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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記錄死亡﹕十年回顧

1999年01月31日


從悲憤的母親到人權活動家﹐丁子霖在此說明她蒐集六四受難者的見證不僅是平復創痛﹐更是為了喚醒國人。




“對於一個人來說﹐生意味著歡樂、光明﹔死意味著恐怖、黑暗。然而﹐在人類價值的天平上﹐生與死是等量的﹔不懂得死之重﹐其生也必輕。”           ── 蔣培坤

                  










今年是“六四”慘案十週年﹐又是中共“建國”五十週年。然而﹐面對這兩個週年﹐卻讓我想到了死亡。



從 1949 年中國共產黨在大陸掌握政權到現在﹐已經半個世紀過去了。時逢“五十大慶”﹐要慶祝的事自然很多﹐但有些事我想不會被列入官方的“慶祝”清單。



這五十年中﹐第一個十年裡共產黨發動了“鎮反”和“肅反”﹐接著是“反右”﹔之後在 50 和 60 年代之交﹐中國發生了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接著是第二個十年﹐在這十年裡共產黨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它一直延續到了第三個十年﹐最後以鎮壓丙辰清明的“四五運動”告終﹐接下去的第四個十年﹐這十年裡共產黨做的第一件事是徹底剷除了西單民主牆﹐最後則動用數十萬野戰軍血腥鎮壓了 89 天安門運動。現在是第五個十年﹐這十年裡似乎沒有發生什麼大事﹐但現在還難以預測。



這裡是一份清單。當然﹐共產黨是絕對不會拿出這份清單來“慶祝”的。今天﹐共產黨的領導人不但沒有勇氣面對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前任一手製造的這一樁樁血跡斑斑的歷史﹐而且惟恐人們記起、提起這歷史。



但是﹐中國的十二億人民在革命歡慶“建國五十週年”的時候﹐是否應該記起那另一部歷史呢﹖我想是應該的。我一直記著這樣一個令我觸目驚心的數字﹔這五十年裡﹐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這塊土地上﹔屬於非正常死亡的人數竟高達八千萬。這八千萬不是死於戰亂﹐而是死於所謂的和平年代﹗也許﹐如果不是因為發生了 89 年的那場大屠殺﹐如果不是因為我的兒子在那場大屠殺中被殺害﹐如果不是因為我每日每時都要面對失去親人的父母和親兒﹐我也可能會像其他人一樣﹐只是在茶余飯後談論起這個數字。但是﹐已經半個世紀過去了﹐所有與這“八千萬”沾邊或不沾邊的人﹐也該認真地掂量掂量這個數字的份量了。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在所有各種各樣的紀念中﹐對死亡的紀念也許是最要的。











一個人可以有各種各樣選擇﹐我的選擇是記錄死亡。我不可能記錄下那“八千萬”﹐也不可能記錄下十年前那場大屠殺中的所有死者﹐但我至少已記錄下了其中的 155 位﹐他們都是有名有姓的﹔有幾位尚不知姓氏﹐但提供死者情況的人卻都是有名有姓的。這個數字比起“八千萬”也許微乎其微。但我意識到﹐那怕我今天只是記錄下了他們之中的一個名字﹐我也會覺得自己的生活具有了某種意義。如果我們的同胞在過去的歲月裡能直面那一次接著一次的死亡﹐也許就可以避免這最近一次死亡。



這十年來﹐我在死者的“屍體”堆裡爬行﹐在死難親屬的淚海中沉浮。那令我窒息、令我痛不欲生的日日夜夜終於使我懂得了什麼叫死亡。



於是﹐我的回顧也只能從死亡的記憶開始。



1989 年 6 月 3 日夜 11 時許﹐我的兒子蔣捷連於木樨地遇難。當時﹐他還只是一個剛滿十七歲的中學生。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3 時半﹐另一位中學生王楠於天安門西側南長街南口遇難﹐當時也才十有歲。



1989 年 9 月的一天﹐我終於撥通了王楠父母的電話。



過了幾天﹐一位中年婦女由她的先生陪同來到我家裡。她向我講述了她兒子遇難的經過。她顯得很平靜﹐但看得出來﹐她把巨大的悲痛壓在心底。她就是王楠的母親﹐張先玲女士。她告訴我﹐她兒子的屍體是從天安門附近的一個土坑裡挖出來的﹐己經腐爛、長蛆了……。



她是我結識的第一位難友。從這一刻起﹐我們萌生了尋找其他死難親屬的念頭。



第二年清明節後的一天﹐張先玲女士給我送來了一張小紙條﹐這是她從萬安公墓骨灰堂王楠的骨灰盒上發現的。我依稀記得﹐這張紙條上寫著﹕……我們是同命運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現在我們母子倆相依為命﹐我有許許多的想不通﹐如願意﹐請同我聯絡……。她在紙條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地址和單位的電話。她是聯繫上的第二位難友。



此後一段時間﹐我們又與另外幾位死難親屬取得了聯繫。我和那些同命運的人一起訴說﹐一起流淚﹐一起宣泄壓抑在心底的痛苦與哀傷。但是﹐當我靜下心來想對一些事情求得一個解答的時候﹐我那被震顫的靈魂就再也無法安寧。



我決定打破沉默。



於是﹐在 1991 年清明節前﹐我同張先玲女士一起接受了香港一家報紙的採訪﹐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了我們兩家孩子遭到殺害的真相。



同年 5 月﹐我又接受了美國 ABC 廣播公司的採訪。我說我的兒子還只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可是在 6 月 3 日夜晚離家不到一個小時就結束了年輕的生命。我譴責政府當局兩年前發動的那場大屠殺﹐駁斥了李鵬有關“六四”的謊言。我要求政府當局公佈“六四”事件的事實真相﹐要求國家主席江澤民兌現諾言﹐公佈“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單、死亡人數。我呼籲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人和外國人﹐不要忘記中國1989年6月4日發生在北京的那場悲劇﹐不要忘記那些永遠被剝奪了生存權利而且不能再為自己申辯的亡靈。



這以後﹐我遭到了中共當局接踵而來的打擊和迫害。起初﹐我到共產黨的法院去告出面迫害我的人﹔但我很快明白了﹐迫害我的並不是哪一個具體的人、哪一個具體的單位﹐而是整個的共產黨。想到了言一層﹐我也就徹底解脫了。我決定去做我想做的事──尋找和記錄死亡。



我和張先玲女士全力投入了死難親屬的尋訪工作。我們不分寒暑成日穿行於北京的大街小巷﹐根據來自各個方面的信息和線索﹐同受難親屬取得聯繫﹐詳細記錄下死者的姓名、性別、年齡、生前職業、遇難的地點和經過﹐死者親屬的家庭情況﹐等等。



我們終於有了第一份名單﹐被列入這份名單的﹐不但有死難者﹐而且還有傷殘者﹐我當時想﹐既然政府撕毀諾言﹐拒不公佈死者的名單、死亡的人數﹐那麼就讓我們自己來做這件事吧。



93 年 6 月﹐我有了一個機會。這一年﹐聯合國在維也納召開世界人權大會﹐我被作為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受到大會組織處的邀請﹔雖然﹐因中國政府的阻撓而未能與會﹐但我向大會提供了一個書面發言﹐在這個發言裡﹐我公佈了當時已尋找到 30 位“六四”死難者名單。我說﹕“我作為一個死難者的母親﹐無法忘記躺在血泊中的男男女女﹐包括我的兒子。我要讓世人知道﹐他們曾經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這個世界本來是屬於他們的﹐而現在他們已經永遠在這個世界上消失。我還要讓世人知道﹐他們究竟是為什麼﹐是怎樣消失的﹖”



1994 年﹐也就是在“六四”慘案五週年的時候﹐我又得到朋友們的幫助在海外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就叫(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名冊)。我在這本書裡公佈了96位死難者和49位傷殘者的名單。這是以我名義第二次公佈名單。



我在這本書的序言裡說﹕“我並不想給已經過於沉重的生活再添加些沉重﹐也不想給生活中那僅有的一點點歡樂沫上些許灰暗﹐但我不能眼看著那些與我同命運者的苦難熟視無睹﹗在這個充滿著自私、勢利、冷漠的世界上﹐他們正承受著失去親人而無人過問、無處訴說的痛苦煎熬﹐他們成了被社會所遺忘甚至被遺棄的一群。面對這樣一個嚴酷的現實﹐別人可以合上眼晴﹐閉上嘴巴﹐我卻不能﹗”



我拿定主意﹐要把尋訪和救助“六四”受難者和受難親屬的活動繼續下去﹐直到政府把這件事情主動承擔起來﹐不需要我們自己來做的時候。











現在﹐又一次五年過去了。今天﹐擺在我面前的這份名單上﹐己經記錄下了 155 位死難者和 65 位傷殘者。當然﹐這仍然是冰山的一角﹐但這一角畢竟已浮出了水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今天這份名單的後面﹐已站立著一個壓不倒、摧不挎的“六四”受難者群體﹐而在這個群體的週圍﹐則聚集了越來越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如果說﹐在第一個五年裡﹐對“六四”受難者的尋訪還只是少數幾位難屬從事的個人活動﹔那麼﹐在第二個五年裡﹐它已經逐漸擴展為一種社會性的活動。



有這麼一位老軍人﹐如今已 70 多歲了。十年前﹐他那同他一起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相濡以沫了大半輩子的妻子被“人民子弟兵”奪去了生命。前些年﹐他加入了我們這個受難者群體﹐而且把他後來再婚的老伴也一起介紹給了我們。兩位老人在這個群體裡感受到了一種在別的地方很少有的安慰和溫暖﹐總想著要為大家做一些事情。當他們得知還有很多同命運的人生活在無人過問、無人幫助的境地﹐也就積極地參與了尋訪活動。



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我被國安部的“便衣”監控在家裡﹐無法出門。一天﹐這兩位老人看我來了。說話間﹐我提起有人提供了一位難屬的線索﹐可是姓名和地址都並不確切。兩位老人當即答應由他們試著去尋找﹐後來告訴我﹐他們頂著酷熱﹐乘了很長時間的公共汽車﹐走了很長一段泥濘小路﹐又在樓群裡轉了好半天﹐終於找到了一個住宅樓﹐但一問卻並沒有要找的那個家庭。他們又詢問了好多人﹐仍無下落。就在兩位老人幾乎要放棄的時候﹐發現路邊有幾位老婦人在聊天﹐便上前打聽﹔你們這裡有沒有一個人家﹐前些年孩子出了意外﹖他們不敢直接說明來意﹐只說是從老家來的﹐也許是這份誠意打動了那些老婦人吧﹐其中一位指著另一位說﹕她就是﹐她家兒子沒有了﹔她也剛剛出院。原來所指的那位老婦正是兩位老人要尋找的人。她的兒子打“六四”失蹤後﹐至今活不見人﹐死不見尸。父親因失去兒子抑鬱過度已於94年病逝﹐老母親隨著也患了精神分裂症。她是一位退休的老工人﹐也已是風燭殘年的人了。一位是退休的老軍人﹐一位是退休的老工人﹐他(她)們經歷不同、職業不同﹐甚至地位不同﹐但相同的命運把他(她)們的心連在一起。我們這個難屬群體就是這種聯繫起來的。



還是在數年前﹐一位旅居西班牙的留學生從媒體上得知了我的消息﹐便給我來信。他說﹐他從家鄉獲悉﹐當年該地有一位出了名的“小神童”﹐15歲時就考上了清華大學少年班﹐結果竟慘死於“六四”大屠殺。我先從清華大學尋找﹐無結果﹐我再請這位留學生同他家鄉親友聯繫﹐以進一步了解並提供情況。過了一段時間﹐我終於有了死者及其在國外的兄長的名字﹐而死者父母﹐卻只知其所屬單位﹐不知其詳細地址。我試著給死者父母去信﹐信封上當然不能寫有死者的名字﹐我就寫其兄**父親收。一連去信幾次﹐還是杳無音信。此時恰好有一關外邊緣省區的青年給我來信﹐而且只與死者親屬相距300公里路程。於是我委託他帶著我的親筆信去實地查訪。不久﹐果然有了回音﹐而且給我寄來了死者的遇難經過、墓地照片等材料。我這才知道﹐死者早已從清華大學畢業﹐遇難時即將取得中國科學院碩士研究生學位﹐那年他才23歲。去年﹐我在北京接待了死者的父母﹐從此也就與這個苦難的家庭保持了聯繫。



大約是五年前的一個夜晚﹐我家來了一男一女兩位不速之客。男的說是留美學生﹐女的我不便詢問﹐在我與那位先生的交談快結束時﹐那位小姐無意中說起﹐她曾間接聽說有一位“六四”時失去丈夫的妻子﹐身邊還有一個女孩。我很自然請求她作進一步的了解。她答應了。但兩年過去了﹐沒有任何音信﹔那位小姐我也已無從去尋找。我只有耐心等待。終於有一天﹐我等到了那位小姐來信﹐信上仍未具名﹐但她告訴了我那位遺孀的姓名和工作單位。我立即按姓名、地址去信﹐一封﹐兩封﹐三封……。又是兩年過去了﹐始終沒有回音﹐後來有一個機會﹐有位朋友去外地辦事﹐我托他去實地尋訪﹐這位朋友又輾轉托了一位當地人﹐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位遺孀。原來﹐這位遺孀任職的單位是一家所謂“保密單位”。當年﹐她丈夫是到北京出差的﹐正遇上那場大屠殺﹐結果慘遭殺害。現在她的女兒已是一個中學生﹐母女倆相依為命。



在我的那份名單上﹐有一個死者的母親十年前就已經被記錄在案了﹐但我們苦苦尋找了八年始終不佑其親屬的下落。我心裡一直惦念著﹐我能體會這家難屬是怎樣度過那漫漫長夜的﹐但是﹐我一籌莫展﹐亳無辦法。我曾試圖從死者所在學校的領導、老師、同學那裡尋找同死者親屬聯繫的線索﹐但都失敗了﹔我又曾通過朋友從死者親屬所在的省區去打聽下落﹐結果也失敗了。自那以後﹐我幾乎放棄了進一步尋找的念頭。



1997 年的秋天﹐我先生當年的一些中學同學去南方我們的鄉間住所看望我們。閑聊間﹐有位先生提到他兒媳當年的一個中學同班同學在“六四”期間被打死了﹐死者當時正在北京的一所大學上學。我以為這是新發現的一個死者﹐於是請那位先生轉告他的兒媳﹐希望她能提供詳細情況﹐尤其是死者親屬的姓名和地址。後來這位先生告訴我﹐他兒媳原來保存有那位死者親屬的姓名和地址﹐但時間久了也就丟失了﹔但他從其他省市的一些同班同學那裡得到了一個很不確切的地址。於是﹐我抱著僥倖的心情試著給那位死者的親屬寫去了一封信。事情出乎我的意料﹐不幾天﹐我寄出的那封包括姓名、地址、郵政編碼都有錯誤的信件對方居然能收到。我這才發現﹐那正是我八年來一直在苦苦尋找的那家難屬。我不白得心裡想﹐也許是死者的冤魂在暗中相助我呢﹗











我不想再寫下去了﹐因為這不是故事﹐更不是以此來賺取人們廉價眼淚的故事。



我常想﹐生命對人來說只有一次,僅僅是一次。生命是神聖的﹐死也是神聖的。如果人們都能這樣來對待生與死﹐也許人世間會減少一些禍患與殺戮。



我常想﹐今天我們中國人也許有很多追求、很多幻想﹔但是﹐我想首先需要有一個好的制度﹐它能使人的生命免遭任意的剝奪。



如果有人問我﹐你為什麼要選擇記錄死亡﹐那麼﹐我想這就是我的回答。



1999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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