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火繼續閃爍，岩漿繼續湧動

35年前的1978年，掙脫出毛澤東式極權專制主義黑暗統治冰川期的中國開始“解凍”，一群群從封閉社會的底層和夾縫中奮身而出的年輕人紛紛聚集在一起，北京、上海等地的“民主牆”上除了政治民主、人權自由的籲求外，也出現了張揚自我價值確認、追求美學創新的文學和詩歌的獨特聲音；在民間，紙張粗糙、形制簡陋的油印出版物層出不窮，在漸亮的幽暗中被傳遞、被摘抄、被閱讀、被吟誦，猶如微火閃爍、岩漿湧動……

作為一個剛剛開始嘗試寫作現代詩的文學青年，我也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時刻介入了社會，也介入了文學。這一年的10月，我進入大學——上海機械學院，開始讀大一。而4年前的1974年春天，我在上海北郊的一個縣城寶山開始讀初中一年級，兩年半以後，中國就發生了巨變——唐山大地震、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捕、“文化大革命”結束。

導致我的人生價值自我探索、自我發現非常關鍵的一點是，在4年大學期間住校的獨立生活，主要是我在專業課程之外不受干預的、廣泛的自主閱讀，這樣的環境讓我獲得了全新的視野和“自我發展”的可能。那是中國的體制內外並舉的“非毛（澤東）化”運動方興未艾的時期，“文革”中被封存的大量中外圖書開始解禁，新的出版物也開始介紹1949年中共建政後始終被打入冷宮的西方現代思想、現代哲學、現代文學等作品，並恢復介紹中外經典文學和人文-社會科學類作品。可以這麼說，我個人人生觀的形成、人生道路的選擇，也就是發生在這一階段的。當然，作為一個詩人的誕生，我個人的軌跡與當年中國的社會變革軌跡基本是同步的。

必須強調，這一切的發生，除了以上的社會因素之外，主要來自於我個人的閱讀，來自於書寫和書面文本構成的“超現實”的強大力量。我清晰記得，1979年讀到羅大岡撰寫的《論羅曼·羅蘭》，書中一句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在青年寫作期的格言“不寫作毋寧死”，對我觸動最深。羅曼·羅蘭之成長為作家的磨難經歷，也似乎激勵了我。我關注的是這一類自由作家的自我成長、自我實現的心路歷程，對當時羅大岡的“八股腔”之“論”並無興趣、甚至心生反感。因為當年的大部分中文出版物，仍然無法完全擺脫毛澤東式文藝思想轄制的陰影，讀來索然無味。羅大岡此書的副標題我記得竟是”評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破產”。不過感謝羅大岡，他的書提供了19世紀末葉、​​20世紀初中葉的歐洲及巴黎的文人精神和文學生活的豐富信息，讓我看到了人類精神生活中原本已然存在的與毛澤東政治掛帥的枯燥美學背道而馳、卓然獨立的嶄新文學世界。所以我當時的讀書生活，也常常必須是審視的、質疑的、有保留的、有選擇的，雖然選擇的餘地不大。

就是在這樣一個開始對世界進行獨立觀察與判斷的階段，我和曾在同一所小學、中學就讀的兩個同學組成了一個沒有命名的文學小團體。我們很長一段時間都保持著頻密的書信往來和會面交流，有時候甚至常常徹夜長談，交換各自關於寫作、閱讀和思考方面的​​想法和進展，我們三個人之間的文學創作，也是在這樣的氣氛中頻繁地交流著的。那個時候正是中國官方禁止自發組織、自發刊物（即“民主牆”運動中社會上的民辦團體和雜誌，這些組織和刊物大部分聚焦於政治、時事等主題，少量屬文學類）的緊張時刻，但我們卻反而產生了自己辦刊物的念頭。也許是因為當時十八九歲的我們，基本身處這些受到官方取締和整肅的“政治異議運動”中心之外，我們平行地、獨立地進行著自己的觀察、思考和探索，反倒沒有太多顧忌。儘管明知也有著風險，但我們堅信這是心靈的自由和表達的需要，與政治無關，所以決定悄悄地干了。

這份雜誌的名字叫《MN》，刊名是我取的，一個隱秘的意思就是“送葬者”（Mourner）。創刊號封面上有一個專輯名，中文是——《形象危機》（Image Crisis）。確實，我們的作品、我們的作為，它是那個時代的中國從社會價值體係到自我價值認知同時發生崩解與重構前後“形象危機”的表徵，也是我們作為那個時代的覺醒者、叛逆者、送葬者最初的“身份認同危機”症候群的體現。也可以說，從此，我作出了作為詩人和作家的人生選擇。

1982、83年間地下出版的《MN》第三期，我的詩作前有一行獻辭，把自己的詩作題獻給薩特（Jean-Paul Sartre）、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青年時代的我看來，如果說格瓦拉是個動作英雄、行動之王，馬爾庫塞和薩特，則是在理論和思想層面影響了我當年文化政治上持左翼立場的取態。 1980年4月薩特去世後，北京《人民日報》曾登出一塊豆腐乾大小版面的報導，那天我在上海機械學院的報欄裡看到這條消息後，當晚的日記裡寫過“模模糊糊的導師死了”的字句。 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僅僅只能從譯介過來不多的零碎信息中，發現這些讓我快樂與激奮的思想源泉和動力。那時，馬爾庫塞既令我對極權共產主義採取嚴厲批判和否定的立場，也同時令我對發達資本主義保持高度警惕和質疑。我想，這些影響，主要是人文性的，它們讓剛剛走上文學道路之初即註重形式實驗和語言遊戲的我，也積極傾向於關切社會、關切苦難大眾、關切人性的條件和人類的處境。所以，現在我常常笑稱自己是“右派中的左翼、左派中的右翼”，與這一精神背景有很深的關聯。

自我們青春年少起，我們在爭取思想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的里程上已走過了漫長的道路。由於20多年來極權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的大規模潰敗，由於長期以來中國民間獨立的反對和製衡力量的犧牲與付出，以及公民社會的成長與崛起，中國和平轉型成為現代憲政民主國家的未來前景似乎正在不是很遠的遠方閃耀。

但需要警惕的是，時代條件的變化，全球化的負面後果也在持續發生，13億人的中國正充滿史無前例的巨大矛盾。一方面，它是世界上僅剩的最龐大的一個共產極權主義“王朝”；另一方面，它又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版圖中最為活躍的最龐大疆土，儼然已成為又一個“金元帝國”。作為一個個人寫作者、個人觀察者、個人思考者，面對這巨大的矛盾，面對這集極權主義罪惡和資本主義罪惡於一身的“雙頭怪獸”，有時不免產生無力感和無助感。中國權貴資本與國際寡頭資本構成的利潤至上、金錢至上、強權至上的反動力量，可能也仍然凶險地窒息著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的未來希望。紅色極權的資本、金色寡頭的資本沆瀣一氣、無孔不入的佔領和奴役，也許會發生在任何一處人類存在的角落——因此，抵抗對人的自由呼吸、自由想像的壓迫與限制，都是詩人不得不去完成的文學與思想使命。

我繼續遵從這一使命的召喚和遣使。在我的精神視野、也是我的生命遠景裡，下列12個字繼續呈現耀眼的光輝：當下關切、普世關切、終極關切。

微火繼續閃爍，岩漿繼續湧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