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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時代的困惑與探求

2013年12月30日

1960年9月4日我出生在安徽省蕪湖市弋磯山醫院(原是美國教會醫院),父親是蕪湖造船廠一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高級技工,也曾任佩備手槍的保衛幹事,執行保衛駐廠蘇聯專家和前來視察之高級領導人的保衛任務。 1958年在動員幹部下放的背景氛圍下,父親主動要求從保衛科回車間當工人,其實他內心想法是當高級技工——高級技工工資高,糧食定量也高於乾部。

1962年父親被借調到位於陝西省興平縣板橋的408廠,這是一家50年代初開始由蘇聯專家援建的國家重點項目,職工和家屬合計超過一萬六千多人,政審和業務要求都很嚴格。同年我妹妹出生,父親為她起名“興平”,後改為“興萍”。

我們全家是1964年夏天正式調動和遷移到那裡去的。當時父親並不情願離開堪稱“魚米之鄉”的蕪湖去當時周邊環境相當荒蕪落後的新廠工作,在藉調期間父親曾有過水土不服,很不適應當地生活。當時六機部部長兼海軍副司令方強中將帶領六機部領導視察蕪湖造船廠,與若干高級技工談話,動員他們服從國家建設需要,支援大西北的國家三線建設。

我和妹妹只是短暫地去了一下陝西,就被送回安徽老家由外公外婆照看。父親當時的工作幾乎是夜以繼日,晚上經常要加班或參加政治學習,體力和精神都非常疲倦,根本無暇顧及孩子。我曾住在蕪湖小姨媽家,後來又被外公帶到上海大姨媽家住過一段時間,所以在5歲時我已習慣於遷移生活。到了1965年底我大弟出生,外婆又帶我和妹妹去父母那裡並留下來幫助照看孩子。

到了1966年年底時我外婆被迫帶著妹妹和還在蹣跚學步的大弟離開,因為已有風聲說要組織批鬥“黑五類”家屬,而我外公在二次土改時莫名其妙地由先前的“小業主”被改劃為“地主”成分。我大弟弟連話還不會說就被帶走,直到他小學畢業時才與於1977年底調入安徽省安慶市477廠的全家團圓。在此期間我和母親只在大弟不到3歲時回老家見過他一次;父親有過一兩次出差機會,找機會專門去看望過老人和孩子。

父母親分配到的住房位於一棟標準略高的三層四個門洞的住宅樓裡,原先是專門為廠級領導設計和建造的,後來還有些空餘,於是有些工程技術人員和高級技工也沾了光。只是廠級領導每家一個獨門單元戶,三間房一廚一廁,而級別較低的職工則是一家佔一間房,三家共用廚廁。我家樓上住著南京中央大學畢業生、廠教育科科長兼子弟學校校長。校長的幾個孩子都會畫畫,老大是女兒,後來成為學校美術老師,曾重點輔導我學畫;兩個兒子都喜歡畫漫畫並編寫打油詩。他家對門是副廠長家(也當過黨委副書記),隔壁門洞有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他的孩子跟著父親學做飛機模型,還藏有不少蘇聯畫報。小時自己經常跟著這些領導和知識分子的大孩子們一起玩,也經常到他們家裡翻書看。

文革開始後這些幹部家庭遭到各種衝擊,有些幹部被批鬥和毆打,連他們的子女也受到圍攻和歧視,受到大人指引的孩子們也有意疏遠和孤立他們,而我卻一如既往地往他們家跑,被有些小伙伴稱為“叛徒”。有幾天校長和一位女性副校長站在校門口低頭認罪,上學路過的孩子們紛紛往他們臉上啐吐沫,有人用石子砸他們,或用腳踢,而我竭力阻止我熟識的小伙伴這樣做。文革十年(1966—1976)也是我從童年到青年成長階段最為關鍵的十年,關於這段經歷和記憶的細節以及相關思考,我將會專門寫一本書在海外出版。

印象較為深刻的是“9∙13”林彪事件,剛滿11歲的我聽到文件傳達後曾憂心忡忡地把我最要好的小伙伴拉到玉米地裡困惑地問道:劉少奇和林彪犯錯誤,都有毛主席發現和懲罰他們,可是如果毛主席犯錯誤,誰來發現和懲罰呢?我的小伙伴當時就嚇壞了,只是一個勁地嘟囔說:你反動,你反動,你敢再說我就去告老師。

但此類疑問並未消失,小學五年級時我又拉著另外一位小伙伴說:老師講的共產主義社會雖然美好,但我怎麼想也想不通怎麼才能實現。沒有階級和階級差別,沒有軍隊、警察、法院和貨幣,更沒有政府,人們的思想覺悟都很高,物質多的吃用不完,好東西都留給老人和最需要的病人。那正常的成年人就難以得到,而老人和病人又得到的太多,這種分配並不公平啊?如果出現許多精神病人,那不就亂套了嗎?還說那時甚至沒有家庭和婚姻了,若我喜歡某女同學,許多人也喜歡,那女同學也可能喜歡許多男同學,這不也亂套了嗎?小伙伴爭辯不過我,只是悻悻地說:你思想太反動了!需要好好改造。

從小學到臨近高中畢業,我一直學業優秀,從小學一年級二班時的副班長到三年級時的三連九排排長和小學五年級時的紅小兵總部主任(由校團委書記任命,配備兩位老師分別擔任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10歲時成為“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與諸多成年人一起參加全廠的先進表彰大會,經常作為學生代表在幾千人的大會上發言。

班主任老師與我單獨談話時曾說,組織上要重點培養我,所以老師有意識地培養鍛煉我的組織能力和表達能力,並要求我能夠經受得起各種嚴厲的批評甚至謾罵,希望我有朝一日成為國家棟樑之才。這樣我逐漸由一個較為內向、面無表情、喜歡獨自思考的孤獨孩子,轉變為一個喜歡表達和交往、常常呈現微笑的明星式學生。

那時走在路上常有不相識的人主動與我攀談並恭維我,有時一群女孩子大聲喊我名字,當我回頭時她們又紛紛嬉笑著跑開。或許由於過早地感受了虛榮和自鳴得意,以至於進入大學之後反倒並不追求榮譽和關注,似乎已修煉得榮辱不驚了。

上小學五年級時,黃帥所謂“反潮流”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學校裡的搗蛋學生藉著“反潮流”的名義罵老師,破壞課堂秩序,甚至把老師氣跑之後,大家都歡呼不上課了,可以回家玩了。我很看不慣這種風氣,寫了一封信給時任陝西省委書記李瑞山,指出《人民日報》等中央報刊電台宣傳黃帥反潮流事件,事實上造成學校教學秩序受到嚴重破壞,&ldquo ;讀書無用論”在學生中受到普遍支持,這樣發展下去將會影響到未來的國家建設。因此我建議公開批評黃帥針對老師和教學秩序的所謂“反潮流”行為。

寫完此信我拿給自己的小伙伴看,他又拿給在家的哥哥看,他哥大我們三四歲,看後大吃一驚,又去找一位幹部子弟(此人平時被人們稱為“大才子”,讀了很多書,也很會寫文章),結果反饋回來的信息是,必須立即將此信銷毀,否則我的父母將會遭殃。雖然我有些半信半疑,但由於可能涉及到父母,我還是打消寄信的念頭,將此信銷毀了。

我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曾專門保留一個筆記本,上面記錄我所閱讀過的各種書籍名稱、作者、國別和大致內容。小學五年級時我還兼任過小學美術組組長和小學圖書館學生館長,到1977年底,我已經記錄了大約1600多本書籍,其中大部分是俄蘇文學和歐美文學作品,也有一些類似於《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第三帝國的興亡》之類的內部書籍。

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以及官方報紙對周恩來含沙射影的攻擊,直至1976年清明節的天安門廣場事件,讓民眾對“四人幫”的不滿日益升級,我也常和夥伴甚至少數成年人一起議論,為國家的前景而擔憂。

1976年暑期之前,校團委幹部集中一周學習,會開得漫長而無味。我忍不住批評說:鄧小平雖然被再次打倒,但他有些話說得併不錯。比如說開會要開短會,要有效率,抓好科技教育,保障交通運輸正點運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等等。話還沒說完團委書記就立即打斷我說:你竟然敢公開為鄧小平翻案?我宣布立即撤銷你的團內職務,必須做出深刻檢討。

事後我拒絕檢討,也不參加任何團內會議。直至1976年打倒“四人幫”一個月之後,有同情我的團幹部將此事報告給廠團委,廠區和校區裡的高音喇叭開始宣傳我在“四人幫”猖獗時期敢於反潮流、堅持正確立場的事蹟,原校團委書記也私下向我表示道歉。

我大學本科專業是英美語言文學,有機會接觸許多英文書籍、報刊和影音資料,除了對文藝復興運動和英國古典文學的痴迷閱讀,我還開始接觸和閱讀西方哲學和美學著作,也閱讀了一些與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和管理學有關的著作。那時接觸的經濟學著作較少,只記得讀過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米爾頓∙弗里德曼夫婦的《自由選擇》;後者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1984年夏至1987年夏,我在政府外事辦公室工作,日常工作是英語口譯和筆譯,也要為省市領導提供西方國家的背景資料和動態分析,在此期間有機會陪同領導到西方發達國家考察訪問。 1987年5月我參加了國家經委與加拿大一個合作項目的留學選拔考試,考試分筆試和口試,經過國內專家和加拿大專家兩輪面試,最後從700多人中錄取了6人,有些省部領導的子女也未被錄取,應當說當時的考試還是比較平等、公正的。

我被派往多倫多大學學了一年管理學,回國後不久又被派往舊金山大學學習EMBA課程,​​恰逢“八九∙六四”運動,後來幾天我已無心聽課,每天守著CNN的實況轉播,得知“六四”屠殺,我感到無比悲憤,也急切地想獲知小弟的下落和安危,當時他是從外地與同學一起去天安門廣場的。

“六四”之後一段時期,美國政府和台灣都為大陸學生和訪美人士提供各種援助機會,我本可留下,且得到一位朋友的幫助和承諾,幫我聯繫在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讀博士。當時我兒子才一歲多,在與妻子的越洋通話中,她要求我回國,以後有機會再出去。回國後的幾年裡,除了繼續鑽研管理學和經濟學理論,也進一步閱讀了自由主義思想和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尤其受到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科斯、貝克爾等大師思想的深刻影響。

2000年夏從復旦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後,到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跟隨林毅夫教授做博士後研究,2002年7月進入北大經濟學院任教並從事經濟思想史、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史的研究。從2001年開始較為集中地閱讀政治科學、法學和歷史文獻,並更為積極地參與公共政策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受到李慎之、包遵信、楊小凱、茅于軾、劉軍寧、賀衛方、劉曉波、錢穎一、陳志武等諸多學者的影響和激勵。 2008年簽署《零八憲章》之後,我被官方視為異見人士,受到各種警告和打壓,甚至受到警察的監控與行動限制。

通過對政治哲學、比較政治學、自由主義思想和政治科學發展史、經濟史、制度經濟學的梳理與思考,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立場和追求:結束一黨專制和極權統治,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實現憲政民主、法治和個人的自由與選擇,是未來中國建立一個權力製衡的聯邦共和國的關鍵因子,而實現立憲目標的基本路徑是通過公民社會的逐步形成與壯大,推動實現和平轉型或演變,但在專制權力殘酷鎮壓反抗民眾的背景下,也不排斥自發的體制內外的有組織抗暴。

夏業良

夏業良,1960年生。經濟學博士、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曾在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工作,先後任教於安徽經濟管理學院、復旦大學、北京大學,研究領域包括制度經濟學、憲政理論與中國變革、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宏觀經濟與公共政策、勞動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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