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在香港的目擊者

儘管今天是抗議以來的第56天，但好像已經過了數月了。香港已經在向好的方向改變。

我一直在想1989年天安門廣場學生抗議的場景，以及如果是在那裡的一名學生會是什麼樣的感覺。當時我才八歲，與我的父母一起住在加拿大。那是他們第一次讓我晚上熬夜看電視。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在記錄這些抗議——抗議展開時，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時，以及之後在6月3日晚至4日坦克開進時。作為孩子，當時雖然並不太懂，但那種恐懼感我卻仍然記得。

這是我第七年在香港的大學裡教書。我在文學院任教，我認為我的學生們大多具有理想主義的​​特徵，但同時帶有務實主義的強烈傾向。我經常被問這個問題——你的學生們是什麼樣的？隨著歲月的增加，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變得越來越深刻和復雜。當我成為一個更有經驗的老師，對香港的了解越來越多，以及學會把這個城市稱作自己的家的時候，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改變了。既然我的女兒是香港公民，她長大後要在香港上學，要融入當地文化，也要遵守政府制度，我的優先選擇也改變了。現在，此時此刻，我比過去任何時候更能看見香港在這56天之後在向好的方向改變。

我觀察我的學生們在過去這一周裡不同階段的變化，我感到很自豪。在我的課上我看見他們——90%的出勤率，因為他們有責任要上課；課後他們再回去參加抗議。在他們組織的師生委員會會議中，他們焦慮地諮詢我們關於為同學錄​​製課堂講課視頻的事宜。我發現在我的學生中，占前10%的學生們，對組織這個活動最積極：他們禮貌地寫郵件給我，要求准許他們對我的課進行罷課；他們藉用卜·戴倫、音樂劇“悲慘世界”以及約翰·連儂的歌詞和歌曲來強化他們的宣傳；他們建立瞭如“並肩上：佔領打氣機”這樣的社交媒體平台來張貼世界各地發來的支持信息，包括最近來自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的信息：“一個沒有圍牆的世界可以在平靜但在不斷的努力中建造起來——不失心靈地不斷地歌唱，不斷地講述一個更好、更自由的世界要到來的故事。”我感受到新一代的香港人終於把香港稱為是他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