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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时代的困惑与探求

2013年12月06日

1960年9月4日我出生在安徽省芜湖市弋矶山医院(原是美国教会医院),父亲是芜湖造船厂一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高级技工,也曾任佩备手枪的保卫干事,执行保卫驻厂苏联专家和前来视察之高级领导人的保卫任务。1958年在动员干部下放的背景氛围下,父亲主动要求从保卫科回车间当工人,其实他内心想法是当高级技工——高级技工工资高,粮食定量也高于干部。

1962年父亲被借调到位于陕西省兴平县板桥的408厂,这是一家50年代初开始由苏联专家援建的国家重点项目,职工和家属合计超过一万六千多人,政审和业务要求都很严格。同年我妹妹出生,父亲为她起名“兴平”,后改为“兴萍”。

我们全家是1964年夏天正式调动和迁移到那里去的。当时父亲并不情愿离开堪称“鱼米之乡”的芜湖去当时周边环境相当荒芜落后的新厂工作,在借调期间父亲曾有过水土不服,很不适应当地生活。当时六机部部长兼海军副司令方强中将带领六机部领导视察芜湖造船厂,与若干高级技工谈话,动员他们服从国家建设需要,支援大西北的国家三线建设。

我和妹妹只是短暂地去了一下陕西,就被送回安徽老家由外公外婆照看。父亲当时的工作几乎是夜以继日,晚上经常要加班或参加政治学习,体力和精神都非常疲倦,根本无暇顾及孩子。我曾住在芜湖小姨妈家,后来又被外公带到上海大姨妈家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在5岁时我已习惯于迁移生活。到了1965年底我大弟出生,外婆又带我和妹妹去父母那里并留下来帮助照看孩子。

到了1966年年底时我外婆被迫带着妹妹和还在蹒跚学步的大弟离开,因为已有风声说要组织批斗“黑五类”家属,而我外公在二次土改时莫名其妙地由先前的“小业主”被改划为“地主”成分。我大弟弟连话还不会说就被带走,直到他小学毕业时才与于1977年底调入安徽省安庆市477厂的全家团圆。在此期间我和母亲只在大弟不到3岁时回老家见过他一次;父亲有过一两次出差机会,找机会专门去看望过老人和孩子。

父母亲分配到的住房位于一栋标准略高的三层四个门洞的住宅楼里,原先是专门为厂级领导设计和建造的,后来还有些空余,于是有些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级技工也沾了光。只是厂级领导每家一个独门单元户,三间房一厨一厕,而级别较低的职工则是一家占一间房,三家共用厨厕。我家楼上住着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生、厂教育科科长兼子弟学校校长。校长的几个孩子都会画画,老大是女儿,后来成为学校美术老师,曾重点辅导我学画;两个儿子都喜欢画漫画并编写打油诗。他家对门是副厂长家(也当过党委副书记),隔壁门洞有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他的孩子跟着父亲学做飞机模型,还藏有不少苏联画报。小时自己经常跟着这些领导和知识分子的大孩子们一起玩,也经常到他们家里翻书看。

文革开始后这些干部家庭遭到各种冲击,有些干部被批斗和殴打,连他们的子女也受到围攻和歧视,受到大人指引的孩子们也有意疏远和孤立他们,而我却一如既往地往他们家跑,被有些小伙伴称为“叛徒”。有几天校长和一位女性副校长站在校门口低头认罪,上学路过的孩子们纷纷往他们脸上啐吐沫,有人用石子砸他们,或用脚踢,而我竭力阻止我熟识的小伙伴这样做。文革十年(1966—1976)也是我从童年到青年成长阶段最为关键的十年,关于这段经历和记忆的细节以及相关思考,我将会专门写一本书在海外出版。

印象较为深刻的是“9∙13”林彪事件,刚满11岁的我听到文件传达后曾忧心忡忡地把我最要好的小伙伴拉到玉米地里困惑地问道:刘少奇和林彪犯错误,都有毛主席发现和惩罚他们,可是如果毛主席犯错误,谁来发现和惩罚呢?我的小伙伴当时就吓坏了,只是一个劲地嘟囔说:你反动,你反动,你敢再说我就去告老师。

但此类疑问并未消失,小学五年级时我又拉着另外一位小伙伴说:老师讲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美好,但我怎么想也想不通怎么才能实现。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没有军队、警察、法院和货币,更没有政府,人们的思想觉悟都很高,物质多的吃用不完,好东西都留给老人和最需要的病人。那正常的成年人就难以得到,而老人和病人又得到的太多,这种分配并不公平啊?如果出现许多精神病人,那不就乱套了吗?还说那时甚至没有家庭和婚姻了,若我喜欢某女同学,许多人也喜欢,那女同学也可能喜欢许多男同学,这不也乱套了吗?小伙伴争辩不过我,只是悻悻地说:你思想太反动了!需要好好改造。

从小学到临近高中毕业,我一直学业优秀,从小学一年级二班时的副班长到三年级时的三连九排排长和小学五年级时的红小兵总部主任(由校团委书记任命,配备两位老师分别担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10岁时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与诸多成年人一起参加全厂的先进表彰大会,经常作为学生代表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发言。

班主任老师与我单独谈话时曾说,组织上要重点培养我,所以老师有意识地培养锻炼我的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并要求我能够经受得起各种严厉的批评甚至谩骂,希望我有朝一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这样我逐渐由一个较为内向、面无表情、喜欢独自思考的孤独孩子,转变为一个喜欢表达和交往、常常呈现微笑的明星式学生。

那时走在路上常有不相识的人主动与我攀谈并恭维我,有时一群女孩子大声喊我名字,当我回头时她们又纷纷嬉笑着跑开。或许由于过早地感受了虚荣和自鸣得意,以至于进入大学之后反倒并不追求荣誉和关注,似乎已修炼得荣辱不惊了。

上小学五年级时,黄帅所谓“反潮流”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学校里的捣蛋学生借着“反潮流”的名义骂老师,破坏课堂秩序,甚至把老师气跑之后,大家都欢呼不上课了,可以回家玩了。我很看不惯这种风气,写了一封信给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指出《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电台宣传黄帅反潮流事件,事实上造成学校教学秩序受到严重破坏,“读书无用论”在学生中受到普遍支持,这样发展下去将会影响到未来的国家建设。因此我建议公开批评黄帅针对老师和教学秩序的所谓“反潮流”行为。

写完此信我拿给自己的小伙伴看,他又拿给在家的哥哥看,他哥大我们三四岁,看后大吃一惊,又去找一位干部子弟(此人平时被人们称为“大才子”,读了很多书,也很会写文章),结果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必须立即将此信销毁,否则我的父母将会遭殃。虽然我有些半信半疑,但由于可能涉及到父母,我还是打消寄信的念头,将此信销毁了。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曾专门保留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我所阅读过的各种书籍名称、作者、国别和大致内容。小学五年级时我还兼任过小学美术组组长和小学图书馆学生馆长,到1977年底,我已经记录了大约1600多本书籍,其中大部分是俄苏文学和欧美文学作品,也有一些类似于《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第三帝国的兴亡》之类的内部书籍。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以及官方报纸对周恩来含沙射影的攻击,直至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让民众对“四人帮”的不满日益升级,我也常和伙伴甚至少数成年人一起议论,为国家的前景而担忧。

1976年暑期之前,校团委干部集中一周学习,会开得漫长而无味。我忍不住批评说:邓小平虽然被再次打倒,但他有些话说得并不错。比如说开会要开短会,要有效率,抓好科技教育,保障交通运输正点运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等。话还没说完团委书记就立即打断我说:你竟然敢公开为邓小平翻案?我宣布立即撤销你的团内职务,必须做出深刻检讨。

事后我拒绝检讨,也不参加任何团内会议。直至1976年打倒“四人帮”一个月之后,有同情我的团干部将此事报告给厂团委,厂区和校区里的高音喇叭开始宣传我在“四人帮”猖獗时期敢于反潮流、坚持正确立场的事迹,原校团委书记也私下向我表示道歉。

我大学本科专业是英美语言文学,有机会接触许多英文书籍、报刊和影音资料,除了对文艺复兴运动和英国古典文学的痴迷阅读,我还开始接触和阅读西方哲学和美学著作,也阅读了一些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管理学有关的著作。那时接触的经济学著作较少,只记得读过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米尔顿∙弗里德曼夫妇的《自由选择》;后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84年夏至1987年夏,我在政府外事办公室工作,日常工作是英语口译和笔译,也要为省市领导提供西方国家的背景资料和动态分析,在此期间有机会陪同领导到西方发达国家考察访问。1987年5月我参加了国家经委与加拿大一个合作项目的留学选拔考试,考试分笔试和口试,经过国内专家和加拿大专家两轮面试,最后从700多人中录取了6人,有些省部领导的子女也未被录取,应当说当时的考试还是比较平等、公正的。

我被派往多伦多大学学了一年管理学,回国后不久又被派往旧金山大学学习EMBA课程,恰逢“八九∙六四”运动,后来几天我已无心听课,每天守着CNN的实况转播,得知“六四”屠杀,我感到无比悲愤,也急切地想获知小弟的下落和安危,当时他是从外地与同学一起去天安门广场的。

“六四”之后一段时期,美国政府和台湾都为大陆学生和访美人士提供各种援助机会,我本可留下,且得到一位朋友的帮助和承诺,帮我联系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读博士。当时我儿子才一岁多,在与妻子的越洋通话中,她要求我回国,以后有机会再出去。回国后的几年里,除了继续钻研管理学和经济学理论,也进一步阅读了自由主义思想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尤其受到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科斯、贝克尔等大师思想的深刻影响。

2000年夏从复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跟随林毅夫教授做博士后研究,2002年7月进入北大经济学院任教并从事经济思想史、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从2001年开始较为集中地阅读政治科学、法学和历史文献,并更为积极地参与公共政策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受到李慎之、包遵信、杨小凯、茅于轼、刘军宁、贺卫方、刘晓波、钱颖一、陈志武等诸多学者的影响和激励。2008年签署《零八宪章》之后,我被官方视为异见人士,受到各种警告和打压,甚至受到警察的监控与行动限制。

通过对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自由主义思想和政治科学发展史、经济史、制度经济学的梳理与思考,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和追求:结束一党专制和极权统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实现宪政民主、法治和个人的自由与选择,是未来中国建立一个权力制衡的联邦共和国的关键因子,而实现立宪目标的基本路径是通过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壮大,推动实现和平转型或演变,但在专制权力残酷镇压反抗民众的背景下,也不排斥自发的体制内外的有组织抗暴。

夏业良

夏业良,1960年生。经济学博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在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工作,先后任教于安徽经济管理学院、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研究领域包括制度经济学、宪政理论与中国变革、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宏观经济与公共政策、劳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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