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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之筆見証苦難:《走過冰山》序

2009年06月04日

陳子明

1989年“六四”鎮壓後,北京警官孫立勇呼籲建立特別法庭追究那些下令開槍者的法律責任。作為一個自己隊伍中的“叛逆者”,孫立勇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與孫立勇一同坐牢的89民運參與者陳子明,在孫即將出版的回憶錄(勞改基金會,2009年)序言中描寫孫的為人:即使在獄中遭受慘無人道﹑喪失人性的磨難,卻仍保持不屈不撓的精神,待人寬宏大量,孫立勇就是這樣一名漢子。

在我迄今為止看到的中國良心犯撰寫的有關1990年代的獄中回憶錄裡, 孫立勇的《走過冰山》是最翔實、最生動的一部,對於中國監獄裡的三種主要角色――良心犯、普通犯人和獄警,本書中都有著全面、細膩的捕捉與刻畫。只有象孫立勇這樣與各色人等都有深入接觸的人才能寫得出來,而我在監獄裡被嚴加看管,接觸面非常之小,就不可能了解到監獄生活的方方面面。

1989年“六四”以後,在中國各地的看守所和監獄裡曾經關押過數以千計的良心犯、政治犯,從中湧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跡。他們或剛烈、或堅韌、或大義凜然,或棉裡藏針,孫立勇則兼而有之,他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具有俠骨柔腸,勇於承擔,關愛他人。不論是在監獄內外,他都竭盡所能幫助其他的良心犯和周圍的人。

1989年“六四”以後,在中國各地的看守所和監獄裡曾經關押過數以千計的良心犯、政治犯,從中湧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跡。

孫立勇是我在北京市第二監獄坐牢時的難友。他原本警察出身,卻在“六四”之後激於義憤,與幾位知心好友在當時“紅色恐怖”的氣氛下毅然站出來,創辦地下刊物《民主中國》和《鐘聲》,呼籲政治改革和為“六四”平反,要求成立特別法庭,追究下令屠殺民眾者的法律責任,因此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7年。1993年前後,我在二監放風時曾多次碰到他,我們隔著鐵柵欄親切交談,每次告別相互握手時,他都迅速塞給我一個事先準備好的小紙卷,裡面密密麻麻用小字記錄著他從“美國之音”等海外電台聽到的最新資訊,尤其是有關我和王軍濤1 的消息。從這些冒著極大風險傳遞給我的消息紙裡,我深深感受到孫立勇戰友兼兄弟式的關切之情。

1995年在我第一次保外就醫期間,孫立勇的家人見到了我妻子王之虹,並把一份有關孫立勇的申訴材料交給她。根據這份材料,我寫了《介紹一位政治犯難友》一文,用筆名發表在《北京之春》2 上。文章開頭寫道:“現在,北京市第二監獄裡仍然關押著上百名政治犯。除了任畹町3 等國際知名的政治犯外,還有許多不為人們所知但同樣值得尊敬的政治犯。這裡面大多數人是所謂的‘暴徒’,既包括富於正義感的熱血青年,也包括年過花甲的老人。他們多被判處很長的刑期,有的還是無期徒刑。他們需要得到國際公正輿論更進一步的關注。此外,這裡還關押著幾位因為要求為‘六四’平反而被判刑的地下刊物的編輯,他們是:韓罡,28歲,《起跑線》主編,1989年七月被捕,判刑12年;陳晏彬,29歲,《鐵流》主編,1990年9月被捕,判刑15年;張亞非,28歲,《鐵流》編輯,1990年9月被捕,判刑11年;尚子文,35歲,《鐘聲》編輯,1991年4月被捕,判刑6年;孫立勇,33歲,《鐘聲》主編,1991年5月被捕,判刑7年。本文只能向讀者介紹孫立勇一人,因為筆者與他有過直接的交往。”文章結尾呼籲:“我們相信,有千千萬萬孫立勇這樣優秀的中華兒女,實現民主的中國的目標將不會太遠。在‘六四’6周年即將來臨之際,我們呼籲海內外炎黃子孫向孫立勇這樣的中國政治犯表現出更大的關心和支持。” 上述文章在《北京之春》刊出時,我作為一名剛剛動過手術的癌症患者,已經再次被當局投入了監獄。我回到了北京市第二監獄八中隊。在放風時,我徘徊在鐵柵欄旁,等待著孫立勇的再次出現。但是,直到一年半後我第二次“保外就醫”,始終沒有再見到孫立勇。他怎麼了?出什麼事了?我為他的命運而揪心。

當時孫立勇組織人搜集整理了二監在押政治犯(包括所謂“八九兩亂人員”)的全部名單,秘密送出監獄。獄方根據關鍵(因間諜罪被判刑20年)的揭發,得知孫立勇是這一行動的策劃者和組織者,將他關入禁閉室183天,進行了慘無人道的折磨。

多年以後我看到孫立勇《走過冰山》的手稿,才知道他在二監的事跡和遭遇。當時孫立勇組織人搜集整理了二監在押政治犯(包括所謂“八九兩亂人員”4)的全部名單,秘密送出監獄。獄方根據關鍵(因間諜罪被判刑20年)的揭發,得知孫立勇是這一行動的策劃者和組織者,將他關入禁閉室183天,進行了慘無人道的折磨。我在禁閉室僅待了4個月,他卻待了半年多。而且,他是帶著手銬、腳鐐以及把二者鏈接在一起的“鏈兒”度過了這漫長的時間。由於摩擦,手銬、腳鐐接觸的皮膚全都潰爛,銬子深深地陷進了肌肉。帶著全套戒具的孫立勇根本直不起腰來,走路只能像狗一樣,哈著腰提著腳鐐子,吃飯只能用舌頭舔。由於手和腳被鏈在一起,無法解開褲扣正常大小便,他只好一點一點地撕開褲襠,穿了數月的“開襠褲”,即便這樣,由於手被綁著夠不著,大便後還是無法用手紙清理,以致肛周感染膿腫。禁閉室惡劣的生活條件還使他得了中耳炎、美尼爾綜合症、高血壓等其它多種疾病……但所有這一切殘酷折磨都不能使他屈服而放棄自己的理想。

在孫立勇筆下,無論是犯人還是獄警,都不是面目猙獰的怪獸,而是有血有肉的常人。

孫立勇以頑強的精神,承受了監獄的種種磨難,並把監獄當作學校,利用未關禁閉室時有限的學習條件刻苦攻讀,他僅用一年多時間就通過了自學考試法律專科的全部課程考核,在獄中他曾經說:“我學習法律的目的是為將來出獄後更好地參加戰鬥打下良好的基礎。中國的民主化必將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實現,而民主的最高保障就是法治。當然了,這是從長期目標來講。從近期目標來說,再有三年我就要出獄了,儘管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渾不講理的政府,但迫於國際壓力和內部統治的需要,他們還會以‘法律’的名義與我們講話辦事的,這樣一來,對我們本身的素質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懂法,精通法律,才能更好地進行民主活動的實踐,更好地保護自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監獄中有各色各樣的犯人,除了人性中的種種醜惡面,他們也還保留著尚未泯滅的赤子之心。

孫立勇在獄中還寫下大量有關監獄生活的筆記,並設法帶出,以此為基礎寫作了這部《走過冰山》。這部用儘管的語言、真實的細節和感人的情節寫成的回憶錄,見証了當代中國苦難的“冰山一角”,因其真實性而具有無可比擬的獨特價值。作者記述了與戰友李愛民、尚子文、金橙等人在“六四”之後的奮起抗爭和被枉法判刑的經歷;對獄中政治犯難友王忠賢、陳晏彬、胡石根、路洪澤等人都有生動的刻畫;作者也描述了包括普通犯人和獄警在內的“監獄眾生相”。在孫立勇筆下,無論是犯人還是獄警,都不是面目猙獰的怪獸,而是有血有肉的常人。監獄中有各色各樣的犯人,除了人性中的種種醜惡面,他們也還保留著尚未泯滅的赤子之心,當他們與良心犯相處時,多少會受到一些感染和觸動。因此,除非受到獄方的特別指使,他們通常能夠與良心犯和睦相處,並表現出對後者的欽佩和尊敬。監獄中的獄警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與良心犯天然處在政治鬥爭的對立面。但是,在獄警中不乏“白皮紅心”的叛逆者,就像孫立勇本人就是中共警察隊伍中的叛逆者一樣。孫立勇主持搜集的二監“反革命”名單能夠傳出大牆,保存至今,這些叛逆者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我和王軍濤在二監舉行絕食鬥爭的當天夜裡,我們的家屬就獲得了第一手的信息。

在“剝權”期滿後,經過長達數年的艱苦交涉,孫立勇終於拿到出國護照,隨旅游團來到澳洲,成為一名遠離故土漂泊異鄉的政治流亡者。他不懂英文,只能從事體力勞動,先是靠揀瓶子維持生計,後來給搬家公司打工,扛著冰箱、洗衣機、鋼琴爬樓。

1998年出獄以後,孫立勇一面艱苦打工維持生計,一面任勞任怨地為仍然在押和出獄不久的政治犯難友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他開了一家小書店,可是辦不下營業執照,只能“非法”經營著。當局拿這個“勞改釋放人員”的小店非常撓頭,關也關不得——關了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捏住孫立勇了,不關又是“非法”的。終於,由於國保的警車堵在書店門口干擾生意沒法做下去,小店關門大吉。女兒開學時,孫立勇連女兒的學費都拿不出。在“剝權”期滿後,經過長達數年的艱苦交涉,孫立勇終於拿到出國護照,隨旅游團來到澳洲,成為一名遠離故土漂泊異鄉的政治流亡者。他不懂英文,只能從事體力勞動,先是靠揀瓶子維持生計,後來給搬家公司打工,扛著冰箱、洗衣機、鋼琴爬樓……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生活條件下,他還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中國政治和宗教受難者後援會”,大家從辛苦掙來的血汗錢中拿出一部分,支援國內的政治犯難友和家屬。去年8月,我應朋友之邀訪問澳洲,見到立勇和“後援會”的一些朋友,親身感受到澳洲朋友的熱情仁厚。借此機會,我也祝願澳洲的“中國政治和宗教受難者後援會”越來越發展壯大,給更多寒夜中的人們送去溫暖和希望;當然我更願看到這個“後援會”早一天結束其歷史使命,中國能早日迎來民主自由的曙光——這是一代又一代如同20年前的“六四”先烈、如同孫立勇這樣的志士仁人付出坐牢乃至熱血和生命的代價夢寐以求的。

編輯注釋

1. 王軍濤( 1 9 5 8 年- ) : 前北京《經濟學周報》副主編。因參與“八九”民運,1989年10月被捕,後被當局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13年。 ^

2. 一份由海外民運人士於1993年在紐約創辦的月刊雜志。^

3. 任畹町( 1 9 4 4 年- ) , 1 9 8 9 年6 月9 日因參加“ 八九“ 民運被捕,後被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7年;1994年獲美國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被譽為“人權民主活動家”。^

4. 中國政府把1 9 8 9 年4 月中旬至6 月上旬發生的民主運動稱為是由極少數人利用學潮掀起的政治動亂進而在首都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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