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杰

1989年，有智力障礙的北京環衛工人王連禧，因參與燒軍車被定罪。他後來在解釋當時的行為時說，就是看見軍隊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了，覺得不公、有氣。但這種良知給他換來的卻是被判處死刑，後來改判為無期徒刑。18年後，王連禧獲釋出獄，但妻子已離婚而去，父母也已雙亡。2008年7月，出於維護奧運形象的考慮，居委會把他送進了精神病專科醫院— — 平安醫院，醫院走道上的一張床成了他的“家”，他再次失去自由。本文通過對一個並不關心政治的普通人的感人描寫提醒我們：最終為1989年民運付出最慘重代價的，是像王連禧這樣的普通北京市民。作者侯杰也曾因參與“八九”民運遭監禁。

在北京西城區西直門內往北 一個叫做平安醫院的小樓 裡，人來人往的走道上擺著 一張床，一個頭發花白、面 色憔悴的中年漢子，佝僂著 身子坐在床邊，臉上挂著木 然的微笑，很努力地在聽別 人講話，並不時打斷別人， 要求再說一遍。這並不完全 是因為他耳背，更多地是因 為他的理解力跟不上別人的 語速。

他叫王連禧，今年54歲，從 2008年7月起，他已經在這張 床上度過了8個月的時光。

平安醫院是精神病專科醫 院，但是，王連禧並不是精 神病人。醫生鑒定他有些智 力遲緩、理解力慢，但這並 不是把他關進這裡的真正原 因，真正的原因是他有著一 個特殊的身份—刑滿釋放的 “六四”暴徒。

看王連禧的外表，怎麼也同暴徒挨不上邊— 他木訥、憨厚、性情隨和、語速緩慢，甚至還 口齒不清。1989那年，他還是北京西城環衛局 工人，雖然有智力遲緩的毛病，生活得還算美 滿，並且還成了家。但誰都沒想到，就是這麼 個反應遲鈍、慢半拍的老實人卻卷入了1989年 那場政治風暴。

王連禧的罪名是燒軍車，同他一起獲此罪名的還有另外7個人，但那7個人都被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了。王連禧之所以由死刑改為無期徒刑，撿回一條命，原因就是當時的司法機構經過鑒定認為，他存在智力障礙或缺陷。

就這樣，這個智力遲緩或有障礙的人，作為唯一活下來的“六四暴徒”，在經過18年囚獄後，重新回到社會。

一個普通的環衛工人，一個最底層的城市居民，為什麼會卷入政治事件呢？坐在床邊的王連禧自己也解釋不清。他隻是說，就是看見軍隊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了，覺得不公、有氣，就沖上去了。不公— — 這是一個司法鑒定認為智力發育不完備的人對8 9 年那個春夏之交的是非與否的基本判斷。

“民心”是人們經常提到的一個名詞，那麼，什麼是民心？一個普通人不需要用專業知識就能做出的是非判斷，這就是民心；象王連禧這樣，不需要高級智商就能做出的道德判斷，這就是民心。20年前那個夜晚，北京市民的民心表現得非常直接而且有些慘烈，他們用血肉之軀去阻擋軍車和部隊，表達了他們的民心向背。

那個夜晚，有多少根本不懂政治為何物、但卻具有基本是非判斷的善良的普通市民象王連禧這樣一時沖動，去保護學生，踐行正義。他們有的中彈倒下了，有的被抓進監獄處以極刑了，有的被判重刑關押了，很多人至死也沒鬧清政治是怎麼回事？

智力發育雖然有些遲緩或障礙，但王連禧有自己的道德判斷，他認為開槍是錯的，所以，就舍身去阻擋軍隊了。

百姓心中有杆秤，民心就是秤上的砣。民心所向，不是聽你如何說，而是看你如何做。20年前的學生如果隻喊口號、不絕食，是不會打動王連禧這樣普通市民的心的。

這個智力有問題、良知卻正常的人付出的代價是慘重的：死刑改判無期，在被關押了18年之後，才重獲自由。然而此時，父母亡故了，妻子離婚改嫁了，家拆遷了，他成了無家、無親人的流浪者。

“八九六四”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如果沒有 那場運動，王連禧和廣場上的學生不可能走到 一起，他們的命運會完全迥異；由於那個夜 晚，王連禧和那些學生走到一起了，但是，他 們的命運依然是迥異的。

毫無疑問，同學生和知識分子相比，政府對市 民的刑罰是更為嚴厲的，死刑、無期隻適用在 市民身上，而在重獲自由融入社會上，由於知 識和智力、人際資源的差異，同樣造成他們的 命運的不同。王連禧們身無長技，除了選擇出 賣體力為生，似乎別無他法。他們依舊在社會 底層掙扎，與別人不同的是，他們還背負著政 治的十字架。知識與智力的壁壘，使這些曾經 的市民發現自己已經無法立足於這個社會，成 了社會的落伍者。

走出監獄的王連禧覺得自己就是這樣的落伍 者。2007年8月1日，王連禧被釋放出獄，街道 先是給他安排在區司法所的會議室裡，半年 後，又把他安置在一間小屋裡，每月給他300多 元的低保生活費。

任何一個有在北京生存體驗的人都會發出這樣 的反問：沒親人、沒住所、沒謀生能力，就憑 這300多元，在北京，能維持生存嗎？尤其是像 王連禧這樣一個智力有障礙或欠缺的人？王連 禧拿上錢，四處去找糧店要買米，但是走遍街 巷不見糧店的蹤影。人們告訴他糧店沒了，糧 票、糧本也沒了。他找到一個私人賣米的小 店，看到一袋袋的稻米，他說：我不要稻米， 我要粳米。店主奇怪地看著他：都什麼年代 了？哪還有粳米，都是稻米。

出門坐公交車，他要買5分錢的票。售票員也奇怪地看著他：“有卡刷卡，沒卡買票。起步1塊。”1塊？當年，王連禧的月工資不過是50多塊。

350塊錢僅僅夠王連禧吃飽。在監獄吃不上肉，天天夢想出去能吃肉，出來了，但是昂貴的豬肉價格，使他還是吃不上肉。由於缺乏營養，王連禧低血糖，經常頭暈站不穩。王連禧沒錢洗澡，沒錢買新衣，每天穿著臟兮兮的衣服上街。2008年7月，北京奧運舉辦在即，出於維護奧運形象的考慮，居委會把他送進了精神病專科醫院— — 平安醫院。王連禧在醫院的走道上安了家。

在平安醫院，吃住問題解決了，洗澡、穿衣問題也解決了，政府以人道的承諾，解決了王連禧的“生存問題”。但是，在度過了18年囚獄生涯後，王連禧發現自己又失去了自由，精神病院嚴格限制病人出入，雖然王連禧沒有精神病，但是，院方管理對他一視同仁。

“我得出去，老在這裡呆著也不是個事啊！”憨厚的王連禧逢人就嘮叨這句話，似乎期盼著每一個他見到的人都能幫助他從這裡走出去。

但是，出去後如何維持自己的生活呢？做小生意？以王連禧的智力，難以勝任。王連禧說最大的願望是能給他找個打掃衛生的活，當初他干的就是這個活，今天，他無任何謀生技能，唯一的生存本錢就是自己的體力了。

都說民心可貴，那麼，民心可貴如何體現？王連禧的心可貴不可貴？要不要給王連禧以關注、甚或是實質性的幫助呢？

原在平安醫院任職的精神科醫生徐永海是為王連禧呼吁最為積極的人之一，由於同院方熟悉，他經常到醫院去看望王連禧，並給他帶去水果和食品。睡在醫院走道裡的王連禧，滿足了吃住，但是，他需要自由，需要找回自己的以前的家。徐永海不斷呼吁海外關注這些因“八九六四”事件遭受刑期最重、生活境遇最悲慘的政治盲，給予這些因政治而走入生活絕境的社會底層的普通人以人文關懷——這不光是體現其人道關懷的問題，同時還能體現出他們如何對待民心民意。

20年前的“六四”，已經成為民心向背的一個標志。某種意義上，睡在醫院走道裡的王連禧也成為民心向背的另一個標志。通過他，人們在看政府如何對待一個人的“生存權”；通過他，人們也在看異議群體如何對待這個“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