,救護車的呼嘯聲揪著每一個人的心。對當局的冷血,當時整個社會情緒已經到了爆發的臨界點。在這種情況下,我帶領機關幹部走上街頭,聲援學生,並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自願請願團”的名義,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要求否定把學潮定性為“動亂”的《人民日報》社論,3 承認學生發起的愛國民主運動,並提出“清除腐敗,要從最高領導人做起,大義滅親”。這封公開信後來被人貼到中央組織部的報欄裡,成為清查時的一件大案。

中國民眾經過多年的極權統治,已經讓政治給整怕了,人性被扭曲,良知被吞噬。知識分子更是被打斷了脊梁骨,戰戰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對政治的恐懼已經溶化在整個民族的血液裡面,化成一種本能。

戒嚴後,4 北京市民自發地組織起來,把戒嚴部隊堵在城外,形勢一度密雲不雨。不過,當局不惜流血來重新控制局勢的趨勢越來越明顯。6月3日那天早上,我上班時繞道六部口,看到北京市民截住了一輛裝有刺刀、鋼盔等軍用物資裝備的軍車。下午,聽說集結在中南海5 裡的軍隊出動,搶回了軍車和裝備。我急忙騎車趕到現場,當時軍隊剛剛動完手,還可以聞到空氣中瓦斯毒氣的味道。幾個市民被打得頭破血流,陽光下,雪白的汗衫染著殷紅的血跡,格外刺眼。這是自學生絕食以來,第一次看到血腥的場面,心一下子揪了起來。

當天晚上,吃完晚飯後,我和妻子又去了天安門廣場。當時,氣氛已經相當緊張,空氣中甚至可以聞到血腥的氣味,讓人透不過氣來。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的直覺告訴我,中國現代史上即將發生慘烈的一幕。當時,我準備在廣場上留下來,做一個歷史的見証人。但是,我的妻子死活不同意,硬要把我給拉回去。當時,我的情緒很衝動,和她爭論得很厲害,表示堅決不回去。最後,我妻子的一句話打動了我。她說,你是研究歷史的,不能無謂地死在這裡,你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用你的筆來記錄歷史。

當時,我準備在廣場上留下來,做一個歷史的見証人。但是,我的妻子死活不同意,硬要把我給拉回去。當時,我的情緒很衝動,和她爭論得很厲害,表示堅決不回去。最後,我妻子的一句話打動了我。她說,你是研究歷史的,不能無謂地死在這裡,你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用你的筆來記錄歷史。

我的家在沙灘附近,離天安門廣場不遠。當天晚上回到家中,我幾乎一夜沒睡,站在涼台上,望著廣場的方向,可以看到那裡的火光,入夜以後,遠處的槍聲清晰可聞。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趕往天安門,在南池子路口親眼看到軍隊屠殺北京市民的場面。荷槍實彈的士兵在公安部的大門口,向抗議的市民開槍射擊,當場有五六個人中彈。殺紅了眼的士兵還不放過,端著槍朝胡同裡追殺逃散的市民。

當時,我隨著人群躲在一個小胡同裡面,蹲在背陰的牆根底下。聽著街面上傳來“嗒嗒、嗒嗒”的槍聲,我的心一陣陣發緊。和我蹲一塊的是一個蹬平板車的老大爺,看起來有六七十歲的樣子,閱歷豐富。他不像我那麼緊張,但臉色陰沉,按捺不住心頭的憤恨,氣得渾身發抖。這位大爺對我說:當年小日本進北京城,也沒有這麼殺人吶,真是造孽啊!共產黨缺了祖宗八輩子大德了!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趕往天安門,在南池子路口親眼看到軍隊屠殺北京市民的場面。荷槍實彈的士兵在公安部的大門口,向抗議的市民開槍射擊,當場有五六個人中彈。

6月4日下午,我騎車穿過滿目瘡痍的北京城,回到我媽媽家中。一路上所見所聞,令人發指。回到家後,我打開收音機,焦急地收聽美國之音每個小時的新聞節目,一邊放著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和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一遍一遍地聽著。當時美國之音正在播放對鄭念女士的訪談,她是《上海的生與死》的作者。她以一個失去女兒的母親的身份,向天下所有在“六四”血腥鎮壓中失去子女的母親們講話,理解她們的喪子之痛,同情她們,寬慰她們,語調悲切哀婉,富有感情,我一邊聽一邊默默地流淚,心裡在淌血。

這以後,我擦乾眼淚,準備應付即將面臨的整肅。我媽媽幫我把我父親當年挨整時寫的檢討找了出來,讓我做些心理準備。我翻看著一頁頁已經發黃的檢討,百感交集,父子兩代的命運竟如此相同!那年夏天,是在極度壓抑和恐怖中度過的。戒嚴部隊端著槍在北京大街小巷巡邏,公安局和武警半夜三更抓人,官方電視上連篇累牘地播出“暴徒”被逮捕被押送處決的畫面。

當時, 我想的一個問題是:8 0 年代初, 官方曾經開展了“徹底否定文革”的教育,為什麼坦克車一開進城,文革的邏輯和語言就立刻回來了?

與此同時,各個單位內部也在進行清查運動。我是單位清查中的重點人物。在那些日子裡,我把自己關在屋子裡,對外說是在“閉門思過”,寫檢討,實際上是在反省自己以往所扮演的角色,探究文革浩劫與“六四”鎮壓兩者之間的關系。我是研究文革的,曾經是官方《毛澤東傳》和《周恩來傳》文革部分的執筆者。當時,我想的一個問題是:80年代初,官方曾經開展了“徹底否定文革”的教育,為什麼坦克車一開進城,文革的邏輯和語言就立刻回來了?原因就在於導致文革浩劫的制度根源,仍然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政治體制換湯不換藥。為此,我決意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文革浩劫的歷史真相告訴國人。寫《晚年周恩來》一書的念頭最初就是在這時候萌生的。

1993年我來到美國後,有幸得到李慎之先生的推薦,到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作訪問學者,把寫書的願望變成現實。但事情剛剛開始,中國當局就知道了,通過各種渠道勸阻我不要寫這本書。他們採取了軟硬兩手:軟的一手是收買我;硬的一手是派人傳話,說我母親在文革中已經受到很大磨難,不希望看到她晚年再有什麼不幸。這是一種赤裸裸的恐嚇,我當然不能接受。他們就向哈佛大學施加壓力,切斷了對我的資助。這反而更堅定了我一定要把《晚年周恩來》這本書寫出來的願望。

這以後,我靠妻子為生,在家裡全力寫書。我母親也在精神上給我很大的鼓勵,給我寫“萬金家書”,說這是老天爺交給你的任務,一定要把文革的歷史真相告訴老百姓。《晚年周恩來》一書歷時5年,終於出版,但立即遭到中國政府的封殺。官方之所以這樣怕我寫這本書,是因為他們深知前蘇聯東歐共產政權的垮台正是從歷史解密開始的,重新評價重大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勢必瓦解極權統治的基石。

當前,中國正處在歷史變革的前夜,面臨從極權體制向憲政體制的轉型,而“六四”問題則成為梗阻社會轉型的死結,令中國百年憲政之路步履艱難。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哀和不幸。

上個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急於救亡圖強,被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狂想所蠱惑,誤入歧途,整個中國成為共產主義的實驗場,中華民族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浩劫。經過一個世紀的血腥實踐,共產主義虛幻的光環早已不再,露出了本來面目――殘暴、邪惡、虛偽和違背人性。在意識形態破產之後,當局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隻剩下赤裸裸的暴力鎮壓和謊言欺騙。

“六四”血案已經過去20年了,歷史的傷口至今沒有癒合,還在繼續化膿潰爛。當年導致抗議的各種社會矛盾,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更加激化,積重難返。當前,中國正處在歷史變革的前夜,面臨從極權體制向憲政體制的轉型,而“六四”問題則成為梗阻社會轉型的死結,令中國百年憲政之路步履艱難。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哀和不幸。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六四”問題一天不解決,不還死難者一個公道,中國將永遠無法堂堂正正地站立在世界舞台上。

編輯注釋

1. 胡耀邦於1981至1982年期間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至1987年期間任中共中央總書記。1986年發生了一系列學生抗議活動之後,他於1987年1月16日被迫辭職。中共黨內的強硬派指控他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過於軟弱,對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過於同情。他在黨內受到侮辱性的批斗,並被迫做出檢討。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當天就開始不斷有民眾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悼念他,表達了對他遭遇的同情和對當局的不滿。從4月17日開始,悼念活動規模不斷擴大,很快演變成民眾發泄對官倒腐敗的強烈不滿、要求政治改革的抗議活動,由此引發了全國范圍的八九民運。^

2. 為使中國在短時間內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在10年內超過英國、15年內趕上美國(“超英趕美”),1958年,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運動。為此,全國大煉鋼鐵,甚至要求家家戶戶獻出鐵鍋鐵盆煉鋼,荒廢了農業生產,導致了大飢荒,至少餓死2000萬人。^

3.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人民日報》,1989年4月26日。^

4. 戒嚴令頒布於1989年5月20日。^

5. 位於紫禁城西,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機關辦公及中國國家領導人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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