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剛：堂堂正正，以雪前恥——南方街頭運動踐行者謝文飛的故事

中國人權編者按：本文為旅居美國的人權律師陳建剛所作的他與身居湖南的維權人士謝文飛的越洋長談記錄。謝文飛從2013年至2014年，在全國8個省20多個城市參與了各種旨在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捍衛人權的活動，也因此，他數次被刑事拘留，其中第三次刑事拘留後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4年半。他第四次被刑事拘留是今年4月30日，至今仍未獲釋；本文記錄的長談是在4月初。在談話中，謝文飛講述了自己如何從一個熱愛共產黨，甚至寫過獲獎長詩《黨啊，你是我心中永恆的太陽》的被洗腦青年，在通過網路接觸到真相後不斷進行認真思考，從而轉變成為追求言論自由、致力於為實現民主憲政的中國而抗爭的人權捍衛者的經歷。

中國人權對原文做了編輯，此為編輯版本。

【美東時間2020年4月1日晚】

陳建剛（以下簡稱「陳」）：在南方街頭運動中，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難，你又很勇敢，我相信很多朋友想聽你的故事。請先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謝文飛（以下簡稱「謝」）：好。我叫謝文飛，這是我在17歲的時候給自己取的名字，身份證上名字是謝豐夏。1976年（身份證上是1977年）4月7日出生於湖南省桂陽縣石馬村。2013年8月份開始在廣州參與「南方街頭運動」，積極參與了廣東、江西、河南、山東、湖南、湖北、江蘇、黑龍江等地有影響的街頭活動。被刑拘過三次，第三次刑拘後與王默同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四年半。其中第一次是2013年9月30日，我因與陳劍雄在廣州街頭拉橫幅「廢除一党專政，建立民主中國」被刑拘一個月，然後取保；第二次是2014年「六四」前夕，再次被刑拘一個月，然後取保，取保期間積極參與了曲阜、鄭州、建三江等地的街頭抗爭活動；第三次是2014年10月初，與王默等人在佛山、廣州等地拉橫幅「自由無價，支持香港為自由而戰」後被捕。

陳：你覺得在今日中國，你是一個清醒的人嗎？

謝：當然，我是一個非常清醒的人。我不但清醒而且願意說出來，願意做出來。

陳：你認可今日中國是富強、民主、文明、自由、法治的國家嗎？

謝：我認為中國目前還遠遠達不到富強、民主、文明、自由、法治的國家的標準。中國目前的強大是建立在龐大的人口基數上的畸形的強大，這種犧牲公平正義、資源消耗殆盡、國富民窮式的強大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且最近幾年來已經在走下坡路了。且，這種國富民窮、國強民弱的方式帶來的是一個專制政權的強大，但是代價是無數中國人的苦難，巨大的不公不義和人間悲劇。

陳：你認為中國當今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比如發展經濟？發展教育？制度改革？社會變革？還是復興傳統文化，實現中國夢，等等？

謝：全世界稍微關心時政的人都知道中國不是民主國家。在一個不民主的國家裡，所有的問題都大不過追求民主自由、實現憲政的問題，這應該是國家和人民的第一任務。

正因為政治制度的不民主，中國現在還不能算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現代文明國家，首先得實現民主憲政體制下的政治文明。只有實現了民主憲政，才能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而在共產黨的專制極權之下，大多數人（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沒有免于恐懼的自由。富人害怕財富的失去，甚至害怕進牢房、因為財產丟了命。前幾年馬化騰、劉強東等人穿紅軍裝諂媚紅色政權導致股票下跌，李嘉誠等富人轉移資產甚至移民海外，馬雲提前退休，都是因為沒有擺脫對再次「打土豪分田地」的恐懼，這個國家隨時可以發動類似的運動，「打土豪分田地」，面對一個政權的搶劫，這些人大概和養肥了的豬差不多吧。最近幾年震驚世界的「709」人權律師案和新疆集中營以及香港一系列的綁架案都是中國近幾年開倒車，離法治社會越來越遠的表現。

陳：你如何看待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位置？比如中國和歐美日的對比，中國的文明程度在哪裡？

謝：我雖然沒有去過這些國家，但是可以看書，可以流覽資訊。與美、日、歐等世界上實現了現代政治文明的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只是一個半野蠻半文明的前現代國家。中國的專制制度無疑是野蠻的，在物質方面也只是達到半文明狀態。在「國家」層面似乎很富有了，肆意揮霍，全球大撒幣；但在民間，還有很多掙扎在貧困線上的窮人。治不起病自殺的、讀不起書跳樓的、賣身葬父的、生活難以為繼而賣女兒的悲劇，屢有發生。也就是說，中國還遠遠沒有實現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和財政補貼育兒養老。中國與美、日、歐等文明、發達的國家相比，至少還相差幾十年的距離。

中國近年來由於經濟上的發展，在國際社會中處於重要的一極。但這種重要性是因為全球化背景下，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以及中國的「世界加工廠」和第一人口大國的消費市場決定的。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大量企業外遷，導致經濟下行，後繼消費乏力，中國這種依賴於經濟發展的在全球大撒幣建立起來的「重要性」，已經不可能再維持下去了。

陳：自由和國家你認為哪個更重要？

謝：自由遠比國家更重要。因為國家是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而存在的，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的國家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如果一個國家壓迫自由，剝奪自由，剝奪人權，這對於被壓迫者來說其實就是監牢，不是國家，亡國等於解放，當然這種所謂的「亡國」，僅僅是一個殘暴政權被推倒罷了。

沒有自由的人沒有「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幾乎與動物沒有區別。幾百年前，就曾經有買賣奴隸的貿易存在。被隨意買賣的奴隸沒有做人的尊嚴，也沒有自己的國家。美國南北戰爭之前的黑人就是被從非洲或歐洲賣到美洲的。

陳：你認為是什麼阻礙了中國人的福祉？比如制度、團體、人、思想、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等等，或者「你懂的」、「不能說」，等等。

謝：中國的專制制度鉗制了人們的思想，大多數人沒有真正的幸福可言。是專制制度在給中國人施加苦難，阻礙了中國人獲得真正的幸福。

但中國又是一個幸福指數相對較高的國家。這是因為大多數中國人所定義的幸福，不是一種基於人格獨立、能夠自由思想的幸福，而是一種類似於動物追求溫飽、交配、生兒育女方面的幸福。七年前，網上流傳一幅圖：一頭豬趴在豬欄上面，圖片上配有文字「有吃有喝的要人權幹嘛？」就是對這一種幸福觀的辛辣諷刺。

陳：你認為政府和人民之間應該是什麼關係？

謝：政府和人民之間應該是職員與雇主的關係。人民通過納稅的方式為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員提供了衣食住行等一切生活所需，政府就必須依照人民的意願為人民提供服務。如果政府的服務態度不好或不能很好地履行服務，人民就有權撤換政府。當然，這是理想狀態，是文明國家的狀態。在一個專制極權的國家裡，是沒有納稅人的，我們只不過是被剝奪、被壓迫者罷了。

陳：你如何界定你在中國的地位？自由、平等、民主、人權？

謝：在中國，任何人都沒有真正的自由。即使是執掌權柄者，也沒有自由可言。因為他被權力所奴役，他害怕一旦失去權力以後，會被他的政治對手關進監獄，甚至是要他的命，就像他現在一直在做的那樣。在這樣的政治恐怖的意識形態之下，沒有民主制度保障不同政見者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也就沒有平等和人權可言。至於我本人，沒有自由，沒有平等，沒有民主，更沒有人權，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現狀。

陳：你認為中國當今最缺乏的是什麼？

謝：中國亟須制度變革，中國應該走民主憲政之路，在國家層面確立普世價值觀。將民主憲政這一最高的世界文明成果拒之門外，是執政黨的最大罪惡。如果說執政黨之前所有犯下的錯誤和罪行，都有其歷史根源，人民可以部分諒解的話；那麼，今天的中國，通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從經濟上吸收了世界文明發展的成果，使得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有目共睹的，在這樣的背景下，還要拒絕民主憲政這一最重要的文明成果的話，這樣的執政黨將是不可饒恕的。

陳：你如何看待愛國？你認為應該如何愛國？

謝：我們每一個覺醒了的「准公民」，都應該不遺餘力地宣揚普世價值觀，不與當局同流合污，不做任何與普世價值觀相悖的事情。在此之上，如果有勇氣有擔當，在清楚自己的處境和所能承受的代價的情形下，應該堅持政治反對立場，堅持不懈地抗爭。在某種情形下，不懼付出任何代價，就像李旺陽、劉曉波、秦永敏、胡石根等民主先行者為我們樹立的榜樣一樣。正所謂：無有死者無以召後起，無有勇者無以圖將來。

陳：你如何看待你受到特殊關注或者被當做政治犯處罰的身份？冤枉？羞恥？自豪？無所謂？等等。

謝：至於我個人，只恨自己覺悟太晚，在走向街頭抗爭之前，被中共白白奴役了整整20年。正如我在法庭上發表辯護詞所說的，我被當作政治犯受審，是我個人的恥辱，同時也是13億人民的恥辱；但同時也是我的榮耀，歷史將會證明這一點。我為我受到執政黨以法律的名義施以的懲罰感到恥辱，但我更多的是因為自己敢於站出來公然反抗中共的專制暴政而感到自豪！作為一個政治犯，我沒有一絲一毫的羞愧，這恰恰是我個人人格可以欣慰的一點。在這個大監獄一樣的國家裡，我沒有逆來順受，我沒有卑賤地苟且偷生，我在反抗，即便哪一天死在暴政的手裡，我也是欣慰的。我是一個精神自由並一直在為自由抗爭的人。

陳：你是如何獲得資訊的？

謝：主要通過網路。我是從2008年底開始上網的，但直到2012年上了微博、2013年翻牆上了推特、臉書等國外的社交軟體以及穀歌、維琪百科等網站以後，才完全認識自己所處的社會制度是怎樣的邪惡。防火牆的存在本身就說明了，中共害怕我們知道他們過去犯下的、現在正在犯下的以及將來還「堅決不改的」種種罪行。

陳：說說你的家鄉、童年、父母？

謝：我的家鄉在90年代以前是一個物質貧乏、資訊閉塞的地方。在我的童年充滿苦難，少有幸福、快樂的體驗。我的父母幾乎都是文盲，除了教會我保持善良、勤勞、樸素之外，不能給我的人生道路提供任何指引。

陳：你受教育的情況呢？求學經歷？

謝：陳律啊，這經歷說來滿是心酸。由於我從上學開始，一直到後來退學，家裡一直非常貧困，幾乎每一學期都因為交不起學費而最後一個拿到課本。在桂陽重點中學的第五個學期，開學一個星期都沒有給我發課本，因此，初中最後一學期我沒有去學校自動退學了。這是我的經歷，因為家境貧寒我不能接受完整的教育。我不怪我父母，他們善良、勤勞，但連供養孩子上學都困難。後來我逐漸開闊眼界，瞭解到教育、醫療、養老，這其實應該是政府負責的事情，這是最基本的社會保障，但是在中國，這種巨大的不公之下，我就是一個受害者。你知道的，這種不公平的社會制度之下，還有數不清的受害者。

陳：記得當時的上學學習的內容嗎？戴不戴紅領巾？你如何評價你接受的教育或者中國的教育制度？

謝：我小學的時候是戴過幾年紅領巾的，戴多久就不記得了。但只要老師不強調的時候，我們都不戴。學校裡都掛著馬、恩、列、斯、毛的畫像，在學校的洗腦教育下，從小就背熟了「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中國共產黨」，在心裡面對「偉大導師」充滿了崇敬的心理。回想當時我也是一個白紙一樣的孩童啊，完全被洗腦教育玷污。也正因為這樣被洗腦的經歷，導致覺醒來後更多的憤怒！

1989年我剛考上初中就發生了「六四」事件。開學典禮上，退伍軍人轉業的學校黨委書記王世幹給我們講話，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亡我之心不死」、「大學生被利用發動暴亂」等等，這些說辭，直到我上網之後才發現自己被洗腦了，大學生被汙名化了。現在回想，我除了在學校學會認字以外，我接受的所謂教育不都是洗腦教育嗎？我知道考大學、考研究生都要考政治，什麼馬列毛之類的精神垃圾。中國的這種洗腦從嬰兒到一個人成人、死亡，每一天，涵蓋整個教育過程甚至生命的每一天。

我早早輟學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遺憾，但又何嘗不是一個所得，我沒有花費父母血汗錢坐到教室裡繼續被洗腦好多年。

陳：當時你都喜歡讀什麼書呢？

謝：我從小學開始學寫古詩，升初中之前喜歡上了文學。退學後一度想自學考大學，因家人不支持而忍痛放棄。16歲出來打工，歷盡艱辛，見識到社會各種黑暗和不公平之事。加上愛好文學形成的敏感心理，使我養成了心懷良善而又嫉惡如仇的性格。

陳：你一說我就想起來了，以前看到你發的詩句，還看過你和詩人王藏交流的資訊。

謝：哦，你看到了啊。我和王藏兄溝通很有收穫。

陳：父母對你的影響？

謝：我剛才說了，我父母都幾乎是文盲，農民，又家境貧寒，除了教給我勤勞、淳樸、善良、忍耐以外不能在世界觀方面給我任何指引。

陳：你如何理解愛國？這種理解在你成長過程中有變化嗎？

謝：當然有變化啊，我們每個人不都是從小接受洗腦教育嗎？在洗腦教育之下，所謂的愛國，其實都是被扭曲、被污染的，現在回頭想，經過洗腦後的「愛國」，其實就是一種蠢，是獨裁者希望的那種蠢。

我從小一直是個愛國的人，這和父母教導尊老愛幼、學校從一年級開始各種愛國主義教育是一脈相承的。但是我直到2013年才有了一種健全的愛國觀。愛國首先是要愛這個國家的人民，我不相信一個無視這個國家的人民的苦難的人是一個愛國者。其次是要愛這個國家的文字和文化中引導人向上的部分，比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而對於一個有志于推動社會進步的愛國者來說「異議，是愛國的最高形式」。

陳：你剛才背誦的幾句話非常好，特別是孟子的話，於我心有戚戚焉。諸子百家，我還是比較喜歡孟子。

【美東時間2020年4月2日晚】

陳：文飛兄，我們接著昨天繼續。你有沒有加入共青團或者中共？

謝：沒有。我從沒有想過要入團或入黨。

陳：那是不是說你小時候受的洗腦教育對你沒什麼影響？

謝：有影響啊，說來羞愧，我也是洗腦教育的受害者啊。

在我上網之前，我一直相信教科書裡面的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是為人民謀福利的黨。因為我所有接受的教育，所接觸到的文字都是這樣說的，洗腦是貫穿一個人的每一天呢。因此，在2006年7月1日，我還寫了一首一百行的長詩《黨啊，你是我心中永恆的太陽》，歌頌那個教科書裡面被無限美化了的共產黨，當年我三十歲整。我當時在浩生服裝有限公司打工，這首詩獲得公司「七一」特刊的特等獎，老闆還給我發了獎金和榮譽證書。回頭想想，多羞愧啊，被蒙蔽到30歲，做了30年奴隸不自覺，還在讚美統治者，讚美侮辱、傷害我的這幫土匪。

2008年我開始上網，剛上網時，就把這首詩放在了QQ空間裡面，後來我人是覺醒了，但是忘記刪除這首詩了。2013年被陳劍雄等人發現後，令我無地自容，我立馬將它刪除了。當然，這是我人生的一個痕跡，一個被洗腦的痕跡，也是一件大羞恥。從此更加痛恨共匪對人們的洗腦，導致整個中華民族的智商被摧殘，人格被矮化，我發誓此後務必堂堂正正做人，以雪前恥。

陳：聽你這樣說對你從被洗腦「愛國愛黨」到後來的覺醒，影響最大的是網路？

謝：是的。在中國這樣一個高度閉塞、高度資訊控制的大監獄，我們從小都被洗腦教育，看不到真相，我們能看到的幾乎全部都是假的。愛與不愛都要聽共匪的指揮，任何事情答案都是現成的，以共產黨的答案為准，幾乎禁止我們有獨立的思考能力。我是上網之後，慢慢瞭解到了越來越多的真相，思想認識才有了根本的變化，才算是覺醒了。

陳：在你覺醒過程中有沒有什麼讓你覺得比較重大的事情嗎？對你的人生改變有影響的？

謝：我或許可以說一說，算是我的個人小故事。2000年我在東莞厚街一家工廠裡與所有工人一起，被從車間裡帶到新圍收留所關押了一夜，毫無理由，但是工人就是這樣被任意欺壓。後來我通過帶頭罷工討回了公道。這件事也讓我也認識到這個社會有多麼的黑暗。

2002年我堂叔的妻子死在東莞厚街醫院，2002年4月27日，我協助堂叔在厚街法院立案，時隔七年之後，到了2007年7月25日才一審開庭。開庭是在樓上辦公室開的，不允許旁聽，死者的屍體未經法醫鑒定就被醫院偷偷火化掉，骨灰不知去向。我堂叔敗訴了。說到這裡，陳律師，中共的司法哪裡有一點兒公平，就是欺壓平民百姓的工具罷了。

庭審結束後，我村裡的律師謝新彪對我說：「以你在這個案件中的表現來看，你不去考律師真是太可惜了。」我回答：「中國的司法這麼腐敗，我不可能去考律師的，即使我做了律師也沒有用。」那時我已認識到中國是不存在司法公正的，但還沒有認識到，司法不公正是由於一黨專政之下，立法、行政、司法皆聽命於黨，司法不獨立造成的。

陳：文飛兄，你當時就有這個想法嗎？

謝：是的。2007年。陳律，你知道的，我不是否認人權律師的價值，只是，在一黨專政之下，人權律師也是被統治的物件，你們的能力也得不到施展，專制的國家怎麼可能講法律？沒有司法獨立，一黨獨裁的司法也就是走一個過程，侮辱、欺淩這些被統治者。我後來從我自己的案子更看清這一點。709案，你們人權律師被抓了這麼多，就是這個結果吧。

陳：文飛兄，這一點想法，我們倆是完全一致的。當專制露出獠牙的時候，人權律師已經退場或者被退場了，因為已經無法可講了，現在中共的套路是直接暴力。多少案件直接不允許律師介入，或者中共給安排「官派律師」，從這一點來看，中共基本廢除了辯護制度，連偽裝都不需要了。我很欽佩你在2007年就有這個認識。2007年，是我剛剛開始做律師的一年。說多了。

謝：我是在現實中看到、感受到這種不公，這種司法黑暗。

陳：你說一說你思想轉變的這個過程？

謝：好。因為被洗腦的原因，現實中看到的種種政府腐敗、黑暗和不公平，我以為只是下面的官員素質太差、「黨性不夠」造成的，我以為越到高層越是公正無私的，因為中國的歷史一直強調「選賢任能」，身居高位的人肯定是「賢能」的，幾十年的新聞聯播都是這樣宣傳的。我沒有懷疑過。後來發生了根本變化，那就是我上網之後。

陳：當時你多大年齡？

謝：當時是2012年，我當時36歲了。哎！多慚愧，多可惜，多憤怒……

陳：為什麼這樣說？

謝：我被洗腦、愚民化到36歲。36年的時間，在被共產黨愚弄中度過，如果不是我愛看書、愛追求真相，至今還不是一樣，還不是一樣「愛國愛黨」，我的青春這麼多年就是在這種欺騙、洗腦中被浪費了。2012年上了微博與推特後，我才逐漸接觸到孟德斯鳩、洛克、伏爾泰等人的思想，才認識到中國的一切社會弊端都是因為不受約束的權力造成的。「權力滋生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再加上看到很多在中國看不到的真相，這對我思想轉變的衝擊很大。

也是在2013年，通過在網路上與人交流，我才有了「人權」的概念。在這之前，無論我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還是社會教育都沒有接觸到人權的概念。我還在騰訊微博上與臺灣民進黨的中執委的洪智坤先生爭辯，反對他說的「人權大於主權」的說法。我當時認為人權和主權最多並行不悖，理由是，如果人權大於主權的話，戰爭時期漢奸出賣國家也是理所當然的了。洪智坤先生等人就告訴我，戰爭時期不是一種社會常態，戰爭時期為了保衛國家主權而採取的一些帶有侵犯個人權利的一些措施，正是為了保障人民在戰爭之後繼續享有戰爭之前所一直享有的權利。我通過認真地思考與洪智坤先生等人的辯論，最終接受了「人權大於主權」的觀點。

陳：你覺得到那個時候你算是覺醒或者清醒了是嗎？

謝：是的。我總算從30多年的愚民、洗腦教育中看到了真相，看到了文明的方向。

陳：這種認識的改變，對你帶來什麼影響？如何改變你的生活或人生？

謝：我一旦認識到我在這個國家裡是完全被侮辱、被損害的，我的人權被剝奪殆盡，我看清了這個監獄，我立即不能忍耐，我幾乎立即開始反抗。

陳：你說的反抗是哪種方式的活動？

謝：你或許聽說過「南方街頭運動」。

陳：是的，我知道，很欽佩你們。

謝：從2012年上微博開始，我基本上就不看官方報導了。2013年至2014年，我在全國8個省20多個城市參與各種旨在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捍衛人權的活動，其中尤以街頭活動為主；同時每天都在網上接收海內外的資訊，與各種不同觀點的人交流，最終和幾乎所有的異議人士一樣形成了普世價值觀念。這個過程中結識了很多志同道合、有相同理念的朋友。

陳：可不可以說，對於你思想的轉變，網路資訊起到決定作用？

謝：是的。是在互聯網上我發現了大量中國的真相，當下的真相和歷史中的真相，我學到了很多知識，特別是一些珍貴的思想，這啟迪了我自己如何思考，如何追索。以我個人的經歷來看，網路改變這個世界，將是必然的結果。通過網路，我實現了我的自我啟蒙。感謝美國為人類提供了互聯網。中共設置網路防火牆的做法是邪惡的，總有一天，防火牆將會與中共一道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陳：你覺得對於這種思想上的轉變或者啟蒙，最重要的是什麼？是信息嗎？或者說獲得資訊的管道更多元，更便捷？還是其他？

謝：從我個人的親身經歷和閱人閱世來看，我覺得起決定性作用的還不是資訊或者獲取資訊的方式。因為，或許你也有相同經歷，我們看到一樣的資訊，絕大部分人還是不思考，拒絕覺醒，甚至有很多人排斥資訊，自願被愚民，繼續被愚民、愚弄，這樣的人，即便成堆的資訊放在面前，他們連看都不看。所以，我覺得開放的心態是最重要的。只要有開放的心態，願意去接受新的事務、資訊，願意思考和追求，心存最樸素的良善，懷有平等心的人，無論其當下的認知如何，終將會醒來。因為良善之人積極向上，自然將趨同於普世價值。哪怕是患上「腦殘症」的人，只要他願以全面開放的心態接收並消化所有接觸到的資訊，他也能不治而愈。耳聰目明，願意接受不同的資訊，願意思考，自然能心如明鏡。

反之，患上了軟骨病的權力奴和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的拜金奴，永遠都不會真正醒來。所謂趨利避害，達到極至之人便會利令智昏，而在我們生存的當下這種人比比皆是，他們奉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而不知道「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想讓他們醒來無異於癡人說夢，難於登天。

排斥所有超出自身經驗之外的資訊的人最是無可救藥的。所謂「井蛙不可語海，夏蟲不可語冰」是也，不明是理，而妄圖啟蒙他人之人，自身也是需要自我啟蒙的。

所謂的啟蒙，從來都是自我啟蒙外化的結果。外界只能提供生存的土壤、水、空氣和陽光而已，如何生長、長成什麼樣子，全憑種子自身決定。

陳：聽你說這些話，我真懷疑你初中都沒有讀完。

謝：是初中沒讀完。但我比較愛看書，還算是個喜歡學習、喜歡追求的人。

陳：我們不說將來，只說過去。我看了你被判刑的《刑事判決書》，2016年4月6日的判決，馬上要四年了。

謝：是啊。和我同案的王默兄，剛出來一個月又被抓進去，我現在也有危險，可能隨時被抓。

陳：為什麼？又什麼預兆嗎？

謝：共匪國保經常來找我啊，電話來威脅啊，不讓我說話，不讓我寫東西，說隨時可以抓捕我，我一舉一動都被監控。國保前幾天又威脅我，說隨時可以把我再弄進去。

陳：我們先說你的判決書上說的這些事，比如判決書說你發表或者轉發反對共產黨的資訊，比如「共匪幾十年來匪性不變」，「滅共是說推翻這個政權，然後重建國家，現在大家都是奴隸」、「一党專政、遍地是災」、「党國之下無公民」、「廢除一党專政，建立民主中國」，你現在如何看待這些行為？

謝：這些話哪一句話是假話？我說這些內容都是真實的內容，都是事實。我們倆不需要多論證這些內容。我清醒之後立即明白這些道理，立即接受這些道理，這都是我個人從生活中可以得到印證的中國的現實。

陳：判決書說這些行為是從2012年以來的事情。

謝：是的。我清醒之後立即表達我的想法。

陳：我想知道的是，這些道理或許是很多人都明白的，但絕大部分人，或者說在明白這些道理的人中，至少99%的人是不會公開這樣表達的，或許全國勇於走到這一步的僅僅幾個人而已。你也知道，你的公開表達給你帶來了牢獄之災，坐了四年半監獄，現在還時時刻刻有危險。在你被判刑之前你也被拘留過，有過各種威脅，你應該充分知道自己行為的風險，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公開表達呢？

謝：言論自由是我的基本人權啊，我說的這些話也都是事實，即便與事實有出入，我也有說話的權利。既然言論自由是我基本的人權，我認識到這一點，我就立即去捍衛這種權利，去行使這種權利。我知道其中的風險，這幾年就是這樣過來的，在看守所被虐待，等等，我不是不知道風險，我只是不願意屈服，不願意屈服於別人統治我。如果別人統治我、欺壓我、霸陵我，我還卑賤地跪著苟且偷生，說實話，如果我這樣做，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所以，我就是要對中共暴政發出我反抗的聲音。我願意因為捍衛我的人權、因為說出真話而遭受任何苦難。

陳：你在被羈押期間也喊「打倒共產黨」？

謝：是。以前在廣州拘留所，所有人都聽到我喊「打倒共產黨」。管教要求我們每天唱國歌，別人唱國歌的時候我就喊「打倒共產黨」。在看守所審訊我，我就在來回的路上高喊「打倒共產黨。」

陳：多說兩句啊，我知道你的生存狀態一直比較艱難，個人經歷又非常坎坷，我之前聽到過一些說法，比如說美國獨立戰爭，出來挑頭鬧獨立革命的那些人，都是鄉紳、一方富翁，都有體面的工作，等等，這和今日中國的抗爭者對比有很大不同，你是如何看待這種差別？

謝：陳律，我明白。中國人為什麼不等富起來再來反抗專制呢？或許會有人有這種疑問，甚至覺得中國的反對者都是草根、無業遊民，等等。這是不瞭解真相。真相是中共對中國人的控制應該是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殘暴嚴密，在中共的統治下，如果在維持個人基本尊嚴和人權的前提下發展個人事業，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你的每一步都需要向共產黨屈服。我當年打工的那個公司，一個公司，掙錢營利而已，為什麼搞一些向共產黨諂媚的活動呢？因為這是必須的，你不屈服，共產黨就會扼殺你的企業。對於個人也是如此，不屈服者，中共幾乎會斷絕我們的生路，更不要說在保存一點生命尊嚴的前提下發財致富。現在都是2020年了，我們還是處在這樣一個沒有一點人權的狀態，我要做的就是立即抗爭，立即發出我自己的聲音。不自由，毋寧死，我認為，我們一旦認識到自己處在這個不自由的狀態中，我們應該立即爭取自己的自由。

陳：我們今天先聊到這裡吧，以後有時間再聊。多保重的話我真不願意說了，苦難不是我們自找，我們都是被動的受害者，不是我們自己想保重就能保重的。但還是希望你能平安。文飛兄，你知道的，很多人很欽佩你的勇敢果決，包括我。

謝：謝謝陳律。

2020年4月3日

（作者惠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