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辯中國：美中關係十談》揭示了中美兩國學者對於這兩個國家價值觀和政策的思考。不同於往常，中國學者堅持認為，無論中國出現了什麼錯誤狀況，其根源都在於外國的剝削和乾涉。他們也指出了美國企圖搞垮中國的陰謀。相反的，美國學者則提出了針對中國的多項指責，但也承認美國在國內外確有不良行為。

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中國人權理事黎安友的談話中，上述觀點表達得最為鮮明，他代表美方。與他對話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周琪教授，社科院是中國重要的官方智庫，週從一所美國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因著編輯的提問，週女士一開場便切入價值觀的話題。她指出：長期以來，美國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在1960年“認為中國是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擴張的一塊跳板，並封鎖台灣海峽”來保護台灣。她繼續說道，幸運的是，60年代中美兩國共同意識到蘇聯是一個嚴重的國際威脅而走到一起；但現在兩國間仍存在著“深刻的分歧”。週女士辯稱，由於美國人認為中國是一個威脅，這使得相互信任“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中方一個貫穿本書的常見的指控。她進一步說，雖然美國人堅持認為中國受意識形態左右，但拒絕承認美國自己也與意識形態捆綁在一起，比如堅信美國的“特殊命運……國家命運和……例外論&rdquo ;。週女士在這個話題上有許多這樣的表述，在19世紀，美國人的信念驅使他們進行“血腥擴張”，二戰後則尋求“全球主導地位”。

談到人權，週女士對比了西方和中國的看法。她說，西方人相信人類擁有權利，而中國和許多東亞國家的人則不這麼認為，他們的觀點基於儒家的“責任”觀念而不是個人自由。 （這忽略了日本和韓國實行的民主制度）。她總結道，因此，雖然“中國人喜歡民主的概念”，但他們仍然把政治穩定放在首位，以此帶來更高的生活水平。雖然中國相信普通美國人生活在一個相當大的民主國家裡，他們仍然看到了美國的經濟危機，“國會癱瘓，決策效率低下，尖銳的兩黨衝突，日益增加的國會競選經費。 ”週最後補充說，中國的白皮書指出了美國侵犯人權的行為。

黎安友舉了三個有名的例子，來反駁週女士關於“中國人更喜歡穩定和生活得好，而不是民主和個人自由”的說法，其中包括：魏京生，因為在西單民主牆上張貼了呼籲民主的文章，1979年被判刑；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因為要求中國政府遵守憲法中規定的權利，正在服刑11年；陳光誠，為拒絕遵守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婦女辯護，曾經被監禁和軟禁在家。陳光誠現在在美國。這三個名字從來沒有出現在這本書里中國學者的談話中。

黎安友談到了人權問題，以及它們能否通過不同的國家民族價值觀來定義。他斷言，人權是由國際法定義的，尤其是世界人權宣言，“這是中國政府承認的法律”。他說，侵犯國際上定義的人權，“違反了中國憲法……”。黎安友堅持認為，大多數對於人權的侵犯，“違背了中國人的公平意識，當他們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因為政府的審查，他們常常不自知）。 ”中國人的權利被侵犯不是意外。在每個政治層面上，權利都被侵犯，從黨到警察，到國家安全部,“這些國家機構有不被制約的權力” 。

週女士拋開這些一概不談，包括迴避具體的例子。她重申發​​展中國家更重視“經濟和社會權利”。她還重申關於美國“例外論”這一觀念的說法，指美國需要“傳播”他們的核心價值，還有美國容忍和保護了一些殘暴的政權，包括韓國、南非、菲律賓和海地。

黎安友回應說，週女士和他實際上是“雞同鴨講”。他承認“我們同意說美國有侵犯人權的行為，這個觀點在美國民權運動中是被廣泛分享的。 ”他提到了人權觀察，他是該機構亞洲部顧問委員會成員。該組織一直在批評美國在國內外的侵犯人權的行為。他說，“我同意你對於美國在踐行外交政策的人權準則時，採取雙重標準的批評。 ”他又進一步補充道，正是很多像人權觀察這樣的組織，迫使裡根總統改變了美國對專制政權的政策。

黎安友堅持認為“一個政府並不需要很高的經濟發展水平，才能停止對公民和政治權利的侵犯。這樣的侵犯對經濟發展、社會秩序或者政府其它任何的合法目標都毫無益處。 ”所謂“穩定”和經濟發展壓倒人權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這麼多年來，沒有誰比布魯金斯學會的李侃如更努力地去公允地評價中國，了解中國。在他的談話中，他將美中關係維持的成功程度描述為“真正了不起的。 ”我對此沒有概念，直到我讀到他所說的，除了國務院和國防部之外，美國政府部門每週都在與中國政府打交道，涉及的部門相當多，比如教育部。但李侃如也警告說，破壞性的不互信“近幾年已經滋生”。李侃如寫道，除了中美兩國截然不同的歷史和文化之外，中國對美國尋求“徹底剷除對手”產生了不信任。他說，這種不信任確實存在，儘管美國歡迎成千上萬的中國學生，美國幫中國努力爭取加入國際組織，例如G20——由全球20個最大的經濟體的財政部長和央行官員參加的組織。他說，然而“美國對獨裁和一黨體制有著與生俱來的不信任（尤其是在這個政黨自稱“共產主義”的情況下）……”

對此，北京大學的王緝思說，很多美國人指責中國導致了美國的就業機會流失，並指控美國支持新疆和西藏的分裂運動。他竟然聲稱美國媒體和NGO在中國“煽動反政府情緒”來製造不穩定。至於美國對中國實現國際一體化的讚助，王緝思說，其動機是使中國更喜歡美國。他提供了一個美國缺少敏感的例子，說一個美國軍官建議將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派往美國，這樣當類似阿拉伯之春的事件在中國發生時，中美兩國軍方可以合作。王緝思譴責了這種觀點，說任何像阿拉伯之春這樣的事件是“中國領導人希望看到的最後一件事情。而且解放軍會不遺餘力地阻止美國影響中國內政，更別說是中國軍方的內部事務了。 ”

在軍事發展這個棘手的問題上，美國海軍研究生院的Christopher P. Twomey一開始就指出中國的軍費開支可能“比官方數據高了40%至70%” ，儘管仍然遠低於美國。他提及了“來自中國的網絡滲透（對美國）的持續威脅。 ”他警告說，如果這變成了破壞活動，就將是“一種戰爭行為”。他繼續說道，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原因，是因為中國“在2009和2010年的挑釁行為”，導致該地區的其它國家呼籲美國在該地區發揮更大的作用。

國防大學的徐輝回應時堅持認為“中國的和平發展模式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一次實驗”。他反駁了中國應該對網絡戰爭負責的指控：“……這項指控應該被重新考慮，原因很簡單，因為技術上還沒有可能找到攻擊的真實來源。 ”徐輝爭辯說，兩國的安全關係改善的主要障礙在於美國對於中國的行動和意圖的誤解。

提到中國學者理解不了的美國正常採取兩手做法的最佳例子，Twomey說，“偵查和間諜是兩國生活中存在的事實。我們就不要假裝中國沒有在​​美國的間諜活動……關於‘技術上還沒有可能找到攻擊的真實來源’的說法，我持反對意見，有大量的證據證明中國參與了許多網絡活動。 ”他說“據說政治局支持這些行動。 ”比如強迫Google退出中國這樣的事情。他承認“當然，美國也通過互聯網從事間諜活動，某些情況下甚至是更具破壞性的網絡活動。 ”Twomey先生向徐先生提供了指控中國的一些來源。徐先生反駁了這些指控，並引用中國的消息來源來支持他的否認，他繼續指責“在針對中國的外國黑客攻擊當中，來自美國的網絡攻擊最多，尤其是針對中國軍方的。 ”這可能是在近期的學術活動當中最有趣——也許是無意的——觀察之一，徐先生補充說明這一指控，“基於上述發現，我們並沒有指責美國。 ”

最後，在關於西藏的辯論中，北京大學的賈慶國和史汀生中心的容安瀾產生了很大分歧。賈先生說，儘管西藏在中國的全面管轄下，但“國際反華勢力”使情況變得更複雜，根子在達賴喇嘛，他表面上尋求西藏的“真正自治”，實際上卻“推動西藏獨立”。賈先生指出，儘管美國沒有插手西藏問題，但包括奧巴馬在內的大多數美國總統都接見過“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美國也指責了西藏的人權問題，並敦促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進行談判。賈先生強調說，實際上，“西藏的人權狀況多年來已經有了大幅改善。 ”他總結說，美國不是真正的關心人權，而是要“削弱中國政府”。

容安瀾回應稱美國政府“一直接受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也不支持西藏獨立，並補充說儘管美國堅持在人權領域的價值觀，“我們自己的紀錄，當然也不是完美的”。容安瀾爭辯道，不過美國一直致力於國內的反歧視鬥爭，“讓我們痛苦地意識到辱沒少數族裔的代價”。他認為尊重西藏人權“將提升中央政權合法性在西藏的接受程度”。

在所有中國學者當中，王朔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典型的例外——尤其是作為一個諷刺小說家——與他辯論的是加州大學的謝淑麗。考慮到媒體是中國最敏感又最具潛在危險的話題，王先生直言解決公眾懷疑和困惑的解決方案“很簡單但並不容易：一個更自由的新聞界”時，這確實令人感到震驚。他對於當前狀況的描述同樣直言不諱：“……政府下重手對專業新聞媒體施加壓力，決定什麼報導越界了，什麼樣政府政策可以公開討論，等等。 ”總之，其結果是“不讓專業新聞媒體做他們該做的工作”。

作為一個幾十年來經常譴責美國在國內外可恥行為的美國人，我發現令人沮喪的事是，在《激辯中國》一書中，中國學者幾乎完全無法正視他們自己的國家（唯一的例外是一個小說家）。更令人沮喪的是，這種能力的缺失，在就讀於西方國家高校的中國學生中更加明顯。中國最好和最聰明的一群人已經在自己的​​國家吸取了足夠的教訓。

[中國人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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