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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二・记录死亡:十年回顾

1999年01月31日

从悲愤的母亲到人权活动家,丁子霖在此说明她蒐集六四受难者的见证不仅是平复创痛,更是为了唤醒国人。

“对於一个人来说,生意味着欢乐、光明;死意味着恐怖、黑暗。然而,在人类价值的天平上,生与死是等量的;不懂得死之重,其生也必轻。” 

── 蒋培坤


今年是“六四”惨案十周年,又是中共“建国”五十周年。然而,面对这两个周年,却让我想到了死亡。

从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掌握政权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时逢“五十大庆”,要庆祝的事自然很多,但有些事我想不会被列入官方的“庆祝”清单。

这五十年中,第一个十年里共产党发动了“镇反”和“肃反”,接着是“反右”;之后在 50 和 60 年代之交,中国发生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接着是第二个十年,在这十年里共产党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它一直延续到了第三个十年,最后以镇压丙辰清明的“四五运动”告终,接下去的第四个十年,这十年里共产党做的第一件事是彻底铲除了西单民主墙,最后则动用数十万野战军血腥镇压了 89 天安门运动。现在是第五个十年,这十年里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现在还难以预测。

这里是一份清单。当然,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拿出这份清单来“庆祝”的。今天,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但没有勇气面对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前任一手制造的这一桩桩血迹斑斑的历史,而且惟恐人们记起、提起这历史。

但是,中国的十二亿人民在革命欢庆“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是否应该记起那另一部历史呢?我想是应该的。我一直记着这样一个令我触目惊心的数字;这五十年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这块土地上;属於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竟高达八千万。这八千万不是死於战乱,而是死於所谓的和平年代!也许,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了 89 年的那场大屠杀,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儿子在那场大屠杀中被杀害,如果不是因为我每日每时都要面对失去亲人的父母和亲儿,我也可能会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在茶余饭后谈论起这个数字。但是,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所有与这“八千万”沾边或不沾边的人,也该认真地掂量掂量这个数字的份量了。对於一个民族来说,在所有各种各样的纪念中,对死亡的纪念也许是最要的。

 

一个人可以有各种各样选择,我的选择是记录死亡。我不可能记录下那“八千万”,也不可能记录下十年前那场大屠杀中的所有死者,但我至少已记录下了其中的 155 位,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有几位尚不知姓氏,但提供死者情况的人却都是有名有姓的。这个数字比起“八千万”也许微乎其微。但我意识到,那怕我今天只是记录下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名字,我也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具有了某种意义。如果我们的同胞在过去的岁月里能直面那一次接着一次的死亡,也许就可以避免这最近一次死亡。

这十年来,我在死者的“尸体”堆里爬行,在死难亲属的泪海中沉浮。那令我窒息、令我痛不欲生的日日夜夜终於使我懂得了什么叫死亡。

於是,我的回顾也只能从死亡的记忆开始。

1989 年 6 月 3 日夜 11 时许,我的儿子蒋捷连於木樨地遇难。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刚满十七岁的中学生。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3 时半,另一位中学生王楠於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遇难,当时也才十有岁。

1989 年 9 月的一天,我终於拨通了王楠父母的电话。

过了几天,一位中年妇女由她的先生陪同来到我家里。她向我讲述了她儿子遇难的经过。她显得很平静,但看得出来,她把巨大的悲痛压在心底。她就是王楠的母亲,张先玲女士。她告诉我,她儿子的尸体是从天安门附近的一个土坑里挖出来的,己经腐烂、长蛆了……。

她是我结识的第一位难友。从这一刻起,我们萌生了寻找其他死难亲属的念头。

第二年清明节后的一天,张先玲女士给我送来了一张小纸条,这是她从万安公墓骨灰堂王楠的骨灰盒上发现的。我依稀记得,这张纸条上写着:……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她在纸条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地址和单位的电话。她是联系上的第二位难友。

此后一段时间,我们又与另外几位死难亲属取得了联系。我和那些同命运的人一起诉说,一起流泪,一起宣泄压抑在心底的痛苦与哀伤。但是,当我静下心来想对一些事情求得一个解答的时候,我那被震颤的灵魂就再也无法安宁。

我决定打破沉默。

於是,在 1991 年清明节前,我同张先玲女士一起接受了香港一家报纸的采访,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了我们两家孩子遭到杀害的真相。

同年 5 月,我又接受了美国 ABC 广播公司的采访。我说我的儿子还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可是在 6 月 3 日夜晚离家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我谴责政府当局两年前发动的那场大屠杀,驳斥了李鹏有关“六四”的谎言。我要求政府当局公布“六四”事件的事实真相,要求国家主席江泽民兑现诺言,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死亡人数。我呼吁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不要忘记中国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那场悲剧,不要忘记那些永远被剥夺了生存权利而且不能再为自己申辩的亡灵。

这以后,我遭到了中共当局接踵而来的打击和迫害。起初,我到共产党的法院去告出面迫害我的人;但我很快明白了,迫害我的并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哪一个具体的单位,而是整个的共产党。想到了言一层,我也就彻底解脱了。我决定去做我想做的事──寻找和记录死亡。

我和张先玲女士全力投入了死难亲属的寻访工作。我们不分寒暑成日穿行於北京的大街小巷,根据来自各个方面的信息和线索,同受难亲属取得联系,详细记录下死者的姓名、性别、年龄、生前职业、遇难的地点和经过,死者亲属的家庭情况,等等。

我们终於有了第一份名单,被列入这份名单的,不但有死难者,而且还有伤残者,我当时想,既然政府撕毁诺言,拒不公布死者的名单、死亡的人数,那么就让我们自己来做这件事吧。

93 年 6 月,我有了一个机会。这一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世界人权大会,我被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受到大会组织处的邀请;虽然,因中国政府的阻挠而未能与会,但我向大会提供了一个书面发言,在这个发言里,我公布了当时已寻找到 30 位“六四”死难者名单。我说:“我作为一个死难者的母亲,无法忘记躺在血泊中的男男女女,包括我的儿子。我要让世人知道,他们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本来是属於他们的,而现在他们已经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我还要让世人知道,他们究竟是为什么,是怎样消失的?”

1994 年,也就是在“六四”惨案五周年的时候,我又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在海外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我在这本书里公布了96位死难者和49位伤残者的名单。这是以我名义第二次公布名单。

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说:“我并不想给已经过於沉重的生活再添加些沉重,也不想给生活中那仅有的一点点欢乐沫上些许灰暗,但我不能眼看着那些与我同命运者的苦难熟视无睹!在这个充满着自私、势利、冷漠的世界上,他们正承受着失去亲人而无人过问、无处诉说的痛苦煎熬,他们成了被社会所遗忘甚至被遗弃的一群。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别人可以合上眼晴,闭上嘴巴,我却不能!”

我拿定主意,要把寻访和救助“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的活动继续下去,直到政府把这件事情主动承担起来,不需要我们自己来做的时候。

 

现在,又一次五年过去了。今天,摆在我面前的这份名单上,己经记录下了 155 位死难者和 65 位伤残者。当然,这仍然是冰山的一角,但这一角毕竟已浮出了水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这份名单的后面,已站立着一个压不倒、摧不挎的“六四”受难者群体,而在这个群体的周围,则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如果说,在第一个五年里,对“六四”受难者的寻访还只是少数几位难属从事的个人活动;那么,在第二个五年里,它已经逐渐扩展为一种社会性的活动。

有这么一位老军人,如今已 70 多岁了。十年前,他那同他一起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相濡以沫了大半辈子的妻子被“人民子弟兵”夺去了生命。前些年,他加入了我们这个受难者群体,而且把他后来再婚的老伴也一起介绍给了我们。两位老人在这个群体里感受到了一种在别的地方很少有的安慰和温暖,总想着要为大家做一些事情。当他们得知还有很多同命运的人生活在无人过问、无人帮助的境地,也就积极地参与了寻访活动。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被国安部的“便衣”监控在家里,无法出门。一天,这两位老人看我来了。说话间,我提起有人提供了一位难属的线索,可是姓名和地址都并不确切。两位老人当即答应由他们试着去寻找,后来告诉我,他们顶着酷热,乘了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走了很长一段泥泞小路,又在楼群里转了好半天,终於找到了一个住宅楼,但一问却并没有要找的那个家庭。他们又询问了好多人,仍无下落。就在两位老人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发现路边有几位老妇人在聊天,便上前打听;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人家,前些年孩子出了意外?他们不敢直接说明来意,只说是从老家来的,也许是这份诚意打动了那些老妇人吧,其中一位指着另一位说:她就是,她家儿子没有了;她也刚刚出院。原来所指的那位老妇正是两位老人要寻找的人。她的儿子打“六四”失踪后,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父亲因失去儿子抑郁过度已於94年病逝,老母亲随着也患了精神分裂症。她是一位退休的老工人,也已是风烛残年的人了。一位是退休的老军人,一位是退休的老工人,他(她)们经历不同、职业不同,甚至地位不同,但相同的命运把他(她)们的心连在一起。我们这个难属群体就是这种联系起来的。

还是在数年前,一位旅居西班牙的留学生从媒体上得知了我的消息,便给我来信。他说,他从家乡获悉,当年该地有一位出了名的“小神童”,15岁时就考上了清华大学少年班,结果竟惨死於“六四”大屠杀。我先从清华大学寻找,无结果,我再请这位留学生同他家乡亲友联系,以进一步了解并提供情况。过了一段时间,我终於有了死者及其在国外的兄长的名字,而死者父母,却只知其所属单位,不知其详细地址。我试着给死者父母去信,信封上当然不能写有死者的名字,我就写其兄**父亲收。一连去信几次,还是杳无音信。此时恰好有一关外边缘省区的青年给我来信,而且只与死者亲属相距300公里路程。於是我委托他带着我的亲笔信去实地查访。不久,果然有了回音,而且给我寄来了死者的遇难经过、墓地照片等材料。我这才知道,死者早已从清华大学毕业,遇难时即将取得中国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那年他才23岁。去年,我在北京接待了死者的父母,从此也就与这个苦难的家庭保持了联系。

大约是五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家来了一男一女两位不速之客。男的说是留美学生,女的我不便询问,在我与那位先生的交谈快结束时,那位小姐无意中说起,她曾间接听说有一位“六四”时失去丈夫的妻子,身边还有一个女孩。我很自然请求她作进一步的了解。她答应了。但两年过去了,没有任何音信;那位小姐我也已无从去寻找。我只有耐心等待。终於有一天,我等到了那位小姐来信,信上仍未具名,但她告诉了我那位遗孀的姓名和工作单位。我立即按姓名、地址去信,一封,两封,三封……。又是两年过去了,始终没有回音,后来有一个机会,有位朋友去外地办事,我托他去实地寻访,这位朋友又辗转托了一位当地人,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位遗孀。原来,这位遗孀任职的单位是一家所谓“保密单位”。当年,她丈夫是到北京出差的,正遇上那场大屠杀,结果惨遭杀害。现在她的女儿已是一个中学生,母女俩相依为命。

在我的那份名单上,有一个死者的母亲十年前就已经被记录在案了,但我们苦苦寻找了八年始终不佑其亲属的下落。我心里一直惦念着,我能体会这家难属是怎样度过那漫漫长夜的,但是,我一筹莫展,亳无办法。我曾试图从死者所在学校的领导、老师、同学那里寻找同死者亲属联系的线索,但都失败了;我又曾通过朋友从死者亲属所在的省区去打听下落,结果也失败了。自那以后,我几乎放弃了进一步寻找的念头。

1997 年的秋天,我先生当年的一些中学同学去南方我们的乡间住所看望我们。闲聊间,有位先生提到他儿媳当年的一个中学同班同学在“六四”期间被打死了,死者当时正在北京的一所大学上学。我以为这是新发现的一个死者,於是请那位先生转告他的儿媳,希望她能提供详细情况,尤其是死者亲属的姓名和地址。后来这位先生告诉我,他儿媳原来保存有那位死者亲属的姓名和地址,但时间久了也就丢失了;但他从其他省市的一些同班同学那里得到了一个很不确切的地址。於是,我抱着侥幸的心情试着给那位死者的亲属写去了一封信。事情出乎我的意料,不几天,我寄出的那封包括姓名、地址、邮政编码都有错误的信件对方居然能收到。我这才发现,那正是我八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的那家难属。我不白得心里想,也许是死者的冤魂在暗中相助我呢!

 

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因为这不是故事,更不是以此来赚取人们廉价眼泪的故事。

我常想,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仅仅是一次。生命是神圣的,死也是神圣的。如果人们都能这样来对待生与死,也许人世间会减少一些祸患与杀戮。

我常想,今天我们中国人也许有很多追求、很多幻想;但是,我想首先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它能使人的生命免遭任意的剥夺。

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选择记录死亡,那么,我想这就是我的回答。

1999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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