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聽證會：天安門30周年：審視中國鎮壓的演變

（由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和湯姆∙蘭托斯人權委員會主持）

中國人權新聞和媒體主任徐美玲的證詞

2019年6月4日

（證詞原文為英文，中文由中國人權翻譯）

麥戈文主席、聯合主席魯比奧、史密斯和國會議員們：

感謝您們給我機會在這次重要而及時的聽證會上作證。

在中國當局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和其他許多地點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的「六四」事件30周年之際，我們很榮幸能夠為「天安門母親」這個由「六四」難屬和倖存者所組成的群體所做的非凡努力發出聲音。三十年來，他們一直與國家強制的失憶症作鬥爭，持續不斷地收集證據，以追究殺人者無法逃避的罪責。他們不懼騷擾、監視和報復威脅，共查明並記錄了202名遇難者，並盡可能地對家屬和目擊者進行詳盡採訪，彙集了大量對受難者犯罪的事實。

自1999年以來，中國人權一直努力支持「天安門母親」正義的要求，向國際社會傳播他們每年的公開信和收集的資訊。今年，在「六四」30周年之際，除了發表他們的文章（後面附上此文並請求存入記錄），我們還把呼籲的重點集中在我們「拒絕遺忘」項目上。該專案是根據「天安門母親」群體所收集的資料製作而成，包括採訪、文章、視頻和照片，講述死難者的故事，他們生前的生活、死亡過程以及給家人造成的影響。該項目旨在突顯中國政府暴行造成巨大的生命代價，以及該群體拒絕接受當局對這個悲劇性事件所實施的的強迫失憶症；它不僅是對中國人民，而且對全人類都是悲劇性事件。

 「天安門母親」群體以道德悲憤的力量、相互支持和堅韌不拔的精神完成了這項工作，為親人尋求正義。這個群體是從丁子霖開始的——她的兒子、17歲的高中生蔣捷連於6月3日晚被槍殺。她聯繫上了另一位母親張先玲——她19歲的兒子王楠于6月4日淩晨被槍殺。幾個月後，在王楠的骨灰盒上發現一張紙條——留紙條的尤維潔女士的丈夫楊明湖在大屠殺中被槍殺。

但是，查找死難者並不容易——有些死難者的名字是作為「小道消息」傳到「天安門母親」早期成員耳中的，有的是用紙條送來的，有的是大學員工提供的線索。有時提供受難者及其家屬資料的人甚至不敢表明身份。有時還會遇到受難者家屬乾脆不想被找到——也許是出於恐懼。有時即使「天安門母親」成員設法找到了受難者家屬，但後者兩三年後才決定與「天安門母親」進行聯繫並敞開心扉交談。

雖然有些家庭在北京，但其他許多家庭遠離首都，有些甚至在偏遠的道路不通的山區。 有些父母不識字，務農為生。 一個令人心碎的事實很快浮現出來：來自於貧困家庭的遇難者幾乎都是其家庭中最有希望的孩子，是其家庭唯一能負擔得起送到北京上大學的孩子，他們的死亡讓整個家庭對未來更好生活的希望完全破滅。

正是從這些挖掘出來的材料中，世界才得以瞭解受害者是如何被殺害的：他們在戒嚴部隊任意朝人群開槍時遭射殺；他們被追趕躲進小巷後仍遭軍人從背後射殺；他們中彈後又被用刺刀刺殺；他們離開天安門廣場後被從後面追來的坦克碾壓；他們站在路邊等待過馬路時被軍用卡車衝撞。許多人是當場死亡的，有些人被送到醫院時還有呼吸，但醫生卻奉命只救當兵的。到醫院認領親人屍體的家屬被告知趕快把屍體運走，晚了軍隊就會來毀屍滅跡；一些屍體被戒嚴部隊草草埋在一所中學前的草坪裡——也是為了消滅證據。甚至死者的骨灰也遭到殘酷對待：在三年存放期到期後，許多家庭被骨灰存放處告知，當局不許其再為受難者辦理續期手續。

自1995年以來，「天安門母親」群體一直呼籲中國領導人與他們進行公開對話，回應其三個基本訴求：真相、問責和賠償。中國政府從未對其訴求做出任何回應。 相反，當局卻試圖通過對個別家庭給予生活補助的誘惑來分裂該群體，而且還將該群體成員視為犯罪嫌疑人對待：每年在所謂的「敏感」時期，例如在「六四」周年紀念日之前，他們就受到監視，電話被竊聽；被跟蹤；被迫離開北京去「度假」。

幾天前，我們收到一個「天安門母親」成員發來的消息，她說，翻牆看了我們「拒絕遺忘」的網站後，讓她感受到外部世界的人們是如何紀念「六四」的。她說：「看了裡面的內容，難屬的故事，心裡真的很難過。想想國外紀念六四慘案三十周年的有各種各樣形式的紀念活動，在國內一片死水一般，我們被監控著。」

中國政府如何能逃脫殺戮的追責？難道沒有國際社會的共謀？太多的外國政府對此視而不見，接受了天安門事件後的討價還價，接受在一個文明世界中不可接受的東西，為的是換取進入中國龐大的消費和勞力市場。各國政府和外國公司一廂情願地相信：中國日益融入國際社會將有助於其實現民主化並按照國際規則出牌。但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並將繼續看到的那樣：情況恰恰相反。

國際社會不追究中國政府「六四」鎮壓的罪行，使中國領導人更加大膽地繼續和完善其鎮壓模式，以此來封殺政府不願聽到的各種聲音。最近幾年的例子非常清楚：通過監禁、身心折磨和對家人進行威脅來破壞整個維權律師和活動人士群體；監禁宣導改革和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直至其悲慘死去；甚至在外國領土上直接綁架外國公民；打壓知識份子令其沉默；繼續壓制西藏人民的文化和宗教；在新疆，100多萬少數民族穆斯林在當局清除其文化和宗教的運動中被拘禁。簡而言之，中國過去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不受懲罰，已經並將繼續使今日中國踐踏人權變本加厲。

由於中國政府積累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它正積極嘗試輸出自己的發展和人權模式——與普世價值觀相悖的所謂「中國特色」的人權標準。事實上，它正在加緊努力，不僅要改寫國際社會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教訓而制定的國際人權準則和規範，而且還好戰地蔑視由國際社會制定的其不喜歡的貿易規則，竊取高科技為其監視和控制網路空間服務。

「天安門母親」所表現出的勇氣是引領國際社會的力量，也是我們所有人做出更多努力來對抗專制政權、要求伸張正義的動力。

在這個周年紀念日，我們對由麥戈文主席提出、眾議院通過的第393號決議以及這次聽證會發出的聲援資訊感到鼓舞，即美國政府不會允許強制健忘使真相沉默，即美國支持「天安門母親」要求真相、問責和賠償的抗爭。

我們上周從「天安門母親」一名成員那裡收到的信有這麼一句話，突出顯示了一種我們不應忽視的影響力。她說：「聽說北京就有一百多人在此期間必須離開北京，可見政府有多怕民間揭開六四慘案蓋子的力量。」

國際社會在支援受到攻擊的中國民間社會行動者方面可發揮重要作用。每個人都可以立即採取的行動就是，在我們的「拒絕遺忘」專題網站的「行動起來」頁面為「天安門母親」留言——我們會轉給「天安門母親」。對於那些被困在專制中國監獄內的人來說，來自外部的每一條資訊，無論是給他們群體的，還是給成員個人的，還是給受難者的，都將成為他們力量的源泉。

最後，我想以這一段話做為結束——2010年10月10日，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到獄中探望他時，告訴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她後來對媒體說：他哭了，並說這個獎是給所有八九天安門亡靈的。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