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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霞:中國的政治出路——去習、非共、變革、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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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9月14日

——中國真的要走向現代民主政治,有八個字:「去習」——首先要請習下去,打破目前這個僵局;接著就是「非共」;第三,我們現在的制度必須要變革。「變革」而不是「改革」;還有兩個字,「和平」”。我不希望中國的政治變革過程是血腥屠殺的過程,希望它是一個和平的過程。


幾年前,在一個中共「紅二代」飯局上,話題談到了反思。

有人說,我們應該反思到1989——天安門之後這個國家整個走歪了。

1989夠嗎?有人質疑:應該從1978年後重新反思——改革開放這條路是不是真能解決毛時代的問題。

不行,我們要反思到1966——「十年浩劫」開始之時。

馬上有人反駁:應該反思到1956——那年,中共召開強調黨內民主、反對個人崇拜的「八大」。會場裡沒有毛像,沒有黨徽,沒有紅旗。

又有人說,應該反思1949——共產黨在中國建立的這套體制究竟對不對?

最後,另一位「紅二代」發話了:真正的反思必須始自1920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中華民族這百年來走過的路,其間有怎樣的歷史邏輯、歷史聯繫值得好好反思。

坐在他們中間,同為「紅二代」的蔡霞承認,這一番討論讓她很是吃驚。

「其實『紅二』內部的人,他們的反思深度,遠遠超過外面人的想像,」她對美國之音說。

現年68歲的蔡霞是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黨齡近40年。在中國日漸嚴苛的政治環境下,她是體制內極為罕見的,對共產黨的黨魁和整個機制提出尖銳批評,公開宣導民主變革的人士。

今年8月,蔡霞被開除黨籍、取消退休待遇,用她自己的話說,「與這個黑幫一樣的政黨徹底脫鉤了」。

星期四(9月10日), 蔡霞再度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在一個小時的訪問中,她談到身為「紅二代」的原罪、多年來的反思、對當下中國社會的觀察,以及她為中國走向現代民主政治的勾勒的路線圖。

限於篇幅,以下內容經過刪節和編輯,但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蔡霞教授的原話。

我的原罪

「原罪」這兩個字其實是我過去沒有意識到的,後來才意識到,我們其實是有原罪的。當然我不能代表別人,就我個人來講,我感覺我這樣的人是有原罪的。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以後,它把那麼多的人民鼓動起來,一起跟著它武裝奪取政權。它許諾給人民的是「人民當家作主」,許諾我們將來要走向「社會主義民主」。但是實際上在執政以後,它建立了一套等級特權制度:你父母的等級有多高,你享受的特權就有多少。

我後來感覺到,比如說住房、家庭經濟條件、你接受的教育都會比你身邊的小夥伴明顯地高出一大截,但是那個時候你是理所當然地去享受了 【編注:文革中,蔡霞因為家庭關係,沒有和大多數同學一樣上山下鄉】。

你沒有感覺到其實我們和社會民眾並不處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我們變成了一個特權貴族階層,而這個貴族又不是精神上有社會道義、責任感的,而是類似於八旗子弟那種貴族特權。

這個原罪是後來我在反思文革的時候,我們中學同班的女同學給我寫了很長的一個文字材料,講她的父親、她們全家在「文革」中是怎樣的,然後我才知道,我們這些人對於民間的疾苦瞭解得很少。其實對人民來講,我們是有愧的。

我的反思

我不敢說自己是一個理論家,我其實就是一個老師而已。很多像我這樣家庭背景出身的人,他們的反思有些在我之前。我在向他們吸收思想營養,因為他們看到的比我更深。

同時,我自己確確實實是在不斷反思我自己。通過我自己的思想變化來思考我們這一代人,我們這種家庭出身的人,在哪些方面是有問題的,我們的認識應該怎樣往前走。

其實我前幾年我寫了一篇東西,用一天時間把我這幾年反思的問題大概寫了一個提綱,後來發現真的把這個提綱展開來是一本書的東西。在16年,17年的時候,我就已經有了這麼一個大綱了。到現在又有很多新的情況,包括對於現在這種制度、這種體制、這種狀況的一些思考,還要把它再深入進去。

中國共產黨將近100年的時間,它走過來的這段路究竟怎麼看,理論、制度,包括整個黨的歷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我覺得我們都需要去清理它。

我會努力地做這件事情,但這不是我一個人就能完成的,或許需要很多人共同合作才能把這種思考達到一個比較清晰的,有一定深度的,比較系統的思考。

紅二代的集體反思

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反思,而是一群人的反思。相對來講「紅二代」中層的這批孩子反思特別多。無論是軍隊的孩子還是地方幹部的孩子,我們所講的這群是自己的父母在1949年以後,50年代到60年代處在軍、師兩級,就是軍級到正師以上這兩級中層的「紅二代」。

再高層一點的,我跟他們接觸的不是特別多,所以對他們整體的情況瞭解不多。但是我知道頂層「紅二代」當中,所謂「太子党」那一類中有反思很深刻的,馬曉力【編注:前中國勞動部部長馬文瑞之女】啊,這個大家都知道了,還有羅點點啊,就是羅瑞卿【編注:前解放軍總參謀長、中國公安部部長】的女兒。

其實從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後,很多人就已經開始思考了,因為在北京有很多孩子的父母在「文革」當中受到衝擊。本來是在蜜罐子裡長大的孩子,突然一下被拋到了社會底層。他們對自己身邊和父母究竟發生了什麼是有很多初步感受的,但並不知道原因何在。「九一三事件」林彪(飛機)爆炸以後,在這群孩子中引起了一個巨大的思想震盪。大家紛紛在那個時候自覺地去讀書和思考。從歷史上講,我覺得反思是從這裡開始的。

改革開放以後呢,我覺得越是中國的改革發展往前走,越能夠回過頭來看到毛澤東時代出了什麼問題,但如果說這個國家一直往前走,或許這種反思還不會像現在顯得那麼突出,那麼尖銳。而到了2013年後, 一大批「紅二」孩子們——年齡都是經過文革的,也對現在的情況是有感受的——他們鮮明地感受到國家不是在進步,而是在倒退。因此他們的反思就不僅僅是毛那個時候出了問題,為什麼會出問題,而是在反思我們在49年以後,在中國建立的這套體制和制度究竟對還是不對?是不是應該這樣搞?已經達到了這個深度。

有相當一大批「紅二」認為,我們過去的特權說明,父輩的目標並沒有真正實現。這不是我們父母當初跟著共產黨搞暴力革命、打仗、流血犧牲所真正追求的目標。父母他們追求的目標是最終能達到「主權在民,主權還民」,這個國家是一個現代、民主、法治、自由的國家。我們作為子女應該有責任推動中國的進步,把父母沒有實現、完成的任務,盡可能地推動,盡可能地去做到。

政權不應該在「紅二代」、老共產黨員孩子的手裡,我們覺得這個完全不對。 它是跟父母當年參加共產黨的初衷是完全違背的。如果要講初心的話,這完全不是初心,這是背叛!背叛了父母當初那一代參加革命時候的追求。

有一批「紅二」的孩子,他們的想法跟我是一樣的,而且他們在語言表達上比我說的更決絕。我們有一批人,但並不代表所有人。

反思能撼動中共政權嗎?

我覺得最終它會起到某種作用。但是從現在來看,它還達不到這樣實際的力量。如果你把它看成一種中共內部的分裂,分裂前一個階段其實是分化,是在思想上對很多問題有各自不同的認識。

從黨內來講,這個黨一向都是反對「黨內有派」,一定要強調思想統一,絕不允許大家有不同的認識。尤其是2013年以來,大概到14年、15年的時候,他們就提出來,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必須與黨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還有的人講:「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編注:2016年,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在市委工作會議上提出】。

這兩個提法,首先就不允許你有思考,不讓你有分化。如果沒有思想分化,是達不到黨內公開地有各種不同的聲音出來,來形成新的力量改變現在的狀況的。所以我覺得從眼前看比較難。從長遠看,思想的力量是很深遠的。

共產黨沒有合法性

我自己在體制內工作了幾十年,每當講到要給中國人民民主選舉的權利時,他們都要講我們是28年武裝鬧革命,流血犧牲打來的政權。他們說,人民是擁護我們的。

28年鬧革命跟你沒關係,那是你的爹媽那一代的人,或者是爺爺那一代的人去打仗,流血犧牲的。當初說的是人民的國家,沒說是你自己打下來的政權,你就霸著政權不放了,沒那個話呀。如果說1949年到50年代初,人民還是認可這個政黨,認可它的執政的話,那麼現在都已經70年了,它還在吃28年的老本。歷史的合法性早已不存在了。

現在的人民怎麼選擇?它必須要通過民主選舉來選。但是在這一點上,它就不敢。它始終要說我代表人民,我是符合人民的。因此,它從來不敢把自己和人民分開,就是因為這個政權不是選的,而是它一黨獨霸的。它一直霸到現在,一黨專政。因此每到西方國家在大選年的時候,他們都要講這種選舉是金錢政治。你看他們花了多少錢在搞選舉,我們是人民擁護的。它從來不敢搞一個真正的民主選舉。

它一直說我在搞改革開放,我在搞經濟發展,所以人民的生活好,人民擁護我。其實不是的。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挽救了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危機。80年代給人民鬆動了一些經濟的自由,90年代搞市場經濟往前走,確實是有政績的。大家日子過好了,有些怨恨就逐漸開始化解了。

但是現在的狀況是什麼呢?有限的制度資源,發展市場經濟的某些資源用盡了,而你現在又要強權霸佔著,絕不允許在政治上鬆動,在政治上走向民主。因此,經濟上獲得的一些成就又被權力去獨佔——貪腐、強佔民眾的房子、強佔民眾的土地、強拆房屋,像最近山西幾個省市又在搞,把人民祖輩留的私房又重新收回去。

換句話講,它的這個績效合法性已經走向反面了。它現在不是有績效,讓人民把日子過好了,現在要號召人民去過苦日子,同時把社會創造的財富掠奪為他們自己的。 因此這個時候,它特別怕外界把這個黨和人民分開。這一分開,它什麼合法性都沒了,連偽裝的這層皮都給它扒掉了。

中國底層民眾擁護共產黨?

有人認為底層的民眾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支持中共的,我還是不同意這個說法,其實這個底層的民眾要進行分析。

底層民眾有相當多數的人是沒有發聲能力的。他沒辦法來表達他的意見。他對於現在的極權暴政統治表達不滿的(方法)是什麼呢?忍受啊忍受,忍到實在忍不下去了,他就是本能的一種反抗。

我最近看到一張圖,是一個底層的民眾爬到北京城郊一個很高的監視器的電線杆上。他說:「還我房子」。他以命相搏,以命相拼。你把我的房子搶走了,我也活不了了,所以我要在這個地方來喊,「還我房子」。

前幾年在大城市驅趕低端人群,北京郊區驅趕了幾十萬人。這些民眾,你後來聽到他們有聲音嗎?他沒有聲音。我相信你們要去找他採訪, 他絕對不會說我擁護這樣的做法,我擁護這樣的制度, 大冬天把我們往外趕。

雲南一個貧苦的孩子叫馬加爵,他在上大學時把同班同學刺死了。他是一個很底層的孩子,很貧困,到最後是那麼一個悲慘的結局。他能發言嗎?他不能。他在大學裡面都充滿歧視。我相信這樣的孩子,他內心除了冰冷,是沒有得到很好的同情和平等對待的,否則他不會走這樣的絕路。所以我們講一大批底層的人民發不出聲音來,這是第一層。

第二層,我不認為現在有些宣傳和報導是客觀公正的。據說哈佛大學有一個學院的院長,他寫中國有93%的民眾對中國現在的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統治是很滿意的【編者注: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阿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7月發佈報告《理解中共韌性:中國民意長期調查》】。

我就想問問,這個93%的結論是怎麼得出來的?最真實的情況在國內的微信上是沒辦法傳開的,而這些東西在國內卻暢通無阻。我認為是帶有相當欺騙性的東西。外面有些人並不完全瞭解中國的情況,也有可能被這種東西欺騙。

第三點,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化呢?帝制文化和小農經濟的文化。它有兩個東西是很突出的:第一點,對權力的崇拜感和恐懼感是夾雜在一塊的——你有權我羡慕你,同時我也很害怕你,知道一個沒權的老百姓鬥不過一個有權的人。

因此,他們從來就是覺得,只要你不惹到我,我就不惹你。「個人自掃門前雪」,不與強權做對。你要跟強權做對,你自己就是不知好歹嘛。他們講「好漢不吃眼前虧」,其實就是向強權低頭啊。這就是小農經濟傳統幾千年的文化造成的。到現在這樣的狀況有沒有?仍然是有的。不到侵犯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到把你逼到不能活的地步,你不會出來說話。

還有一點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最底層的民眾知識是有限的,資訊也是有限的。他對社會的感受只能憑著自身的感覺。他達不到那種理性的認識去思考更深的問題。他看不到制度的不公正、制度的不合理造成了他那麼多的痛苦。 所以他希望就是明君、清官,只要你對我好一點,我就感恩戴德。

中國的文化一直到現在都是底層的民眾盼望有明君,盼望有清官。他們痛恨的是暴君、貪官。只要你是明君,我就歌頌你,我就說你好。因此這種情況下,他看到的就是眼前我的處境的改變,但是不可能獲得根本的制度上的保障,人權平等這些東西。他要想做到安居樂業也是不可能的,那完全看當官兒的意志。

憲政民主,我希望中國能邁過這個坎兒

中國100多年來,將近200年了,從農業文明的社會轉向現代文明社會,這個坎兒始終邁不過去。

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了——我們看到高樓大廈,高速公路,現代高科技——本來高科技是可以用來造福於社會,造福於人民的,現在極權統治拿高科技當監視器,發展了精准地監控人民、監控社會的技術,成了統治人民的一種工具。

儘管在硬體上,在經濟發展、科技發展上似乎中國社會走得不慢,但是中國社會始終走不到現代文明社會,政治上的變革始終沒有發生。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中國真的要走向現代民主政治,有八個字:

頭兩個字就是「去習」——首先要請習下去,打破目前這個僵局。

接著就是「非共」——打破中國共產黨49年以來70年的壟斷地位。它壟斷權力、壟斷資源、壟斷話語權、壟斷思想。它把所有的人都捏在自己手上。所以我覺得未來中國民主政治的轉型過程中,它不可以自己就把自己處於一個領導地位,我說了算。

前些日子我在我的推特上講,我堅決反對「党主立憲」。它沒有這個資歷,它沒有這個資本以它為主來搞立憲,我就寫「打破壟斷地位」,必須打破!

第三,我們現在的制度必須要變革。「變革」而不是「改革」。現在這是一套極權體制,而不是威權。威權是有可能走向民主政治的,可以內部改良,上下結合地搞,但是極權制度是不可能做到改變的,因此必須廢棄這套制度。

人類社會對憲政民主體制已經有了幾百年、上千年的探索了。現在很多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它的制度健全,包括運轉的有效,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們不需要再從頭開始,一步一步去摸過來。你可以去借鑒人家的, 廢掉這套極權體制, 再結合中國國情,讓這套制度在中國落地生根。我覺得不是不可能做到的。

「去習」、「非共」、「變革」,還有兩個字,「和平」。我不希望中國的政治變革過程是血腥屠殺的過程,希望它是一個和平的過程。

這個和平過程有兩個關鍵點:一是體制內外的精英和大眾要善於溝通、合作、妥協、談判,大家共同地來推進中國往前走;第二就是必須要在恢復真相的基礎上,通過一定方式實現「轉型正義」,才有「政治和解」。

一個民族要做到和平轉型,必須要有一個政治和解的過程。這個和解不是不問是非。必須是要恢復歷史真相,進行政治清算。中國共產黨49年以來,它對人民究竟犯了多少罪孽,我覺得是必須要看的,然後就是搞政治清算,但是不能搞社會清算,不能搞大屠殺。

我希望中國能夠走過這個坎兒,使中國傳統的專制極權政治走向現代的憲政民主、自由民主。讓每一個中國人都得到人權保障,人權的實現。這是我的一個心願。

 

美國之音專訪
蕭雨
鄭裕文
周士為

——轉自美國之音(20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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