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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之笔见证苦难:《走过冰山》序

2009年06月04日

陈子明

1989年“六四”镇压后,北京警官孙立勇呼吁建立特别法庭追究那些下令开枪者的法律责任。作为一个自己队伍中的“叛逆者”,孙立勇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与孙立勇一同坐牢的89民运参与者陈子明,在孙即将出版的回忆录(劳改基金会,2009年)序言中描写孙的为人:即使在狱中遭受惨无人道﹑丧失人性的磨难,却仍保持不屈不挠的精神,待人宽宏大量,孙立勇就是这样一名汉子。

在我迄今为止看到的中国良心犯撰写的有关1990年代的狱中回忆录里, 孙立勇的《走过冰山》是最翔实、最生动的一部,对於中国监狱里的三种主要角色――良心犯、普通犯人和狱警,本书中都有着全面、细腻的捕捉与刻画。只有象孙立勇这样与各色人等都有深入接触的人才能写得出来,而我在监狱里被严加看管,接触面非常之小,就不可能了解到监狱生活的方方面面。

1989年“六四”以后,在中国各地的看守所和监狱里曾经关押过数以千计的良心犯、政治犯,从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他们或刚烈、或坚韧、或大义凛然,或棉里藏针,孙立勇则兼而有之,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具有侠骨柔肠,勇於承担,关爱他人。不论是在监狱内外,他都竭尽所能帮助其他的良心犯和周围的人。

1989年“六四”以后,在中国各地的看守所和监狱里曾经关押过数以千计的良心犯、政治犯,从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

孙立勇是我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坐牢时的难友。他原本警察出身,却在“六四”之后激於义愤,与几位知心好友在当时“红色恐怖”的气氛下毅然站出来,创办地下刊物《民主中国》和《钟声》,呼吁政治改革和为“六四”平反,要求成立特别法庭,追究下令屠杀民众者的法律责任,因此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7年。1993年前后,我在二监放风时曾多次碰到他,我们隔着铁栅栏亲切交谈,每次告别相互握手时,他都迅速塞给我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小纸卷,里面密密麻麻用小字记录着他从“美国之音”等海外电台听到的最新资讯,尤其是有关我和王军涛1 的消息。从这些冒着极大风险传递给我的消息纸里,我深深感受到孙立勇战友兼兄弟式的关切之情。

1995年在我第一次保外就医期间,孙立勇的家人见到了我妻子王之虹,并把一份有关孙立勇的申诉材料交给她。根据这份材料,我写了《介绍一位政治犯难友》一文,用笔名发表在《北京之春》2 上。文章开头写道:“现在,北京市第二监狱里仍然关押着上百名政治犯。除了任畹町3 等国际知名的政治犯外,还有许多不为人们所知但同样值得尊敬的政治犯。这里面大多数人是所谓的‘暴徒’,既包括富於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也包括年过花甲的老人。他们多被判处很长的刑期,有的还是无期徒刑。他们需要得到国际公正舆论更进一步的关注。此外,这里还关押着几位因为要求为‘六四’平反而被判刑的地下刊物的编辑,他们是:韩罡,28岁,《起跑线》主编,1989年七月被捕,判刑12年;陈晏彬,29岁,《铁流》主编,1990年9月被捕,判刑15年;张亚非,28岁,《铁流》编辑,1990年9月被捕,判刑11年;尚子文,35岁,《钟声》编辑,1991年4月被捕,判刑6年;孙立勇,33岁,《钟声》主编,1991年5月被捕,判刑7年。本文只能向读者介绍孙立勇一人,因为笔者与他有过直接的交往。”文章结尾呼吁:“我们相信,有千千万万孙立勇这样优秀的中华儿女,实现民主的中国的目标将不会太远。在‘六四’6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呼吁海内外炎黄子孙向孙立勇这样的中国政治犯表现出更大的关心和支持。” 上述文章在《北京之春》刊出时,我作为一名刚刚动过手术的癌症患者,已经再次被当局投入了监狱。我回到了北京市第二监狱八中队。在放风时,我徘徊在铁栅栏旁,等待着孙立勇的再次出现。但是,直到一年半后我第二次“保外就医”,始终没有再见到孙立勇。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为他的命运而揪心。

当时孙立勇组织人搜集整理了二监在押政治犯(包括所谓“八九两乱人员”)的全部名单,秘密送出监狱。狱方根据关键(因间谍罪被判刑20年)的揭发,得知孙立勇是这一行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将他关入禁闭室183天,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多年以后我看到孙立勇《走过冰山》的手稿,才知道他在二监的事迹和遭遇。当时孙立勇组织人搜集整理了二监在押政治犯(包括所谓“八九两乱人员”4)的全部名单,秘密送出监狱。狱方根据关键(因间谍罪被判刑20年)的揭发,得知孙立勇是这一行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将他关入禁闭室183天,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我在禁闭室仅待了4个月,他却待了半年多。而且,他是带着手铐、脚镣以及把二者链接在一起的“链儿”度过了这漫长的时间。由於摩擦,手铐、脚镣接触的皮肤全都溃烂,铐子深深地陷进了肌肉。带着全套戒具的孙立勇根本直不起腰来,走路只能像狗一样,哈着腰提着脚镣子,吃饭只能用舌头舔。由於手和脚被链在一起,无法解开裤扣正常大小便,他只好一点一点地撕开裤裆,穿了数月的“开裆裤”,即便这样,由於手被绑着够不着,大便后还是无法用手纸清理,以致肛周感染脓肿。禁闭室恶劣的生活条件还使他得了中耳炎、美尼尔综合症、高血压等其它多种疾病……但所有这一切残酷折磨都不能使他屈服而放弃自己的理想。

在孙立勇笔下,无论是犯人还是狱警,都不是面目狰狞的怪兽,而是有血有肉的常人。

孙立勇以顽强的精神,承受了监狱的种种磨难,并把监狱当作学校,利用未关禁闭室时有限的学习条件刻苦攻读,他仅用一年多时间就通过了自学考试法律专科的全部课程考核,在狱中他曾经说:“我学习法律的目的是为将来出狱后更好地参加战斗打下良好的基础。中国的民主化必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而民主的最高保障就是法治。当然了,这是从长期目标来讲。从近期目标来说,再有三年我就要出狱了,尽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浑不讲理的政府,但迫於国际压力和内部统治的需要,他们还会以‘法律’的名义与我们讲话办事的,这样一来,对我们本身的素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懂法,精通法律,才能更好地进行民主活动的实践,更好地保护自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监狱中有各色各样的犯人,除了人性中的种种丑恶面,他们也还保留着尚未泯灭的赤子之心。

孙立勇在狱中还写下大量有关监狱生活的笔记,并设法带出,以此为基础写作了这部《走过冰山》。这部用尽管的语言、真实的细节和感人的情节写成的回忆录,见证了当代中国苦难的“冰山一角”,因其真实性而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价值。作者记述了与战友李爱民、尚子文、金橙等人在“六四”之后的奋起抗争和被枉法判刑的经历;对狱中政治犯难友王忠贤、陈晏彬、胡石根、路洪泽等人都有生动的刻画;作者也描述了包括普通犯人和狱警在内的“监狱众生相”。在孙立勇笔下,无论是犯人还是狱警,都不是面目狰狞的怪兽,而是有血有肉的常人。监狱中有各色各样的犯人,除了人性中的种种丑恶面,他们也还保留着尚未泯灭的赤子之心,当他们与良心犯相处时,多少会受到一些感染和触动。因此,除非受到狱方的特别指使,他们通常能够与良心犯和睦相处,并表现出对后者的钦佩和尊敬。监狱中的狱警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与良心犯天然处在政治斗争的对立面。但是,在狱警中不乏“白皮红心”的叛逆者,就像孙立勇本人就是中共警察队伍中的叛逆者一样。孙立勇主持搜集的二监“反革命”名单能够传出大墙,保存至今,这些叛逆者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我和王军涛在二监举行绝食斗争的当天夜里,我们的家属就获得了第一手的信息。

在“剥权”期满后,经过长达数年的艰苦交涉,孙立勇终於拿到出国护照,随旅游团来到澳洲,成为一名远离故土漂泊异乡的政治流亡者。他不懂英文,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先是靠拣瓶子维持生计,后来给搬家公司打工,扛着冰箱、洗衣机、钢琴爬楼。

1998年出狱以后,孙立勇一面艰苦打工维持生计,一面任劳任怨地为仍然在押和出狱不久的政治犯难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开了一家小书店,可是办不下营业执照,只能“非法”经营着。当局拿这个“劳改释放人员”的小店非常挠头,关也关不得——关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捏住孙立勇了,不关又是“非法”的。终於,由於国保的警车堵在书店门口干扰生意没法做下去,小店关门大吉。女儿开学时,孙立勇连女儿的学费都拿不出。在“剥权”期满后,经过长达数年的艰苦交涉,孙立勇终於拿到出国护照,随旅游团来到澳洲,成为一名远离故土漂泊异乡的政治流亡者。他不懂英文,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先是靠拣瓶子维持生计,后来给搬家公司打工,扛着冰箱、洗衣机、钢琴爬楼……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还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中国政治和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大家从辛苦挣来的血汗钱中拿出一部分,支援国内的政治犯难友和家属。去年8月,我应朋友之邀访问澳洲,见到立勇和“后援会”的一些朋友,亲身感受到澳洲朋友的热情仁厚。借此机会,我也祝愿澳洲的“中国政治和宗教受难者后援会”越来越发展壮大,给更多寒夜中的人们送去温暖和希望;当然我更愿看到这个“后援会”早一天结束其历史使命,中国能早日迎来民主自由的曙光——这是一代又一代如同20年前的“六四”先烈、如同孙立勇这样的志士仁人付出坐牢乃至热血和生命的代价梦寐以求的。

编辑注释

1. 王军涛( 1 9 5 8 年- ) : 前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因参与“八九”民运,1989年10月被捕,后被当局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13年。 ^

2. 一份由海外民运人士於1993年在纽约创办的月刊杂志。^

3. 任畹町( 1 9 4 4 年- ) , 1 9 8 9 年6 月9 日因参加“ 八九“ 民运被捕,后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7年;1994年获美国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被誉为“人权民主活动家”。^

4. 中国政府把1 9 8 9 年4 月中旬至6 月上旬发生的民主运动称为是由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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