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官方作家莫言本月11日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後，兩位流亡海外的中國作家相繼獲得國際獎項：廖亦武，獲德國書業和平獎；余杰，獲美國特雷恩基金會2012年公民勇氣獎。
廖亦武是一位作家、詩人兼音樂家。他因1989年6月4日凌晨公開朗誦自己寫的長詩《大屠殺》及其後參與其它悼念“六四”死難者的活動，於1990年3月被捕，之後被當局判刑4年。他的作品包括採訪勞苦大眾的《中國底層訪談錄》、描寫在中共統治下中國基督教生存發展故事的《上帝是紅色的》及《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等。廖亦武於2011年被迫離開中國，之前他曾多次被當局拒絕出國，現居住在柏林。
德國書業和平獎是德國第二大文學獎。德國書業協會為頒獎發表聲明說，此獎是為了表彰廖亦武這樣“一位一直在以雄辯和無畏的戰鬥進行反抗政治壓迫和為中國被壓迫被剝奪的民眾明白無誤地發出心聲的人”。 10月14日，德國總統約阿希姆·高克等政要出席了頒獎儀式。廖亦武在儀式上作了題為《這個帝國必須分裂》的答謝演講。他說，為了全人類的和平和安寧，這個向自己孩子開槍的帝國必須分裂。
余杰是前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著有包括《火與冰》（1998）以及2012年出版的《我無罪——劉曉波傳》和《河蟹大帝胡錦濤》等多本書。
余杰於2012年1月被迫攜妻兒來美。在抵美後發表的去國聲明中，他譴責中國當局多年來對他的打壓封殺，詳述了2010年12月他遭警方迫害和酷刑的經過。
10月17日，公民勇氣獎頒獎儀式在紐約舉行。余杰在其《牛犢可以頂開橡樹》的獲獎致辭中，提醒西方世界，他們獲得的中國低廉商品及勞務成本，是以容忍中國當局踐踏人權為代價的。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國家安全中心主任菲利普•鮑比特（Philip Bobbitt）教授發表主題演講。
余杰
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我非常榮幸地站在這裡跟大家講話。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九日晚上，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的同時，我被中國共產黨的秘密警察綁架到北京郊外，持續數小時的酷刑折磨，讓我昏死過去，被送到醫院搶救，險些不治。在生死邊緣掙扎的時刻，我仍然相信：即便我死去，作為一個努力說真話的作家，我的文字會保存下來，會傳播出去。如此，我雖死猶生。正是這樣的信念，讓我戰勝了秘密警察咆哮著的威脅——“我們半個小時之內就可以挖個坑，把你活埋掉，全世界不會有人知道。 ”
同樣的信念，也存在於索爾仁尼琴心中。索爾仁尼琴在他的自傳中回顧了歷史上那些對抗強權的作家們的悲慘命運：“對於為真理而憂心如焚的作家們來說，過去和現在生活都從來沒有輕鬆過（將來也不會！）：有的人被誹謗困擾，有的人死於決鬥，有的人家庭生活破裂，有的人破產落魄處於難以擺脫的貧困之中，還有的人被關進瘋人院，老死獄中。 ”儘管如此，索爾仁尼琴仍然堅信：“我的工作不會是徒勞的，我的作品矛頭所向的那些人終於會垮下去；我的作品如肉眼見不到的潛流奉獻給另一些人，而這些人終將會覺醒。 ”
在那個時代，大多數的蘇聯問題專家都認為，蘇聯將會長期存在下去，甚至會變得越來越強大，取得冷戰的優勢。當被蘇聯當局驅逐到美國的索爾仁尼琴宣稱蘇聯必將崩潰、他在有生之年能回到祖國的時候，人們都嘲笑他，說他在做白日夢。一名流亡者，能戰勝一個大帝國嗎？螞蟻能戰勝大象嗎？那時候，西方世界的人們被蘇聯龐大的軍隊和先進武器嚇壞了，以至於里根總統在柏林的勃蘭登堡門前呼籲“柏林牆倒下”的時候，許多人都批評他說，這是一種魯莽的挑釁，會招致蘇聯可怕的報復。
然而，蘇聯以超乎協和客機的速度走向了崩潰。索爾仁尼琴和里根都親眼目睹了他們先知般的預言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
今天，基於同樣的信念，我站在這裡。當我在這裡宣稱中共的暴政必然滅亡的時候，也許有更多的人表示異議。
從中共一建立的時候起，西方就對它充滿了天真的幻想，認為它不是蘇聯斯大林式的共產黨，四十年代的延安被西方媒體和知識分子描述成中國最民主的地方。中共奪取政權以後，毛澤東掀起一系列殘酷政治迫害運動，導致接近一億中國人悲慘地死去。但是，依然還有那麼多對資本主義不滿的西方知識分子，把中國看作是美國和蘇聯之外真正的世外桃源，比如法國作家薩特。還有遵循現實主義原則政客，像毛澤東拋出了橄欖枝，比如尼克松政府的國務卿基辛格。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的血跡未乾，中共為了維持其政權，開始了畸形的經濟改革，一步步地將中國打造成全球最大的廉價商品的加工廠。由於中國擁有數億奴隸勞工，西方跨國公司蜂擁而至，賺錢總是比人權重要。從花旗銀行的董事到哈佛大學的教授，都成了“中國模式”的熱情吹鼓手。
然而，共產黨就是共產黨，萬變不離其宗，謊言和暴力是與生俱來的遺傳基因。正如柏林奧運會不能掩飾納粹的本質，北京奧運會也不能掩飾中共的本質。表面上看，沃爾瑪貨架上中國製造的廉價商品，讓美國的普通消費者都得到了好處。但長遠來看，這些產品的誕生過程，充斥著對人權的踐踏、對環境的污染和對能源的浪費。與中國的這種與人權脫鉤的貿易關係，將極大地侵蝕西方賴以生存的自由市場經濟、法治和民主的基本價值。
讓我驚訝的是，當我來到美國幾個月之後，我以為擺脫了中共的宣傳機器，結果我錯了。我在自己訂閱的厚厚的《華盛頓郵報》中，赫然發現一疊報紙是《中國觀察》，它的印刷和編排方式跟《華盛頓郵報》其他版面一模一樣，只是有很小的一行字說明：“這些版面的內容不是由《華盛頓郵報》提供的，而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供的。 ”我不知道中國共產黨付了多少錢給《華盛頓郵報》，但我收到這樣的宣傳品，讓我深受傷害。納粹德國和蘇聯絕對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中共輕而易舉地卻做到了。在幾大版的《中國觀察》當中，有關於西藏的僧侶擁有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報導，有一張身穿袈裟的僧侶正在微笑著用蘋果手機上網的美麗照片。然而，就在同一時刻，絕望地以自焚抗議中共暴政的藏人已超過五十人。當年，一名南越和尚的自焚抗議，讓西方世界為之震驚，並讓美國政府改變了對吳庭琰政權的支持。可是，如今，五十位藏人的自焚，卻像石頭緩緩落入水中，沒有激起一點的波瀾。這是什麼原因呢？
作為一名中國的人權活動人士，我常常感到我們比當年的索爾仁尼琴們更加孤單。中共比蘇聯更有錢，更狡猾，似乎變成了一頭不再興風作浪的龍。所以，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在西方根本得不到足夠的重視。但是，孤單不是我停止戰鬥的理由，還有更多的真相等待我去揭示，還有更多被迫害的同胞等待我去聲援。我自己遠遠不是一個勇敢者，當我看到“公民勇氣獎”歷屆得主的事蹟的時候，我願意謙卑地向他們致敬；我自己遠遠不是一個勇敢者，我的那些最勇敢的同胞，大都都身處監獄中，比如我的良師益友劉曉波。當我意識到他們的存在的時候，我就感到自己並不孤單。
我之所以成為一個努力說真話的作家，是因為“六四”屠殺讓我與殺人的政權徹底決裂。十年以後，當我與“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結識的時候，她告訴我，她在“六四”那天晚上罹難的兒子蔣捷連，只比我年長一歲。見到我，她就想起她的孩子來。是的，如果那時我在北京，而不是在偏遠的西部的小鎮，那天晚上死去的孩子就有可能包括我在內。那麼，既然我已經死過了一次，還有什麼可以畏懼的呢？正如聖經中保羅所說，那殺死身體不能殺死靈魂的，你不要怕他！
索爾仁尼琴將《牛犢頂橡樹》作為他的自傳的名字，是的，我們只是小小的牛犢，但我們可以頂倒千年的橡樹。中國也有一個與之相似的成語叫“精衛填海”——那隻名叫精衛的小鳥，每天銜一塊小石頭扔到大海中，終將把浩瀚的大海填平。是的，我們沒有武器，沒有金錢，沒有權力，但我們擁有對自由的信念，正如裡根總統所說：“朝自由民主邁進，會將共產主義埋葬在歷史的塵埃之中。 ”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妻子，她與我一同被軟禁和羞辱，卻從未猶豫和退縮。我要感謝多年來一直支持我的人權活動家吳弘達先生，以及推薦我為這一崇高獎項候選人的助理國務卿波斯納先生。我要感謝特雷恩先生和特雷恩基金會，選擇我作為“公民勇氣獎”的第一個中國獲獎人。我要感謝“公民勇氣獎”的倡議者索爾仁尼琴，我相信他一定在天堂中註視著我們，支持我們繼續他的“牛犢頂橡樹”的事業。也感謝在座的各位，你們的到來讓我更深切地體會到，自由的事業是不分國界和種族的，是全人類的事業。當自由的鐘聲在中國的大地上響起的時候，我們必將在北京重逢。
謝謝大家。
欲了解更多有關廖亦武的消息，請參閱：
欲了解更多有關余杰的消息，請參閱：
列印本頁
電郵分享
面書分享
推特分享
Reddit
微博
QQ空间
百度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