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听证会：天安门30周年：审视中国镇压的演变

美国国会听证会：天安门30周年：审视中国镇压的演变

（由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和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主持）

中国人权新闻和媒体主任徐美玲的证词

2019年6月4日

（证词原文为英文，中文由中国人权翻译）

麦戈文主席、联合主席鲁比奥、史密斯和国会议员们：

感谢您们给我机会在这次重要而及时的听证会上作证。

在中国当局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其他许多地点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六四”事件30周年之际，我们很荣幸能够为“天安门母亲”这个由“六四”难属和幸存者所组成的群体所做的非凡努力发出声音。三十年来，他们一直与国家强制的失忆症作斗争，持续不断地收集证据，以追究杀人者无法逃避的罪责。他们不惧骚扰、监视和报复威胁，共查明并记录了202名遇难者，并尽可能地对家属和目击者进行详尽采访，汇集了大量对受难者犯罪的事实。

自1999年以来，中国人权一直努力支持“天安门母亲”正义的要求，向国际社会传播他们每年的公开信和收集的信息。今年，在“六四”30周年之际，除了发表他们的文章（后面附上此文并请求存入记录），我们还把呼吁的重点集中在我们“拒绝遗忘”项目上。该项目是根据“天安门母亲”群体所收集的资料制作而成，包括采访、文章、视频和照片，讲述死难者的故事，他们生前的生活、死亡过程以及给家人造成的影响。该项目旨在突显中国政府暴行造成巨大的生命代价，以及该群体拒绝接受当局对这个悲剧性事件所实施的的强迫失忆症；它不仅是对中国人民，而且对全人类都是悲剧性事件。

 “天安门母亲”群体以道德悲愤的力量、相互支持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完成了这项工作，为亲人寻求正义。这个群体是从丁子霖开始的——她的儿子、17岁的高中生蒋捷连于6月3日晚被枪杀。她联系上了另一位母亲张先玲——她19岁的儿子王楠于6月4日凌晨被枪杀。几个月后，在王楠的骨灰盒上发现一张纸条——留纸条的尤维洁女士的丈夫杨明湖在大屠杀中被枪杀。

但是，查找死难者并不容易——有些死难者的名字是作为“小道消息”传到“天安门母亲”早期成员耳中的，有的是用纸条送来的，有的是大学员工提供的线索。有时提供受难者及其家属资料的人甚至不敢表明身份。有时还会遇到受难者家属干脆不想被找到——也许是出于恐惧。有时即使“天安门母亲”成员设法找到了受难者家属，但后者两三年后才决定与“天安门母亲”进行联系并敞开心扉交谈。

虽然有些家庭在北京，但其他许多家庭远离首都，有些甚至在偏远的道路不通的山区。 有些父母不识字，务农为生。 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很快浮现出来：来自于贫困家庭的遇难者几乎都是其家庭中最有希望的孩子，是其家庭唯一能负担得起送到北京上大学的孩子，他们的死亡让整个家庭对未来更好生活的希望完全破灭。

正是从这些挖掘出来的材料中，世界才得以了解受害者是如何被杀害的：他们在戒严部队任意朝人群开枪时遭射杀；他们被追赶躲进小巷后仍遭军人从背后射杀；他们中弹后又被用刺刀刺杀；他们离开天安门广场后被从后面追来的坦克碾压；他们站在路边等待过马路时被军用卡车冲撞。许多人是当场死亡的，有些人被送到医院时还有呼吸，但医生却奉命只救当兵的。到医院认领亲人尸体的家属被告知赶快把尸体运走，晚了军队就会来毁尸灭迹；一些尸体被戒严部队草草埋在一所中学前的草坪里——也是为了消灭证据。甚至死者的骨灰也遭到残酷对待：在三年存放期到期后，许多家庭被骨灰存放处告知，当局不许其再为受难者办理续期手续。

自1995年以来，“天安门母亲”群体一直呼吁中国领导人与他们进行公开对话，回应其三个基本诉求：真相、问责和赔偿。中国政府从未对其诉求做出任何回应。 相反，当局却试图通过对个别家庭给予生活补助的诱惑来分裂该群体，而且还将该群体成员视为犯罪嫌疑人对待：每年在所谓的“敏感”时期，例如在“六四”周年纪念日之前，他们就受到监视，电话被窃听；被跟踪；被迫离开北京去“度假”。

几天前，我们收到一个“天安门母亲”成员发来的消息，她说，翻墙看了我们“拒绝遗忘”的网站后，让她感受到外部世界的人们是如何纪念“六四”的。她说：“看了里面的内容，难属的故事，心里真的很难过。想想国外纪念六四惨案三十周年的有各种各样形式的纪念活动，在国内一片死水一般，我们被监控着。”

中国政府如何能逃脱杀戮的追责？难道没有国际社会的共谋？太多的外国政府对此视而不见，接受了天安门事件后的讨价还价，接受在一个文明世界中不可接受的东西，为的是换取进入中国庞大的消费和劳力市场。各国政府和外国公司一厢情愿地相信：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将有助于其实现民主化并按照国际规则出牌。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并将继续看到的那样：情况恰恰相反。

国际社会不追究中国政府“六四”镇压的罪行，使中国领导人更加大胆地继续和完善其镇压模式，以此来封杀政府不愿听到的各种声音。最近几年的例子非常清楚：通过监禁、身心折磨和对家人进行威胁来破坏整个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群体；监禁倡导改革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直至其悲惨死去；甚至在外国领土上直接绑架外国公民；打压知识分子令其沉默；继续压制西藏人民的文化和宗教；在新疆，100多万少数民族穆斯林在当局清除其文化和宗教的运动中被拘禁。简而言之，中国过去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受惩罚，已经并将继续使今日中国践踏人权变本加厉。

由于中国政府积累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它正积极尝试输出自己的发展和人权模式——与普世价值观相悖的所谓“中国特色”的人权标准。事实上，它正在加紧努力，不仅要改写国际社会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教训而制定的国际人权准则和规范，而且还好战地蔑视由国际社会制定的其不喜欢的贸易规则，窃取高科技为其监视和控制网络空间服务。

“天安门母亲”所表现出的勇气是引领国际社会的力量，也是我们所有人做出更多努力来对抗专制政权、要求伸张正义的动力。

在这个周年纪念日，我们对由麦戈文主席提出、众议院通过的第393号决议以及这次听证会发出的声援信息感到鼓舞，即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强制健忘使真相沉默，即美国支持“天安门母亲”要求真相、问责和赔偿的抗争。

我们上周从“天安门母亲”一名成员那里收到的信有这么一句话，突出显示了一种我们不应忽视的影响力。她说：“听说北京就有一百多人在此期间必须离开北京，可见政府有多怕民间揭开六四惨案盖子的力量。”

国际社会在支持受到攻击的中国民间社会行动者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每个人都可以立即采取的行动就是，在我们的“拒绝遗忘”专题网站的“行动起来”页面为“天安门母亲”留言——我们会转给“天安门母亲”。对于那些被困在专制中国监狱内的人来说，来自外部的每一条信息，无论是给他们群体的，还是给成员个人的，还是给受难者的，都将成为他们力量的源泉。

最后，我想以这一段话做为结束——2010年10月10日，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到狱中探望他时，告诉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她后来对媒体说：他哭了，并说这个奖是给所有八九天安门亡灵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