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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在香港的目击者

2014年11月19日

尽管今天是抗议以来的第56天,但好像已经过了数月了。香港已经在向好的方向改变。

我一直在想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的场景,以及如果是在那里的一名学生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时我才八岁,与我的父母一起住在加拿大。那是他们第一次让我晚上熬夜看电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记录这些抗议——抗议展开时,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时,以及之后在6月3日晚至4日坦克开进时。作为孩子,当时虽然并不太懂,但那种恐惧感我却仍然记得。

这是我第七年在香港的大学里教书。我在文学院任教,我认为我的学生们大多具有理想主义的特征,但同时带有务实主义的强烈倾向。我经常被问这个问题——你的学生们是什么样的?随着岁月的增加,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变得越来越深刻和复杂。当我成为一个更有经验的老师,对香港的了解越来越多,以及学会把这个城市称作自己的家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改变了。既然我的女儿是香港公民,她长大后要在香港上学,要融入当地文化,也要遵守政府制度,我的优先选择也改变了。现在,此时此刻,我比过去任何时候更能看见香港在这56天之后在向好的方向改变。

我观察我的学生们在过去这一周里不同阶段的变化,我感到很自豪。在我的课上我看见他们——90%的出勤率,因为他们有责任要上课;课后他们再回去参加抗议。在他们组织的师生委员会会议中,他们焦虑地咨询我们关于为同学录制课堂讲课视频的事宜。我发现在我的学生中,占前10%的学生们,对组织这个活动最积极:他们礼貌地写邮件给我,要求准许他们对我的课进行罢课;他们借用鲍勃·迪伦、音乐剧“悲惨世界”以及约翰·列侬的歌词和歌曲来强化他们的宣传;他们建立了如“并肩上:占领打气机”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来张贴世界各地发来的支持信息,包括最近来自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的信息:“一个没有围墙的世界可以在平静但在不断的努力中建造起来——不失心灵地不断地歌唱,不断地讲述一个更好、更自由的世界要到来的故事。”我感受到新一代的香港人终于把香港称为是他们自己的。

李林嘉敏 (Melissa Karmen Lee)

李林嘉敏(Melissa Karmen Lee)是香港中文大学英语系讲师。

李林嘉敏发表过关于流散文学和视觉艺术的文章,包括在亚洲太平洋通讯杂志(约翰 • 本杰明出版社,2011年)上发表的“流散文学:政治身份和语言”和在《款待业与社会研究》期刊(Intellect Journals,2013)上发表的“新美洲的囚禁与款待”。

她曾作为特邀主讲人参加许多小组会谈和会议,包括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举办的“女性艺术家”(2013年),以及费城安迪•沃霍尔基金会/创意之都举办的“艺术作家会谈”(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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