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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獻給“六四”大屠殺的死難亡靈——“六四”慘案二十一周年祭

2010年06月01日

在“六四”21周年之際,天安門母親群體聯名撰寫了紀念“六四”慘案21周年祭文,授權中國人權發表。

 

天安門母親:獻給“六四”大屠殺的死難亡靈
——“六四”慘案二十一周年祭

 

二十一年前那場震驚世界的北京大屠殺,從我們身邊奪去了203位親人的生命,至今尚有更多的死難者我們沒有找到,他(她)們不為外界知曉,下落不明。然而,二十一年后的今天,中共集團對它一手制造的“六四”血案諱莫如深,好像當年未曾發生過似的。時間能淡化記憶,難道也能消彌事實嗎?

當年那場大屠殺過后,迫於國際社會的一片譴責之聲,鄧小平、江澤民對於來訪的一些外國友人曾做出承諾:在適當的時候會公布死亡名單和死亡人數。但是中共當局向來不講誠信,說出來的話不算數,他們隻考量利弊得失。從鄧、江做出承諾后,國內民眾和世界人民、受難親屬密切關注中共的后續行動。但是從那一刻起,一屆又一屆的政府再也沒有人敢於提及這個名單和數字,有關“六四”慘案的全部資料包括死難者和傷殘者的資料也就統統成為國家的絕密檔案。

也正是從這個時候起,我們這些承受了巨大痛苦煎熬的受難親屬,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尋訪死難者和傷殘者的路程。母親們不怕當局的威脅、打壓,不怕當局的謠言、中傷,就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那樣,一個一個地尋找,一點一點地落實,以巨大的毅力戳穿了當局的欺騙和謊言,以至於獲得了今天這樣的結果。

中共權貴集團向來奉行這樣的潛規則:謊言重復千百遍即成為事實;哪怕是眾目睽睽的事,如果人人“知其白,守其黑”,久而久之,則如黯然無所見。中共權勢者長期以來搞“強迫遺忘”,不准提及有關“六四”的一切,以至於一些80、90后的年少者竟不相信二十一年前中國大地上發生過一場滅絕人性的殺戮,即使偶有耳聞,也是瞠乎其后。中共當局自以為得計,以為這樣做,就似乎找到了一個可以把“六四”推向遙遠歷史年代的機會,甚至可以把“六四”這筆血債遠遠地甩開。然而,我們從1993年6月最早公布的16位死難者起,到后來的96位,155位,186位,196位,直至今天的203位,這一個一個都是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啊!可是霎那間他們都一齊在人們的視野裡消失了,但是,他們每個人的名字卻都赫然在目,誰能掩蓋得了,誰能抹殺得了?!二十一年前的大屠殺鐵板釘釘,無可逃遁。現如今中共權勢者營造了光怪陸離的“和諧世界”,如果你們尚存的一點良心未泯,那麼在度過了白天的喧囂之后,剩下來的定會是無邊無沿的恐懼!長時間滯留不去的恐懼!

在1995年5月,我們這些聚集在一起的受難者母親向全國人大提出了三項要求,以此作為公正解決“六四”問題的基礎。這就是:重新調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人數、死者名單;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屬作出個案交待,依法給予賠償;對“六四”慘案立案偵查、追究責任者的刑責。我們的聲音你們聽到了,但你們不敢回答。我們年年重申這三項要求,如今過去十五年了,你們依然不敢回答。我們不怕你們沉默,既然提出來了,我們就不會放棄!

我們於1999年組成了20人的對話團,要求就“六四”問題與政府當局進行平等的、有誠意的對話。我們的聲音你們也聽到了,但你們還是不敢回答。以后我們年年要求對話,你們年年不敢回應。我們不怕你們沉默,既然提出來了,我們就不會放棄!

“六四”十周年的時候,我們動用法律程序,把“六四”大屠殺的主要責任者之一李鵬告到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這次檢察院雖然接下了我們送去的起訴書,但是十年過去了,又是杳無音訊,盡管我們屢屢催問,仍然沒有任何答復。請問,難道李鵬就能置身法律之外?難道他就有權免於起訴?

2001年,我們發表了《天安門母親的話》。母親們向所有關心國事、真誠地以民族前途為念的海內外同胞宣布:我們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們既然已經站起,就絕不再躺下。我們蒙受深重的苦難,但這苦難沉積在我們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報的偏狹與仇恨,而是對道義與責任的一種承擔。

這是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形成以來第一次在觀念、訴求方面的重大調整,即:我們是公民,而不是怨民!我們必須放棄中國歷史上“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的抗爭;作為一個有著尊嚴與自信的公民,我們應該加入到世界上為爭取自由、民主、人權而斗爭的行列。

2006——2008這兩年,我們對於自身的理念和訴求再一次進行深刻的審視。我們作出決定:遵循先易后難的原則,對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時無法取得共識的問題——比如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可以暫時擱置爭議,首先解決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權利和切身利益的問題。這是又一次對先前遵循的理念做出的必要而有限度的調整。我們從血淚和苦難中逐漸明白:“六四”不僅是一家一戶的不幸,而是整個民族的不幸。這種不幸的發生,源於人與人之間的猜忌與敵對,源於國人對生命和人的價值的漠視,源於我們這片土地上文明與法制的缺位。因而,其救贖之道,既不能靠中國歷史上屢屢發生過的以暴易暴和階級拼殺,也不能靠今天執政者反復宣示的所謂“科學發展觀”或“親民路線”,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華大地上結束傳統的專制政治,以確立現代民主、憲政的權威,要使每一個公民擺脫皇權時代遺留下來的依附性性格和歷史的惰性,在觀念上確立人類普世價值的地位。基於這樣的共識,我們決定以最大的誠意、最大的克制來謀求“六四”問題的和平解決。

為此,我們於2009年就此問題提請政府拿出一個對話的時間表。我們注意到,今天的世界潮流是對話代替對抗。中國政府在國際事務上主張用對話的方式來解決分歧與爭端,那麼,我們也就有更充分的理由,要求政府當局以同樣的方式來解決國內的分歧與爭端。如果能在“六四”問題上,爭取實現以對話來代替對抗,那將是整個民族的幸事、全體國人的福祉。多一分對話,就多一分文明與法紀,也就少一分愚昧與專橫。對話不是把社會導向對立和仇恨,而是把社會導向寬容與和解。

這就是我們解決“六四”問題的理念和主張。我們的聲音中共當局也應該聽到了,但還是沒有回答。請問,你們究竟是不敢回答,還是無法回答?面對我們這群經受了二十一年痛苦磨難的年邁母親,你們應該作出一個回答。難道你們真想把我們全部拖死、拖垮,以致自然消失嗎?

十多年來,你們動輒就在各家難屬門口站崗、放哨,平日裡你們跟蹤、盯稍、竊聽電話和手機、干擾電腦通訊、偷拆沒收信件,已成為家常便飯,甚至任意羈押、拘捕、抄家、凍結捐款、剝奪難屬的行動自由。你們還動用警車追趕到離京百裡以外的遠郊去對難屬實施監控。去年“六四”前夕在京的母親們聚集在難屬家裡,相依為伴默默祭奠親人的亡靈,也遭到橫加干涉,更為惡劣的是其中有些難屬還被禁止參加祭奠,有些難屬想在親人倒下的時間、地點默默洒酒祭奠也遭禁止。“六四”二十周年前后,在每年的公開信上簽名的各家難屬幾乎都遭到警方的嚴密監控。居然連身患絕症的病人、坐著輪椅度過余生的癱瘓者、八九十歲的老人他們都不放過。

凡此種種有悖天理人倫的惡行實令人發指。相比之下,你們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創建“孔子學院”,提倡孔孟之道;你們說起話來三句不離“和諧社會”;當你們用“以人為本”、“珍愛生命”之類的說辭到處游說的時候,難道你們就沒有聽到二十一年前那批死難者在九泉之下的咆哮和怒吼嗎?難道你們就沒有聽到二十一年來“六四”受難母親在曠野上的吶喊嗎?

祈願  我們的親人至今尚未安息的在天之靈能夠早日得到安息!

 

簽名者:

丁子霖 張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玨 尹  敏 杜東旭 宋秀玲 於  清 郭麗英
蔣培坤 王范地 袁可志 趙廷杰 吳定富 錢普泰 孫承康 尤維潔 黃金平 賀田鳳
孟淑英 袁淑敏 劉梅花 謝京花 馬雪琴 鄺瑞榮 張艷秋 張樹森 楊大榕 劉秀臣
沈桂芳 謝京榮 孫  寧 王文華 金貞玉 要福榮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風 王桂榮
譚漢鳳 孫恆堯 陳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寶艷 狄孟奇 楊銀山 管衛東 高  婕
索秀女 劉淑琴 王培靖 王雙蘭 張振霞 祝枝弟 劉天媛 潘木治 黃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軋偉林 郝義傳 蕭昌宜 任金寶 田維炎 楊志玉 齊國香 李顯遠 張彩鳳
王玉芹 韓淑香 曹長先 方  政 齊志勇 馮友祥 何興才 劉仁安 李淑娟 熊  輝
韓國剛 石  峰 龐梅清 黃  寧 王伯冬 張志強 趙金鎖 孔維真 劉保東 陸玉寶
陸馬生 齊志英 方桂珍 肖書蘭 葛桂榮 鄭秀村 王惠蓉 邢承禮 桂德蘭 王運啟
黃雪芬 王  琳 劉  乾 朱鏡蓉 金亞喜 周國林 楊子明 王爭強 吳立虹 寧書平
郭達顯 曹雲蘭 隋立鬆 王廣明 馮淑蘭 穆懷蘭 付媛媛 孫淑芳 劉建蘭 王  連
李春山 蔣艷琴 何鳳亭 譚淑琴 肖宗友 喬秀蘭 張桂榮 雷  勇

(共128人)

 

根據難友們的提議,決定把歷年來簽名者中已故難友的名單附錄如下,以尊重死者遺願:

吳學漢 蘇冰嫻 姚瑞生 楊世鈺 袁長錄 周淑珍 王國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張俊生 吳守琴 周治剛 孫秀芝 羅  讓 嚴光漢 李貞英 鄺滌清 段宏炳
劉春林 張耀祖

(共22人)

2010.6.1

 

欲了解更多有關天安門母親的信息,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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