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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火继续闪烁,岩浆继续涌动

2013年12月30日

35年前的1978年,挣脱出毛泽东式极权专制主义黑暗统治冰川期的中国开始“解冻”,一群群从封闭社会的底层和夹缝中奋身而出的年轻人纷纷聚集在一起,北京、上海等地的“民主墙”上除了政治民主、人权自由的吁求外,也出现了张扬自我价值确认、追求美学创新的文学和诗歌的独特声音;在民间,纸张粗糙、形制简陋的油印出版物层出不穷,在渐亮的幽暗中被传递、被摘抄、被阅读、被吟诵,犹如微火闪烁、岩浆涌动……

作为一个刚刚开始尝试写作现代诗的文学青年,我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介入了社会,也介入了文学。这一年的10月,我进入大学——上海机械学院,开始读大一。而4年前的1974年春天,我在上海北郊的一个县城宝山开始读初中一年级,两年半以后,中国就发生了巨变——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文化大革命”结束。

导致我的人生价值自我探索、自我发现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在4年大学期间住校的独立生活,主要是我在专业课程之外不受干预的、广泛的自主阅读,这样的环境让我获得了全新的视野和“自我发展”的可能。那是中国的体制内外并举的“非毛(泽东)化”运动方兴未艾的时期,“文革”中被封存的大量中外图书开始解禁,新的出版物也开始介绍1949年中共建政后始终被打入冷宫的西方现代思想、现代哲学、现代文学等作品,并恢复介绍中外经典文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类作品。可以这么说,我个人人生观的形成、人生道路的选择,也就是发生在这一阶段的。当然,作为一个诗人的诞生,我个人的轨迹与当年中国的社会变革轨迹基本是同步的。

必须强调,这一切的发生,除了以上的社会因素之外,主要来自于我个人的阅读,来自于书写和书面文本构成的“超现实”的强大力量。我清晰记得,1979年读到罗大冈撰写的《论罗曼·罗兰》,书中一句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在青年写作期的格言“不写作毋宁死”,对我触动最深。罗曼·罗兰之成长为作家的磨难经历,也似乎激励了我。我关注的是这一类自由作家的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的心路历程,对当时罗大冈的“八股腔”之“论”并无兴趣、甚至心生反感。因为当年的大部分中文出版物,仍然无法完全摆脱毛泽东式文艺思想辖制的阴影,读来索然无味。罗大冈此书的副标题我记得竟是“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破产”。不过感谢罗大冈,他的书提供了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中叶的欧洲及巴黎的文人精神和文学生活的丰富信息,让我看到了人类精神生活中原本已然存在的与毛泽东政治挂帅的枯燥美学背道而驰、卓然独立的崭新文学世界。所以我当时的读书生活,也常常必须是审视的、质疑的、有保留的、有选择的,虽然选择的余地不大。

就是在这样一个开始对世界进行独立观察与判断的阶段,我和曾在同一所小学、中学就读的两个同学组成了一个没有命名的文学小团体。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持着频密的书信往来和会面交流,有时候甚至常常彻夜长谈,交换各自关于写作、阅读和思考方面的想法和进展,我们三个人之间的文学创作,也是在这样的气氛中频繁地交流着的。那个时候正是中国官方禁止自发组织、自发刊物(即“民主墙”运动中社会上的民办团体和杂志,这些组织和刊物大部分聚焦于政治、时事等主题,少量属文学类)的紧张时刻,但我们却反而产生了自己办刊物的念头。也许是因为当时十八九岁的我们,基本身处这些受到官方取缔和整肃的“政治异议运动”中心之外,我们平行地、独立地进行着自己的观察、思考和探索,反倒没有太多顾忌。尽管明知也有着风险,但我们坚信这是心灵的自由和表达的需要,与政治无关,所以决定悄悄地干了。

这份杂志的名字叫《MN》,刊名是我取的,一个隐秘的意思就是“送葬者”(Mourner)。创刊号封面上有一个专辑名,中文是——《形象危机》(Image Crisis)。确实,我们的作品、我们的作为,它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从社会价值体系到自我价值认知同时发生崩解与重构前后“形象危机”的表征,也是我们作为那个时代的觉醒者、叛逆者、送葬者最初的“身份认同危机”症候群的体现。也可以说,从此,我作出了作为诗人和作家的人生选择。

1982、83年间地下出版的《MN》第三期,我的诗作前有一行献辞,把自己的诗作题献给萨特(Jean-Paul Sartre)、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青年时代的我看来,如果说格瓦拉是个动作英雄、行动之王,马尔库塞和萨特,则是在理论和思想层面影响了我当年文化政治上持左翼立场的取态。1980年4月萨特去世后,北京《人民日报》曾登出一块豆腐干大小版面的报道,那天我在上海机械学院的报栏里看到这条消息后,当晚的日记里写过“模模糊糊的导师死了”的字句。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仅仅只能从译介过来不多的零碎信息中,发现这些让我快乐与激奋的思想源泉和动力。那时,马尔库塞既令我对极权共产主义采取严厉批判和否定的立场,也同时令我对发达资本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和质疑。我想,这些影响,主要是人文性的,它们让刚刚走上文学道路之初即注重形式实验和语言游戏的我,也积极倾向于关切社会、关切苦难大众、关切人性的条件和人类的处境。所以,现在我常常笑称自己是“右派中的左翼、左派中的右翼”,与这一精神背景有很深的关联。

自我们青春年少起,我们在争取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创作自由的里程上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由于20多年来极权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大规模溃败,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民间独立的反对和制衡力量的牺牲与付出,以及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崛起,中国和平转型成为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未来前景似乎正在不是很远的远方闪耀。

但需要警惕的是,时代条件的变化,全球化的负面后果也在持续发生,13亿人的中国正充满史无前例的巨大矛盾。一方面,它是世界上仅剩的最庞大的一个共产极权主义“王朝”;另一方面,它又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版图中最为活跃的最庞大疆土,俨然已成为又一个“金元帝国”。作为一个个人写作者、个人观察者、个人思考者,面对这巨大的矛盾,面对这集极权主义罪恶和资本主义罪恶于一身的“双头怪兽”,有时不免产生无力感和无助感。中国权贵资本与国际寡头资本构成的利润至上、金钱至上、强权至上的反动力量,可能也仍然凶险地窒息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未来希望。红色极权的资本、金色寡头的资本沆瀣一气、无孔不入的占领和奴役,也许会发生在任何一处人类存在的角落——因此,抵抗对人的自由呼吸、自由想象的压迫与限制,都是诗人不得不去完成的文学与思想使命。

我继续遵从这一使命的召唤和遣使。在我的精神视野、也是我的生命远景里,下列12个字继续呈现耀眼的光辉:当下关切、普世关切、终极关切。

微火继续闪烁,岩浆继续涌动。

孟浪

孟浪,本名孟俊良,1961年生于上海。诗人,独立中文笔会共同创办人。

读者延伸体验

1. 《数字之伤,数字之痛》

作者2009年6月3日晚在香港当地诗人、音乐家纪念“六四”20周年的集会中,朗诵自己的诗作《数字之伤,数字之痛》

2. 《靶心》

作者的诗作《靶心》,2009年5月27日,在台北举行的“声援翁山苏姬∙关注缅甸人权——歌咏∙言说∙连署∙行动”(FREE BURMA FREE AUNG SAN SUU KYI)活动中,由歌手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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