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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淚兒:孫大午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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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2日

——孫大午出身貧寒,父母以撿破爛為生。辭職下海後,夫妻倆以養雞起家,他的企業大午集團集一度擁有16個廠和一所學校,年產值過億。他自稱是一個堅定的「人民公社」的信仰者,在企業內實行「烏托邦」的實驗。職工和村民每月只用1元,便可享受合作醫療。


11月11日,據保定市公安局官方微信消息,經偵查,河北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孫大午等人涉嫌尋釁滋事、破壞生產經營等違法犯罪。2020年11月11日,公安機關依法對孫大午等人採取了刑事強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偵辦中。

是的,你沒看錯,一個企業家,涉嫌「破壞生產經營」。按照草民的理解,就是一個老闆,腦子進水了,破壞自己公司的生產經營,還違法了。至於尋釁滋事,這是一個很有特色的罪名。

據公開資料顯示,孫大午初中畢業後曾待過山西臨汾二十八軍八十二師與徐水區農行,這兩個經歷讓他發現農牧業可以發展經營。1985年孫大午創立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以一千隻雞與五十頭豬起家。擔任董事長期間,孫大午自學不綴,並於1996年6月獲頒河北省養雞狀元榮譽。

1995年,大午集團已經成為中國五百大私營企業之一,孫大午也獲選為保定市人大代表。

1996年8月,當選保定市禽蛋產業聯合會的理事長。

2001年,孫大午除了大午集團董事長外,亦兼任大午學校校長。

2002年10月,被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聘請為高級研究員。

另據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消息,2003年5月29日,孫大午被指向3000多戶農民借款達一億八千多萬元,後被政府部門以非法集資的罪名收押,兩位弟弟,大午集團副董事長孫志華與總經理孫德華和集團的財務處長也都被扣留。

最終他被徐水區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罰金10萬元,大午集團同時也被判處罰金三十萬元。

當時此案件在全國引起很大轟動,金融界對案件的定性爭論也相當激烈。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裡這樣描述:這一年,河北徐水縣農民企業家孫大午因為在附近村莊搞「金融互助社」被捕,罪名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孫大午出身貧寒,父母以撿破爛為生。辭職下海後,夫妻倆以養雞起家,他的企業大午集團集一度擁有16個廠和一所學校,年產值過億。他自稱是一個堅定的「人民公社」的信仰者,在企業內實行「烏托邦」的實驗。職工和村民每月只用1元,便可享受合作醫療。

孫大午辦企業過程中,最頭痛的事情是無處貸款。儘管他曾在銀行工作過,但是,求貸仍然很難,他後來透露說:「好企業根本貸不出款來,怎麼貸呢?大約是10%-15%的回扣」。一腦門子理想主義的孫大午也曾經為了貸款彎過一次腰,有一年,大午集團要投資一千畝的葡萄園,需要貸款600萬。當時,有人即勸孫大午走走後門,孫大午被說服了,給當地信用社的領導送去了1萬元,但是,1萬元沒辦成事,孫很氣憤,非要將這1萬塊要回來,最後要回了6000元。從此之後,孫與當地信用社徹底絕緣。為了自救,從1995年開始,孫大午想到了從親戚那裡籌錢,由大午集團出具借據,承諾給以一定的利息。這種模式後來拷貝給了大午的員工,在大午1300名員工中,共有900余名把錢借給——或者說存給了大午集團,這些員工的親戚又帶來了1000家儲戶,然後戶戶相傳,儲戶逐漸擴大到了附近的幾個村莊,最終逐漸形成了4600戶的規模。

《激蕩三十年》裡用理性的資料和事實來解釋孫大午的敗局。「2000年之後,國有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造,一向被認為運營成本高且盈利性較差的鄉鎮市場被大面積放棄。到了孫出事的2003年,全國300多萬戶私營企業獲得銀行信貸支援的只占10%」。

2019年工程院院士增選進入第二輪的關鍵時刻,孫大午公開舉報老熟人、工程院院士候選人楊甯「技術剽竊」,稱「十幾年的心血,被他一兩年迅速『剽竊』」——而被「剽竊」的標的,就是紅羽雞產粉蛋,這一世界蛋雞育種領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技術。在此之前,楊甯教授也是大午家禽研究院的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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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主要來自南方週末。

200311月的報導《億萬富翁孫大午的夢和痛》

以1000只雞和50頭豬發展起來的大午集團,坐落于河北省徐水縣高林村鎮郎五莊村一片荒廢的果園上。企業由小到大的發展過程中,「投毒,放火,毀機器,毒打,暗殺,綁架都經歷了」。2003年5月29日 ,億萬富豪、董事長孫大午被當地以非法集資的罪名收押。

這個喜歡歷史、熱衷與學者交遊的企業家,出事前常為中國農民的前途命運憂心忡忡。他在北京大學演講,直言農村有八座「大山」。秦暉、茅於軾、秋風、陳志武……他敢將這麼多知名知識份子稱為朋友,這在中國企業家中也為數不多。秋風在孫大午入獄時就稱他是一個「有公共精神的企業家」,一場突如其來的牢獄之災,讓孫大午受到全社會矚目,引發了一場大討論,並促成了私有財產入憲。

2003年11月1日,在被羈押近半年後,孫大午被地方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3年有期徒刑,緩刑4年,定於是日釋放。

儒家式的烏托邦之夢

1970年,孫大午當兵,一呆8年,他表現很好,兩年就入了党,曾被提成營職幹部。1978年,他轉業回家,進了縣銀行部門。

1985年,郎五莊村委會對外承包土地,孫大午就鼓動妻子聯合四家農戶承包了這塊「憋悶疙瘩」。1989年,已在縣農業銀行幹到人事股長的孫大午辭去公職,和妻子共同創業。

18年發展至今,當年1000只雞、50頭豬的小小養殖場,發展成有1500多名職工、固定資產和年產值均過億元的大午集團。

他常年開辦免費的農民技校,已培訓養殖戶3000多人,學員遍佈十多個省。

他辦醫院,被捕前還投入20多萬元建成一所醫院。每月只用1元,職工和村民們就能享受合作醫療,做一次包括B超、驗血等在內的全套檢查,只要10元錢。

他重視教育,憧憬「有教無類」的理想境界。在大午集團,除了董事長一職外,他只有一個兼職:大午中學校長。在他的罪名中,「非法吸收公眾存款1300多萬元」,而校園投資就達到3000多萬,校園比集團辦公樓要豪華,但收費卻並不貴,學生一個月生活費只要100多元。他要辦的是一所「平民學校」。

孫大午對於企業文化有讓人奇怪的獨特理解,比如他建孔廟,祭奠孔子;還曾計畫投資1000萬元興建「儒家大成園」,紀念歷代大儒。甚至想建一座「孔子大學」。

在有些人看來,他對儒家文化的宣揚有些超常了,例如他給職工講《論語》,甚至將道德教化和企業管理結合起來,有職工不給父母贍養費,孫大午親自找他談話:要再這樣,就直接從你工資裡扣。不然請你離開。

他反對暴力,甚至反對學生看戰爭片和動作片。

他要求小學生背誦《千家詩》、《三字經》,還在全校推行「母親頌」等活動,宣揚「孝悌」精神。

他騎摩托車軋死一隻小雞,四顧沒人,他下車在死雞下邊放上兩塊錢,這是「慎獨」。

他在大午集團辦公樓上下貼滿了格言:做事不虛不假,做人不欺不騙;不得一時之利,不取一時之財;講仁講義講良心……

他真心地認為:做買賣和做人一樣,都要心術正,仁義買賣才能長久。當年他多次考察大邱莊,大邱莊的理念是“先向錢看,再向前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等,他並不贊同。他的思想是:「不以贏利為目的,而以發展為目標。」

孫大午在不少場合宣稱:「我的夢想正在實現。」他反復說要為鄉親們打造出一個沒有邪惡、沒有饑饉、共同富裕的大同世界。

孫大午曾把建設大午城的構想向上級政府彙報,領導都表示支持,但「卻找不到可依據的政策,因為國家提倡搞小城鎮建設,只是限定在原有城鎮基礎上擴建」。

但也有人批評孫大午的「幼稚」,因為這個夢想過分倚靠孫大午的人格魅力,人治色彩太濃,孫大午的個人安危直接影響到企業全域。

古怪的億萬富翁

這個有嚴肅的道德訴求、清苦自持的富翁,在他的家鄉正贏得傳奇般的聲譽:他有億萬家產,卻沒有別墅,沒有專車,住在集體宿舍裡。生活極其簡單,愛吃玉米餅子、大蔥蘸醬,在外辦事往往在路邊小攤填飽肚子了事。不趕名牌,不上娛樂場所。一個月只拿2000元的工資。出差去寧夏,他坐硬座。

最令人稱奇的是,孫大午當了董事長後,竟然還幫工人掏過一次大糞。

「我沒有一個私敵。」孫大午說。這聽起來簡直有些不真實,二十年風雨,被投毒、剪電線、毒打、暗殺、誣告……幾乎什麼事情他都經歷過。

1998年,他投資160萬元修了一條長達10公里的公路,直通107國道,造福了一方民眾。但居然有一位基層幹部因未得好處,讓各村動員村民挖路。一位村支書要入幹股,孫大午不答應,此人想盡辦法搗亂。一次,此人讓他的外甥來大午家,劈頭就打,孫大午被打得頭破血流,一根指骨折斷。

孫大午說耶穌的故事讓他感動:「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向人們討口水喝,有人卻拿破布蘸上鹽水遞給他,耶穌只憐憫地望著天說:原諒他們吧,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說他也是這種心態。

孫大午說,「我要做個公眾人物」,公眾人物是沒有隱私的,他說「我敢光著屁股在街上走一趟,因為我身上是乾淨的」。

在中國,「問題富豪」落馬,會牽出一連串的涉案政府官員,可孫大午案卻沒有一個官員因之受到牽連。在中國富豪階層普遍社會聲譽不佳的背景下,孫大午的出現,某種程度上簡直是個奇跡。

當然,也有人認為孫大午作為個人性格而言,太自負。當地一位縣領導就講過:孫大午是「午」字出了頭,成了孫大牛。

2002年5月,首屆全國「儒家文化與鄉村建設研討會」在大午集團召開,按常規該請縣裡領導露露臉,可孫大午竟然說:「他又不懂,請他幹嘛?」後來請了一位政協副主席,剛從教育局長位上退下的,「他還懂」。

也許,這種太過求真的個性,使他無形中失去了若干也許本可不必失去的盟友,官員中也該有他的真朋友。

黃道、黑道與正道

孫大午把自己的道德觀烙在大午集團的經營方式上。2000年,大午集團有機肥廠面臨一個在同行看來無需斟酌的選擇:南方一家公司決定常年要大午集團的產品,一次就要十個車皮,甚至貨款先到。但「按慣例」,那家公司經理要每噸60元的回扣。

這是個很划算的買賣,但孫大午當場拒絕:「這樣做買賣還不如妓女,表面上是在出賣商品,實際上是在出賣人品,這樣的交易,最後會讓企業形象和信譽都受損害。」

最後生意沒有做成,那家公司的經理覺得匪夷所思。

大午公司的種禽廠,常年購買北京某國有雞場的種雞。一次經理向他請示:是不是給場長送四五千塊錢,別人進雞一隻4元,他們要6元,每進1萬隻,就要多出2萬多塊。孫大午眼睛一瞪:「我寧肯多花錢,也絕不送禮,可以正大光明地討價還價,但不要貪這樣的便宜。」

孫大午把企業的經營之道總結為三種:黃道、黑道與正道。黃道,是胡雪岩的生意經,靠政府吃飯,和官員勾結,送回扣,行賄賂;黑道,生產假冒偽劣,坑蒙拐騙,逃稅漏稅。

孫大午提倡走正道:正道看起來最笨,但清清白白,雖艱險但終是坦途。

中國管理科學院農村所研究員姚監複,十多年前就和孫大午有了交往,他有句評價:「孫大午是個一面派,從不兩面逢迎。」

孫大午遇到他喜歡的學者,讚揚話一般只一句:「你的課我聽完了。」

一個細節證明了他的軍人作風。一次他和某地稅局打官司,該局一個官員涉嫌打擊報復,他先讓人把控告信送到對方手中過目,然後再向有關方面寄發。

不相容的代價

正如孫大午一位朋友的預言:「大午,你跟別人都不一樣,你跟現實社會『不相容』的。」現實果然殘酷,事後讓孫大午栽大跟頭的資金問題,就是例子。

企業要發展,最重要是資金。這些年來,孫大午年年申請貸款,年年落空。1993年,大午集團還是一家小型飼料廠,想投資100多萬元購買一套現代化的生產設備,求助銀行,被拒。1995年,孫大午申請50萬元貸款辦農民技校,還是貸不到。

近20年來,大午集團只拿過因為榮譽而特批的兩筆政府扶持性貸款。一次是1995年大午集團被國家工商總局評為全國最大的500家私營企業之一,河北省農業銀行貸了250萬元;一次是1996年孫大午被評為全省「養雞狀元」,農行再給了180萬元。其他貸款就難上加難。

2000年,他想籌建一個1000畝的葡萄園,1200萬元的投資,需貸款600萬元。在連續貸款未果的情況下,孫大午被逼無奈,終於聽了勸告,送了1萬元給某銀行行長。不知是否嫌錢少,錢收了,貸款沒下來。孫大午大怒,非要把錢要回來,最後索回了6000多元。

從此,大午集團與當地銀行完全斷絕了關係。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當地另一家民營企業發展迅速,近年來年產值已達到數億元。據瞭解,該公司從當地銀行的貸款已有3億元之多。

無奈中,孫大午在向律師諮詢後,轉而向公司職工和周圍農戶借款。但他沒有想到,律師認為是合法的「民間借貸」行為,卻讓他背上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罪名。他曾想小心翼翼避開的雷區,卻終不能得免。

和孫大午有類似遭遇的不在少數。孫大午被抓後,山東、貴州等地有9家企業打來電話,關注孫大午的審判結果,他們的企業領導人也都因同樣罪名而正遭羈押。

說,還是不說

如果是一個「聰明」人,也許會「退思己過」,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最後變得「成熟」了,與這個格外現實的世界妥協。但倔強的孫大午卻堅持要從另一翼尋找答案:是我自己錯了,還是現實錯了?

他不僅去思考,有的時候還把思考的結果拿出來說。

就以大午集團遭遇的稅收官司為例。《稅收徵收管理法》規定:在稅務機關限定的時間內不如期完稅,沒有覆議的資格,不經稅務機關覆議無權打行政官司。因此,對於孫大午打官司的要求,法院根本不管,至於稅本身該不該繳的問題,法院更不理睬。孫大午的幾十萬元資金就這樣白白被劃走,而沒有任何說法。

《銀行法》規定,經人民銀行批准實繳資本5000萬以上可以開辦農村合作商業銀行,擁有兩個億資金者可以開辦私人銀行,可是不允許農村開辦錢戶、錢莊。「在農村誰有兩個億資金?誰又願意實繳5000萬去集體『合作』?這些條文限制的是農村的金融流通,束縛的是正常的民間借貸。」孫大午評論說。

「但在全國十幾萬億存款中,農村也就占了兩三萬個億,即使這些都返回農村,放開農村的金融市場,又能給國家帶來什麼樣的混亂?其實根本動搖不了國家金融命脈,可能傷害到金融部門的利益。」

他認為,類似問題在工商、稅務、畜牧、衛生、水利等部門法規中都程度不同的存在著。

形成這些見解後,他開始和一些學界人士交往。今年三四月間,他借在北京大學、中國農業大學演講之機,公開宣講他的觀點。這些演講文章又流傳到了網上,在學術界造成不小影響。

孫大午的朋友為他擔心,因為很少人會像他一樣把核心的觀點揮擲出來,有些事實,一旦被揭開,是會讓有些人害怕的。他在文章中現身說法,把那麼多矛盾一鍋端出來,自然要得罪某些部門和某些人了。有句粗話講:屎不挑不臭,孫大午一下就把這團矛盾捅破了,犯了大忌。

也有人認為他實在「沒必要」,他是企業家,盡可以悶頭賺錢,不該攪和到學術界去,即使有所思索,也不該公之於眾,最後拿個人產業賭博。

潛規則的破壞者

吳思在他的《潛規則》一書中說得很明白,官場上的事,只要弄清楚了背後的潛規則,順時應變,那麼困難就迎刃而解。

但孫大午不吃這一套,他的說法是,身正不怕影子歪。更讓當地一些部門頭疼的是,這個孫老闆很認死理———出了糾紛不是喝酒擺平,而是鬧上法庭。

首先他得罪了「土地爺」。大午集團是從100多畝「憋悶疙瘩」發展起來的,企業稍有起色,當地的鎮土地所就過來了,說大午違法占地,要罰款1萬元。孫大午覺得委屈,沒給。然後縣裡出面,說要罰5萬元。最後市土地局把罰款追加到10萬。孫大午還是不服:「《土地法》1987年生效,我是1985年占地,怎麼會是非法占地?」

對方來個幾十輛車,要把大午集團推平。「不要說你建養豬廠、養雞廠,就是在山坡上搭個牛棚、壘個羊圈都得經土地部門審批,否則就是違法!」孫大午就把當地土地部門告上法庭。

孫大午接著得罪了當地工商部門。大午集團曾生產按摩器,在石家莊上市。有一天他們突然接到一紙工商處罰通知:大午集團假冒大午商標非法銷售大午產品。

孫大午納悶了:「大午」是我的名字,大午集團是我註冊的,怎麼會大午集團假冒大午商標非法銷售大午產品?

但對方說大午的商標沒有發公告,所以罰款5萬元。孫大午更覺冤枉了:根據商標法,3個月申報、3個月審查、3個月公告,一共是9個月,公告該由你發出,我已經申報了18個月了,我有什麼責任?

只好又打官司,但怎麼都打不贏。官司拖了一年,最後孫大午講和:我孫大午有眼無珠,多有冒犯,罰5萬我認了。

孫大午和當地稅務局也有過一場「烏龍」官司。孫大午接到一個莫名其妙的納稅通知單,限大午集團3天內納稅138萬元。他一直守法經營,去問為什麼,當地稅務局回答:你先納了稅再說。孫大午沒有執行這個「通知」,3天后就被封了大午集團的帳號。

孫大午渾身有理也無處訴說,只能再告。這時對方說是核實了,只要交16萬多元,還加上20萬的滯納金。官司一打就是5年,從縣裡打到省高級人民法院。

最後事情鬧大了,有關部門終於出面調解,結果一夜間就撤了官司。但孫大午一算帳,加上被扣後再也拿不回來的錢,大午集團前後損失了100萬元。

十幾年行政官司下來,孫大午傷痕累累。有人批評他說:孫大午根本不是一個合格的企業家,一個企業除了內部機制和管理外,最重要的是外部環境。

對此,孫大午並不是不清楚,但他仍心存僥倖。今年3月的一次大學演講中,孫大午對自己企業尚能生存發展作了個悲涼的解釋:「可彰而不可學,沒有代表性,只是個死裡逃生者。」

可惜說完「死裡逃生」兩個月後,孫大午就被捕了。

 

20148月的報導《騎士孫大午》

在擬定 《拯救中國最優秀民營企業家孫大午的呼籲書》時,胡星斗躊躇了半天—孫大午的確很優秀,是否「最優秀」,偌大中國,不能輕率下結論。但,如果不使用「最」字,文章就不足以吸引人們的關注。「不得已,救人要緊,我還是希望他成為『最優秀』吧。」

那是2003年6月北京最難熬的一個夜晚。此文一經發出,如炸彈掀起網路狂瀾。「那些天只要有警車警報聲,我就情不自禁地走到窗口,看是不是來抓我的。」回憶起當年冒著風險發出呼籲書的情形,這個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說那全是因為「不忍」,「一個不願苟且,為當地百姓造福的人,居然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拘留,作為學者,不管不問,良心難安」。

2013年2月,胡星斗被孫大午以貴賓的身份邀請至河北徐水縣大午集團,「大午集團發生了很大改變,不論怎麼說,他還是一個優秀的企業家,同時是自信的思想家。」相交十多年,胡星斗始終感佩孫大午的堅忍—混跡商場,卻堅持「眾人皆濁我獨清」。青年學者郭宇寬,8年前認識孫大午後,彼此敬佩,亦有砥礪,「我們有時因觀點不同,拍桌子大吵,吵後大午照樣喊我來喝酒。」不記仇,愛思辨,「不像商人,反像有人格追求的知識份子」。

本刊記者將這些朋友的話轉述給孫大午,他沒有表態,沉默得如一口老酒缸。他習慣了掌聲,如今,也忍得了荊棘。他知道,他的耿直與不妥協,得罪過權勢人物,亦與一些朋友產生誤會和間隙。他不喜過多解釋。如今孫大午戀上微博,退隱經營幕後,殷勤地在微博上編織著自己的思想短章,批評的鋒芒間或逼人目光。

私人治理的王法

以1000只雞和50頭豬發展起來的大午集團,坐落于河北省徐水縣高林村鎮郎五莊村一片荒廢的果園上。企業由小到大的發展過程中,「投毒,放火,毀機器,毒打,暗殺,綁架都經歷了」。2003年5月29日 ,億萬富豪、董事長孫大午被當地以非法集資的罪名收押。

這個喜歡歷史、熱衷與學者交遊的企業家,出事前常為中國農民的前途命運憂心忡忡。他在北京大學演講,直言農村有八座「大山」。秦暉、茅於軾、秋風、陳志武……他敢將這麼多知名知識份子稱為朋友,這在中國企業家中也為數不多。秋風在孫大午入獄時就稱他是一個“有公共精神的企業家”,一場突如其來的牢獄之災,讓孫大午受到全社會矚目,引發了一場大討論,並促成了私有財產入憲。

而現在,孫大午正汲汲於在企業內部創制「私企立憲制」。當年企業臨危,孫大午25歲的長子孫萌接替了父親的董事長一職,當時剛從河北農大機電系畢業不久的孫萌,純粹成了一個維持會長,並受到元老的反對,這讓出獄後的孫大午不得不重視企業接班人的選拔問題。

「唐代的三省六部制給我了很大的啟示。唐太宗胸懷並不大,他能把他的哥哥弟弟都殺了,他怎麼不想殺魏征?是殺不了啊。因為唐代已有非常成熟的三省六部制,就說皇帝要殺個大臣他得發佈命令,命令是中書省起草,門下省審議,尚書省去執行,尚書省分兵部刑部,刑部去審。他有一個完整的制度。不是皇帝說句話說把你殺了就殺了。三省六部制,就是一種分權確許可權權的制度。」孫大午如此向記者講述自己創制「私企立憲制」的心得。

「我的後代有本事,可以去競選董事長什麼的,沒本事就領取2到3倍員工平均工資的生活補貼,也能享福過一個體面的生活。」孫大午很是滿意自己設計的私企治理制度—決策權、監督權和所有權的三權制衡。這個制度基於兒子當年不能勝任董事長職責而被迫設計,十年來並非一成不變,但核心權力和利益的分享精神卻沒有變。

為什麼不進行股份制改造?「搞股份制怎麼搞?我和我妻子多少股份?兩個兒子多少?兩個弟弟多少?元老多少?」在孫大午的理解裡,企業同國家一樣,不能因為個人或者內部產權的問題禍起蕭牆。一旦打碎了企業的統一性和完整性,不僅僅是金錢的損失,更嚴重的是企業失去精神上的凝聚力,這樣不僅僅是繼承者,包括社會、員工所付出的代價都是昂貴的。

更為關鍵的是,孫大午認為,如果實行了股份制,大股東說了算的就要出問題。這就可能形成「有能力決策的人沒有決策權,沒有能力決策的人擁有決策權」的局面。而這些,正是孫大午最為擔心的。在私企立憲制下,大午集團近十年來,進董事會的人,不再只是家族子弟,或者企業高管,還有普通的員工。「財權可以繼承,但是創業能力怎麼能繼承?所有人都知道這點,可誰也無法跳出來。有人說我這是君主立憲,但這種虛君制度,有幾個民營企業敢於做?這個制度,考驗的是企業家的胸懷。」

孫萌十年前,在孫大午身陷囹圄之時做過短暫的董事長,在2013年第五屆選舉中,又以最高票當選為董事長。相對當年的忐忑和恐懼,現在多了自信和坦然。「在家裡出事之前,我已做好了出國留學的準備。『監事長對我出國的事情不支持。他對課堂和校園的教育不認同,他認為真正地讓人成熟、成長還是在社會。』」

孫萌十年前,在孫大午身陷囹圄之時做過短暫的董事長,在2013年第五屆選舉中,又以最高票當選為董事長。相對當年的忐忑和恐懼,現在多了自信和坦然。“在家裡出事之前,我已做好了出國留學的準備。“監事長對我出國的事情不支持。他對課堂和校園的教育不認同,他認為真正地讓人成熟、成長還是在社會。”

孫大午在設計私企立憲制時,與他的兩個兒子商量制定了「家族內部憲法」,規定「因為法律或註冊的需要,量化的股權對外有效,對內無效,他的職位權力有效,股權是無效的」。

當時,孫萌和弟弟孫碩要簽字畫押、摁手印,被孫大午制止了,「如果這個制度對他們有好處,他們會自然繼承下去;如果對他們不好,他們可以推翻它。」父親這番話,孫萌記憶猶新。他也由非常不希望留在家族企業工作,到慢慢理解父親,開始承擔責任,適應董事長的工作角色。「第一次做董事長,覺得理所應當,沒覺得自己做董事長有什麼問題。但是後來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覺得做董事長很空。不是幫了別人,而是給別人添亂。現在看到的是,大家相處都很和諧,每個人都做得很好。這時候除了一些大的投資決策或者一些大的方向上需要我用心用力,其他方面就是看我能不能給他們提供什麼服務了。」

大午集團現在的總經理劉平,是孫大午妻子的侄女,1990年進入大午集團,做過「不安分」的雞場飼養員,那時17歲。「私企立憲制,至少在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我們會不折不扣地去執行。因為我們子公司的經理,也是從員工當中產生,選為候補董事,然後正式董事,然後選舉經理,這個大家都很有壓力。他就想,兩年這一任,我得做出點業績來,要是沒有業績,那員工怎麼選我呀?」劉平告訴本刊記者,她自身就是這個制度的受益者,「剛開始時我也懷疑,但是後來,我非常堅定地相信。」

被錢烙過的人性

2003年11月,在羈押近半年後,徐水縣地方法院判處孫大午3年有期徒刑,緩刑4年,並判處大午集團30萬元和孫大午本人10萬元罰金。就在孫大午案件宣判的第二天,聯想集團掌舵人柳傳志發給孫大午的大兒子孫萌一份親筆簽名的傳真,對孫大午境遇表示同情和支持,並鼓勵他,堅持就一定能度過難關。「當時我還在看守所,他派他的一個副總送來。柳總願意借款1300萬支持大午集團度過難關,用不了那麼多,我們最後收下1000萬。」回憶當時企業界的第一個恩人,孫大午情緒激動。「2003年年底,我去北京,在聯想控股辦公樓裡和柳總見了面。柳總很關心,問我還有什麼具體困難,我就說,『最頭疼的就是資金難題,您幫了大忙,我都不好意思再張口了。』」

第二年,大午集團就償還了聯想的借款。沒有刻意地談自己與商界教父的關係,以儒家信奉者自許的孫大午在內心深處,也許相信君子之交淡如水。這種淡,看似沒有豪邁的承諾、出手的闊綽。「他經歷了權力的冷酷打擊,但在內心深處,他是極度自信的,他飽讀各類書籍,企業經營本來風生水起,他有資本內心驕傲。獨立人格,讓他對各種刻意為之的行為,都保持警惕態度。這也容易讓人感覺他時而有情,時而不那麼溫情。」一位熟悉孫的朋友這樣解釋他眼中的孫大午。

在大午城採訪,記者轉悠到一處香火繚繞的處所,孫大午說那叫三聖殿。一個具有自由精神的企業家,以此地棲息自己的精神?孫大午坦然解釋:「建這是個信仰問題嘛,因為我母親信佛,我父親通道,我信儒,中國的傳統信仰,我們家齊全了,所以我就想建一個三聖殿。」在他看來,這是侍奉父母和照顧自己的一種方式,再正常不過。三種信仰同處一室,孫大午覺得自然而然,「中國儒釋道是相通的嘛」。在信仰這類精神問題上表現出來的圓融,並沒有體現在孫大午的物質生活中。

錢,在某些方面,是衡量人情和人性的試金石。孫大午認識京城一位元自稱家境殷實的朋友,以兄弟相待,然而,一筆很清楚的旅遊培訓費,被這位朋友橫插一刀。即使孫的秘書把問題說破,對方也不認可。事情陷入僵局。那段時間,孫大午極度傷神,「我以他為最忠實的朋友,可是我連他都會失去,這究竟是不是我的悲哀?你們不相信他做的事情,我覺得他自己都不會相信!同窗曰朋,同志曰友,他究竟亦朋亦友,還是朋而不友?」

億萬富豪的大名在外,樂善好施的美名已成招牌,於是向他化緣的組織與個人也接踵而至。開始時,孫大午統統安排見面。「因為2003年的風波,幫我的人很多,總覺得自己欠社會太多。」孫大午說。對那些年輕的創業者,孫大午和對方商量,能否先與大午集團合作,賣大午集團的熟食,「先跑跑業務鍛煉鍛煉?」年輕人往往大失所望。

對那些生計無著妻離子散、追求理想的中老年人,孫大午也是耐著性子聽他們不著邊際地高談闊論一通,無奈地囑咐秘書,送一個月生活費,「送他們走人」。大午集團秘書處副處長紀偉聯見識了不少這樣的場景,「往來多了,也見識了不少世道人心。」

有的朋友生氣地說:「孫大午說大話,使小錢,不像個男人!」孫大午說他開始聽了,覺得委屈,後來習慣了,「巴菲特還被人罵鐵公雞呢」。

摧折不了的公牛”

在學者郭宇寬看來,孫大午也是特別愛「擺譜」的一個人。「每到逢年過節,就在他大午城,請來很多演出隊,在戲臺子上表演節目,還請當地的鄉親們也來自娛自樂,他給大家發獎品。而且他也愛擺流水席,經常有各路友人,在他莊上大魚大肉吃得口滑。」

「不避諱別人把他當有錢人,而且特別樂意把財富給他們帶來的快樂和別人分享,他們招待大家吃喝,其實自己沒吃多少,這樣反而讓他們更加快樂。這就像孟子見梁惠王說的『獨樂樂,與眾人樂樂,孰樂?』郭宇寬理解這個上世紀80年代從鄉鎮崛起的企業家的苦樂與惆悵。」

「他是一個講正氣的儒商,他有自己獨立的人格追求。他說『均貧富難,等貴賤可』,財產收入的差距很難避免,不能刻意去均,企業、社會都不能搞平均主義,但每個公民的人格不分貴賤都是平等的,應該追究實踐。」郭宇寬說,孫大午的坦率,甚至超出了人們對商人的傳統理解,「他的每個行為背後,都有自己的邏輯。」「當然他性格強悍,豪邁,容易得罪人。碰到不公平的事情,別人是捏著鼻子認了,他就是咽不下氣。」

2012年初,孫大午給郭宇寬講過自己一件煩惱事。在他剛剛創業的時候,出於綠化的需要,在其企業廠房周邊種了許多楊樹。現在十幾二十年過去了,這些楊樹都已經成材了。楊樹的特點是壽命較短,只有二三十年,如果成材之後不及時砍伐,就容易空心、腐爛,因此為了能騰出空地種新樹,孫大午就將周邊的楊樹砍伐了一批。

結果當地的林業局就找上門來。孫大午就給搞糊塗了,說我在自己的地方種樹,樹長成了之後自己砍,怎麼還要跟你們打招呼呢?林業局的人說,按照現行林業法規定,除非是農民在自己院子裡種的樹,其他樹木如需砍伐都需要向林業部門打報告,申請砍伐許可證,要不就是屬於盜砍盜伐。「這把孫大午給氣壞了,還是他太太勸他說,你年紀也不小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賠點錢算了吧。於是孫大午交了幾千元罰款,事情才算過去了。」這事讓孫大午很是不爽,而且越想越覺得不爽,那段時間逢人就說,覺得自己非常憋屈。

這種憋屈的感覺,孫萌感受頗深,「我從五六歲看父母創業,非常辛苦,非常堅持。又堅持、又辛苦又不能完全地表達。當時就是陷入了一個風險,這種風險來自被別人欺負,甚至被別人破壞。」

2003年,出看守所的第3天,縣委書記宴請孫大午。孫大午帶著孫萌赴宴。出席人員囊括當地參與訴訟的各級部門一把手。書記端起酒杯稱為孫大午「壓驚」,同時提出三點希望:一、正確對待這場訴訟;二、希望正確對待參加訴訟的單位和個人;三、回去以後把企業繼續做好,儘量少接觸媒體。

孫大午隨即表態:「請領導放心,前兩條我能做到,但第三條我做不到。我不能不接觸媒體,因為媒體給了我很多的同情和支持,我感謝他們。但我可以不談案子本身,多談企業,請書記放心。」

「2003年的牢獄之災,肯定刺激了他。他開始學著與權力保持相敬如賓的關係。」郭宇寬說。不在管理一線忙碌,熱愛歷史的孫大午開始研究當地文化。2008年9月,在徐水縣政府支持下,孫大午牽頭成立徐水釜山文化研究會,擔任會長,研究「黃帝合符」,追尋炎黃子孫的起源。大午集團投資二百多萬,並將研究成果編輯出書。見到成果,徐水縣劃撥二十多萬研究經費,將之前被破壞的釜山保護起來。「當然,這樣對當地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一位不願具名的企業家如是說。

雙方「化干戈為玉帛」後,關係看上去日益「親密」,沒有什麼疙瘩。實際上,孫大午沒有迷糊,始終很清醒。他曾經告訴別人,「即使人家和我稱兄道弟,我心裡也很清醒,這種意識,這種官民差別是很大。這是永遠的!」

這種清醒,于孫大午的性格而言,是一以貫之的。只不過,以前的清醒,是公牛闖進瓷器店,不服潛規則,亂相頻出;現在的清醒,是不卑不亢。特別較真,從來不服輸。在兒子孫萌看來,父親的性格真的很難改變,「要說變化,也不是一點變化都沒有。但是骨子裡那種性格、精神,應該說是沒什麼變化。尤其是在認准了一件事情。除非是撞了南牆,不撞南牆他不會服輸。撞了南牆也不會服輸。」

 

來源:新頂尖悅讀

——轉自新世紀(20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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