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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發表聲明,敦促當局開放互聯網

2010年03月10日

由1989年“六四”鎮壓的受害者家屬組成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在今年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召開時發表一份聲明,強調信息對影響大眾看法的重要性,指出官方媒體歪曲“六四事件”真相,當局並將相關詞語列為互聯網的敏感詞將其過濾掉,已使謊言逐漸變成了“事實”。她們敦促政府當局結束這種“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做法,在互聯網和媒體中打破“六四”禁區,使歷史真相大白於天下。“天安門母親”群體委托中國人權發表這一聲明的英譯本。該聲明的中文原文如下:

“天安門母親”聲明:
必須讓“六四”成為大陸媒體和互聯網的公共話題

自從1995年以來“天安門母親”每年都公開致函歷屆“兩會”,提出自己的訴求。然而,令人遺憾的是,15年來,“兩會”代表及其常設機構對於我們的訴求未曾有過片言隻語的回復,更遑論有任何一位代表與我們群體中的任何成員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接觸。代表們對於受難同胞的這種態度實令人齒冷心寒。因此,我們在本屆人大、政協會議召開之際,特發表如下聲明:

在大陸的媒體和互聯網上,“六四”至今仍被列為禁區;按照國際通行的言論自由、信息開放的原則,“六四”理應成為大陸媒體和互聯網的公共話題。

中共當局當年把“六四”定性為一場“反革命暴亂”,聲稱它“平息”了這場“暴亂”。之后,逐漸改變說法,把“六四”說成是一場“政治事件”,再后來又把“六四”說成是發生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春夏之交的一場“風波”。從“暴亂”到“風波”,根據何在?中共至今語焉不詳。執政當局可以任意改變說法,卻無法改變已經發生了的事實。這樣一場震驚世界的大屠殺,豈能用“風波”二字來淡化?但中共歷來相信這樣的邏輯:一件事情,他想把它說成什麼,它就是什麼;所有的官方媒體、互聯網都跟著這麼說,它就必定是什麼。凡是誰有不同說法,即為造謠、誹謗,歪曲事實。這是中共奉行的一條潛規則。

在以往的歲月裡,我們曾多次呼吁:“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我們期望有更多的人站出來說出“六四”真相。2007年5月成都譚作人先生寫出了《1989:見証最后的美麗——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這本該受到歡迎的行動,然而,居然被中共法庭指稱“該文置客觀事實於不顧,大肆歪曲、污蔑、詆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依法對‘六四事件’的處置,煽動境內外民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立、對抗。”什麼叫“歪曲、污蔑、詆毀……”?不就是因為該文沒有按官方的口徑把“六四”事件描繪成一場中共所說的“風波”嗎?所謂“置客觀事實於不顧”,那好,請法庭把當年的“客觀事實”一五一十地擺出來啊!看看究竟是誰說得符合事實。

媒體、互聯網把“暴亂”說成了“風波”,日子長了,國內一些不知就裡的老百姓也順從地跟著官方媒體這麼說。一人說,奇怪;十人說,習以為常;成千上萬人說,謊言就變成了“事實”。難道“客觀事實”就是這樣被“說成”的嗎?隨著時間的推移,后來的一些80后、90后聽人說起“六四”,竟是一頭霧水,摸不著頭腦。“六四”,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似乎比90年前的“五四”還遙遠,它幾乎已成了歷史塵埃中的碎片。

“89天安門民主運動”、“六四”大屠殺,“六四”慘案死難者,以及“六四”死難者親屬,“天安門母親”群體……等等,這樣一批在中國當代史上具有時代標志的新名詞,統統被中共政府劃入“禁忌”,不許媒體提及,不許百姓談論。進入新世紀以來,互聯網興起,這些新名詞遂又成了“違禁”的敏感詞,統統從國內網上被過濾掉。這完全是一種反文明的愚蠢行為,一種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背時之舉。

中共當局的各個宣傳、信息部門,在偌大的互聯網背后布下了大批的“網絡評論員”,來對付公眾對於官方資訊的質疑和挑戰,來扼殺民間的所謂“不良資訊的滋擾”。特別是關於“六四”的資訊,首當其沖。“六四”慘案中的一大批死難者,他們姓甚名誰?怎麼遇難的?死在哪裡?葬在何處?“天安門母親”和其他受難親屬歷經20年的風霜雨雪,凡是能夠找到的,都記錄下來寫得清清楚楚,而且已公諸於世。然而這一切卻在國內的互聯網上,都被網監過濾掉了。即使來自海外的搜索引擎“谷歌”,也隻能照章辦理,不得不在搜索頁面下方注明“據當地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這說明它是專門根據中國的法律,不是他們自作主張。不僅“六四”死難者的有關信息被過濾掉,連他們的父母、丈夫、妻子,所有這一切信息,也都被過濾掉了,剩下來的隻是一些同名同姓者。

不僅如此,這20年來海外報刊、影像、網絡發表的有關“六四”的文章、資料,浩如煙海,但是,假如不“翻牆”,幾乎都看不到。海外許多地方每年都舉行規模不等的紀念“六四”的活動,特別是每年香港維園幾萬、十幾萬人的燭光晚會,這些信息在中國大陸的媒體和互聯網上毫無蹤影,即使偶爾有所透露,也會立即當作眾說紛紜的“新聞事件”。結果是,上個世紀89年后的中國,竟變成了沒有發生過“六四”的大陸。一切都變得太平無事,大街上車水馬龍,熙熙攘攘,歌舞升平……

然而,自1989年以來,那些為八九民運和“六四”慘案伸張正義的良知人士,不是被判刑坐牢、遭受公安監控、剝奪人身自由,就是被當作“人質”驅趕到國外。去年“六四”20周年期間,在京和外地的“天安門母親”們絕大部分受到監控,連臨時居住在京郊農村的難屬都由縣裡派人監視。事實上,當局對“六四”難屬的這種監視、控制,從來沒有停止過。凡“六四”周年、“兩代會”期間,或者一些敏感時段,都有便衣警察在一些“天安門母親”的家門口值班,阻止與境外人員接觸。針對此項行為,我們曾多次公開抗議並要求:“撤銷對“六四”受難者和受難親屬的監控和人身限制,允許死難親屬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公開悼念自己的親人……。”但時至今日,當局對我們的監控措施依然如故。

江棋生先生在去年“六四”前夕發表了《1989年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報告較為全面地披露了“六四”慘案中的死難者、傷殘者、羈押犯以及當時被槍斃的“暴徒”等部分人員的情況。這個報告同樣是揭露“六四”真相,但報告還沒有脫稿,北京公安就兩次抄了他的家,抄走了電腦等資料,甚至威脅要羈押他。中共當局對於此類信息竟如此阻遏攔截,莫予毒也!

我們認為,今日中國,正處於一個往何處去的關鍵時刻,是大踏步向前推進還是大步后退?這裡,首先要決定的是:要麼按照國際慣例,遵循《世界人權宣言》以及相關的兩個人權公約,毫不猶疑地捍衛公民的言論自由;要麼維護既得利益,抱殘守缺,一如既往地扼殺公民的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就是要開放媒體、網絡,開放信息。這對於廣大民眾來說,就是要讓“六四”成為大陸媒體和互聯網的公共話題。這不僅關系到公民理應享有的表達權和知情權,而且還關系到廣開言路,讓公民對“六四”做出重新審視,以求“六四”事件早日得到公開、公正、合理的解決。

 

簽名者:

丁子霖 張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玨 尹 敏 杜東旭 宋秀玲
於 清 郭麗英 蔣培坤 王范地
袁可志 趙廷杰 吳定富 錢普泰
孫承康 尤維潔 黃金平 賀田鳳
孟淑英 袁淑敏 劉梅花 謝京花
馬雪琴 鄺瑞榮 張艷秋 張樹森
楊大榕 劉秀臣 沈桂芳 謝京榮
孫 寧 王文華 金貞玉 要福榮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風 王桂榮
譚漢鳳 孫恆堯 陳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寶艷 狄孟奇 楊銀山
管衛東 高 婕 索秀女 劉淑琴
王培靖 王雙蘭 張振霞 祝枝弟
劉天媛 潘木治 黃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軋偉林 郝義傳 蕭昌宜
任金寶 田維炎 楊志玉 齊國香
李顯遠 張彩鳳 王玉芹 韓淑香
曹長先 方 政 齊志勇 馮友祥
何興才 劉仁安 李淑娟 熊 輝
韓國剛 石 峰 龐梅清 黃 寧
王伯冬 張志強 趙金鎖 孔維真
劉保東 陸玉寶 陸馬生 齊志英
方桂珍 肖書蘭 葛桂榮 鄭秀村
王惠蓉 邢承禮 桂德蘭 王運啟
黃雪芬 王 琳 劉 乾 朱鏡蓉
金亞喜 周國林 楊子明 王爭強
吳立虹 寧書平 郭達顯 曹雲蘭
隋立鬆 王廣明 馮淑蘭 穆懷蘭
付媛媛 孫淑芳 劉建蘭 王 連
李春山 蔣艷琴 何鳳亭 譚淑琴
肖宗友 喬秀蘭 張桂榮 雷  勇
(共128人)

2010.3.4

根據難友們的提議,決定把歷年來簽名者中已故難友的名單附錄如下,以尊重死者遺願:

吳學漢 蘇冰嫻 姚瑞生 楊世鈺
袁長錄 周淑珍 王國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張俊生
吳守琴 周治剛 孫秀芝 羅 讓
嚴光漢 李貞英 鄺滌清 段宏炳
劉春林 張耀祖    
(共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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