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今天是抗议以来的第56天，但好像已经过了数月了。香港已经在向好的方向改变。

我一直在想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的场景，以及如果是在那里的一名学生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时我才八岁，与我的父母一起住在加拿大。那是他们第一次让我晚上熬夜看电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记录这些抗议——抗议展开时，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时，以及之后在6月3日晚至4日坦克开进时。作为孩子，当时虽然并不太懂，但那种恐惧感我却仍然记得。

这是我第七年在香港的大学里教书。我在文学院任教，我认为我的学生们大多具有理想主义的特征，但同时带有务实主义的强烈倾向。我经常被问这个问题——你的学生们是什么样的？随着岁月的增加，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变得越来越深刻和复杂。当我成为一个更有经验的老师，对香港的了解越来越多，以及学会把这个城市称作自己的家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改变了。既然我的女儿是香港公民，她长大后要在香港上学，要融入当地文化，也要遵守政府制度，我的优先选择也改变了。现在，此时此刻，我比过去任何时候更能看见香港在这56天之后在向好的方向改变。

我观察我的学生们在过去这一周里不同阶段的变化，我感到很自豪。在我的课上我看见他们——90%的出勤率，因为他们有责任要上课；课后他们再回去参加抗议。在他们组织的师生委员会会议中，他们焦虑地咨询我们关于为同学录制课堂讲课视频的事宜。我发现在我的学生中，占前10%的学生们，对组织这个活动最积极：他们礼貌地写邮件给我，要求准许他们对我的课进行罢课；他们借用鲍勃·迪伦、音乐剧“悲惨世界”以及约翰·列侬的歌词和歌曲来强化他们的宣传；他们建立了如“并肩上：占领打气机”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来张贴世界各地发来的支持信息，包括最近来自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的信息：“一个没有围墙的世界可以在平静但在不断的努力中建造起来——不失心灵地不断地歌唱，不断地讲述一个更好、更自由的世界要到来的故事。”我感受到新一代的香港人终于把香港称为是他们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