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出身贫寒，父母以捡破烂为生。辞职下海后，夫妻俩以养鸡起家，他的企业大午集团集一度拥有16个厂和一所学校，年产值过亿。他自称是一个坚定的“人民公社”的信仰者，在企业内实行“乌托邦”的实验。职工和村民每月只用1元，便可享受合作医疗。

11月11日，据保定市公安局官方微信消息，经侦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孙大午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2020年11月11日，公安机关依法对孙大午等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

是的，你没看错，一个企业家，涉嫌“破坏生产经营”。按照草民的理解，就是一个老板，脑子进水了，破坏自己公司的生产经营，还违法了。至于寻衅滋事，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罪名。

据公开资料显示，孙大午初中毕业后曾待过山西临汾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与徐水区农行，这两个经历让他发现农牧业可以发展经营。1985年孙大午创立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以一千只鸡与五十头猪起家。担任董事长期间，孙大午自学不缀，并于1996年6月获颁河北省养鸡状元荣誉。

1995年，大午集团已经成为中国五百大私营企业之一，孙大午也获选为保定市人大代表。

1996年8月，当选保定市禽蛋产业联合会的理事长。

2001年，孙大午除了大午集团董事长外，亦兼任大午学校校长。

2002年10月，被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聘请为高级研究员。

另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消息，2003年5月29日，孙大午被指向3000多户农民借款达一亿八千多万元，后被政府部门以非法集资的罪名收押，两位弟弟，大午集团副董事长孙志华与总经理孙德华和集团的财务处长也都被扣留。

最终他被徐水区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罚金10万元，大午集团同时也被判处罚金三十万元。

当时此案件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金融界对案件的定性争论也相当激烈。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这样描述：这一年，河北徐水县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因为在附近村庄搞“金融互助社”被捕，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孙大午出身贫寒，父母以捡破烂为生。辞职下海后，夫妻俩以养鸡起家，他的企业大午集团集一度拥有16个厂和一所学校，年产值过亿。他自称是一个坚定的“人民公社”的信仰者，在企业内实行“乌托邦”的实验。职工和村民每月只用1元，便可享受合作医疗。

孙大午办企业过程中，最头痛的事情是无处贷款。尽管他曾在银行工作过，但是，求贷仍然很难，他后来透露说：“好企业根本贷不出款来，怎么贷呢？大约是10％－15％的回扣”。一脑门子理想主义的孙大午也曾经为了贷款弯过一次腰，有一年，大午集团要投资一千亩的葡萄园，需要贷款600万。当时，有人即劝孙大午走走后门，孙大午被说服了，给当地信用社的领导送去了1万元，但是，1万元没办成事，孙很气愤，非要将这1万块要回来，最后要回了6000元。从此之后，孙与当地信用社彻底绝缘。为了自救，从1995年开始，孙大午想到了从亲戚那里筹钱，由大午集团出具借据，承诺给以一定的利息。这种模式后来拷贝给了大午的员工，在大午1300名员工中，共有900余名把钱借给——或者说存给了大午集团，这些员工的亲戚又带来了1000家储户，然后户户相传，储户逐渐扩大到了附近的几个村庄，最终逐渐形成了4600户的规模。

《激荡三十年》里用理性的数据和事实来解释孙大午的败局。“2000年之后，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一向被认为运营成本高且盈利性较差的乡镇市场被大面积放弃。到了孙出事的2003年,全国300多万户私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只占10％”。

2019年工程院院士增选进入第二轮的关键时刻，孙大午公开举报老熟人、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杨宁“技术剽窃”，称“十几年的心血，被他一两年迅速‘剽窃’”——而被“剽窃”的标的，就是红羽鸡产粉蛋，这一世界蛋鸡育种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技术。在此之前，杨宁教授也是大午家禽研究院的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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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主要来自南方周末。

2003年11月的报道《亿万富翁孙大午的梦和痛》

以1000只鸡和50头猪发展起来的大午集团，坐落于河北省徐水县高林村镇郎五庄村一片荒废的果园上。企业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投毒，放火，毁机器，毒打，暗杀，绑架都经历了”。2003年5月29日 ，亿万富豪、董事长孙大午被当地以非法集资的罪名收押。

这个喜欢历史、热衷与学者交游的企业家，出事前常为中国农民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他在北京大学演讲，直言农村有八座“大山”。秦晖、茅于轼、秋风、陈志武……他敢将这么多知名知识分子称为朋友，这在中国企业家中也为数不多。秋风在孙大午入狱时就称他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企业家”，一场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让孙大午受到全社会瞩目，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并促成了私有财产入宪。

2003年11月1日，在被羁押近半年后，孙大午被地方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定于是日释放。

儒家式的乌托邦之梦

1970年，孙大午当兵，一呆8年，他表现很好，两年就入了党，曾被提成营职干部。1978年，他转业回家，进了县银行部门。

1985年，郎五庄村委会对外承包土地，孙大午就鼓动妻子联合四家农户承包了这块“憋闷疙瘩”。1989年，已在县农业银行干到人事股长的孙大午辞去公职，和妻子共同创业。

18年发展至今，当年1000只鸡、50头猪的小小养殖场，发展成有1500多名职工、固定资产和年产值均过亿元的大午集团。

他常年开办免费的农民技校，已培训养殖户3000多人，学员遍布十多个省。

他办医院，被捕前还投入20多万元建成一所医院。每月只用1元，职工和村民们就能享受合作医疗，做一次包括B超、验血等在内的全套检查，只要10元钱。

他重视教育，憧憬“有教无类”的理想境界。在大午集团，除了董事长一职外，他只有一个兼职：大午中学校长。在他的罪名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300多万元”，而校园投资就达到3000多万，校园比集团办公楼要豪华，但收费却并不贵，学生一个月生活费只要100多元。他要办的是一所“平民学校”。

孙大午对于企业文化有让人奇怪的独特理解，比如他建孔庙，祭奠孔子；还曾计划投资1000万元兴建“儒家大成园”，纪念历代大儒。甚至想建一座“孔子大学”。

在有些人看来，他对儒家文化的宣扬有些超常了，例如他给职工讲《论语》，甚至将道德教化和企业管理结合起来，有职工不给父母赡养费，孙大午亲自找他谈话：要再这样，就直接从你工资里扣。不然请你离开。

他反对暴力，甚至反对学生看战争片和动作片。

他要求小学生背诵《千家诗》、《三字经》，还在全校推行“母亲颂”等活动，宣扬“孝悌”精神。

他骑摩托车轧死一只小鸡，四顾没人，他下车在死鸡下边放上两块钱，这是“慎独”。

他在大午集团办公楼上下贴满了格言：做事不虚不假，做人不欺不骗；不得一时之利，不取一时之财；讲仁讲义讲良心……

他真心地认为：做买卖和做人一样，都要心术正，仁义买卖才能长久。当年他多次考察大邱庄，大邱庄的理念是“先向钱看，再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等，他并不赞同。他的思想是：“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

孙大午在不少场合宣称：“我的梦想正在实现。”他反复说要为乡亲们打造出一个没有邪恶、没有饥馑、共同富裕的大同世界。

孙大午曾把建设大午城的构想向上级政府汇报，领导都表示支持，但“却找不到可依据的政策，因为国家提倡搞小城镇建设，只是限定在原有城镇基础上扩建”。

但也有人批评孙大午的“幼稚”，因为这个梦想过分倚靠孙大午的人格魅力，人治色彩太浓，孙大午的个人安危直接影响到企业全局。

古怪的亿万富翁

这个有严肃的道德诉求、清苦自持的富翁，在他的家乡正赢得传奇般的声誉：他有亿万家产，却没有别墅，没有专车，住在集体宿舍里。生活极其简单，爱吃玉米饼子、大葱蘸酱，在外办事往往在路边小摊填饱肚子了事。不赶名牌，不上娱乐场所。一个月只拿2000元的工资。出差去宁夏，他坐硬座。

最令人称奇的是，孙大午当了董事长后，竟然还帮工人掏过一次大粪。

“我没有一个私敌。”孙大午说。这听起来简直有些不真实，二十年风雨，被投毒、剪电线、毒打、暗杀、诬告……几乎什么事情他都经历过。

1998年，他投资160万元修了一条长达10公里的公路，直通107国道，造福了一方民众。但居然有一位基层干部因未得好处，让各村动员村民挖路。一位村支书要入干股，孙大午不答应，此人想尽办法捣乱。一次，此人让他的外甥来大午家，劈头就打，孙大午被打得头破血流，一根指骨折断。

孙大午说耶稣的故事让他感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向人们讨口水喝，有人却拿破布蘸上盐水递给他，耶稣只怜悯地望着天说：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说他也是这种心态。

孙大午说，“我要做个公众人物”，公众人物是没有隐私的，他说“我敢光着屁股在街上走一趟，因为我身上是干净的”。

在中国，“问题富豪”落马，会牵出一连串的涉案政府官员，可孙大午案却没有一个官员因之受到牵连。在中国富豪阶层普遍社会声誉不佳的背景下，孙大午的出现，某种程度上简直是个奇迹。

当然，也有人认为孙大午作为个人性格而言，太自负。当地一位县领导就讲过：孙大午是“午”字出了头，成了孙大牛。

2002年5月，首届全国“儒家文化与乡村建设研讨会”在大午集团召开，按常规该请县里领导露露脸，可孙大午竟然说：“他又不懂，请他干嘛？”后来请了一位政协副主席，刚从教育局长位上退下的，“他还懂”。

也许，这种太过求真的个性，使他无形中失去了若干也许本可不必失去的盟友，官员中也该有他的真朋友。

黄道、黑道与正道

孙大午把自己的道德观烙在大午集团的经营方式上。2000年，大午集团有机肥厂面临一个在同行看来无需斟酌的选择：南方一家公司决定常年要大午集团的产品，一次就要十个车皮，甚至货款先到。但“按惯例”，那家公司经理要每吨60元的回扣。

这是个很划算的买卖，但孙大午当场拒绝：“这样做买卖还不如妓女，表面上是在出卖商品，实际上是在出卖人品，这样的交易，最后会让企业形象和信誉都受损害。”

最后生意没有做成，那家公司的经理觉得匪夷所思。

大午公司的种禽厂，常年购买北京某国有鸡场的种鸡。一次经理向他请示：是不是给场长送四五千块钱，别人进鸡一只4元，他们要6元，每进1万只，就要多出2万多块。孙大午眼睛一瞪：“我宁肯多花钱，也绝不送礼，可以正大光明地讨价还价，但不要贪这样的便宜。”

孙大午把企业的经营之道总结为三种：黄道、黑道与正道。黄道，是胡雪岩的生意经，靠政府吃饭，和官员勾结，送回扣，行贿赂；黑道，生产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逃税漏税。

孙大午提倡走正道：正道看起来最笨，但清清白白，虽艰险但终是坦途。

中国管理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姚监复，十多年前就和孙大午有了交往，他有句评价：“孙大午是个一面派，从不两面逢迎。”

孙大午遇到他喜欢的学者，赞扬话一般只一句：“你的课我听完了。”

一个细节证明了他的军人作风。一次他和某地税局打官司，该局一个官员涉嫌打击报复，他先让人把控告信送到对方手中过目，然后再向有关方面寄发。

“不兼容”的代价

正如孙大午一位朋友的预言：“大午，你跟别人都不一样，你跟现实社会‘不兼容’的。”现实果然残酷，事后让孙大午栽大跟头的资金问题，就是例子。

企业要发展，最重要是资金。这些年来，孙大午年年申请贷款，年年落空。1993年，大午集团还是一家小型饲料厂，想投资100多万元购买一套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求助银行，被拒。1995年，孙大午申请50万元贷款办农民技校，还是贷不到。

近20年来，大午集团只拿过因为荣誉而特批的两笔政府扶持性贷款。一次是1995年大午集团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最大的500家私营企业之一，河北省农业银行贷了250万元；一次是1996年孙大午被评为全省“养鸡状元”，农行再给了180万元。其他贷款就难上加难。

2000年，他想筹建一个1000亩的葡萄园，1200万元的投资，需贷款600万元。在连续贷款未果的情况下，孙大午被逼无奈，终于听了劝告，送了1万元给某银行行长。不知是否嫌钱少，钱收了，贷款没下来。孙大午大怒，非要把钱要回来，最后索回了6000多元。

从此，大午集团与当地银行完全断绝了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当地另一家民营企业发展迅速，近年来年产值已达到数亿元。据了解，该公司从当地银行的贷款已有3亿元之多。

无奈中，孙大午在向律师咨询后，转而向公司职工和周围农户借款。但他没有想到，律师认为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却让他背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他曾想小心翼翼避开的雷区，却终不能得免。

和孙大午有类似遭遇的不在少数。孙大午被抓后，山东、贵州等地有9家企业打来电话，关注孙大午的审判结果，他们的企业领导人也都因同样罪名而正遭羁押。

说，还是不说

如果是一个“聪明”人，也许会“退思己过”，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最后变得“成熟”了，与这个格外现实的世界妥协。但倔强的孙大午却坚持要从另一翼寻找答案：是我自己错了，还是现实错了？

他不仅去思考，有的时候还把思考的结果拿出来说。

就以大午集团遭遇的税收官司为例。《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在税务机关限定的时间内不如期完税，没有复议的资格，不经税务机关复议无权打行政官司。因此，对于孙大午打官司的要求，法院根本不管，至于税本身该不该缴的问题，法院更不理睬。孙大午的几十万元资金就这样白白被划走，而没有任何说法。

《银行法》规定，经人民银行批准实缴资本5000万以上可以开办农村合作商业银行，拥有两个亿资金者可以开办私人银行，可是不允许农村开办钱户、钱庄。“在农村谁有两个亿资金？谁又愿意实缴5000万去集体‘合作’？这些条文限制的是农村的金融流通，束缚的是正常的民间借贷。”孙大午评论说。

“但在全国十几万亿存款中，农村也就占了两三万个亿，即使这些都返回农村，放开农村的金融市场，又能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混乱？其实根本动摇不了国家金融命脉，可能伤害到金融部门的利益。”

他认为，类似问题在工商、税务、畜牧、卫生、水利等部门法规中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

形成这些见解后，他开始和一些学界人士交往。今年三四月间，他借在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演讲之机，公开宣讲他的观点。这些演讲文章又流传到了网上，在学术界造成不小影响。

孙大午的朋友为他担心，因为很少人会像他一样把核心的观点挥掷出来，有些事实，一旦被揭开，是会让有些人害怕的。他在文章中现身说法，把那么多矛盾一锅端出来，自然要得罪某些部门和某些人了。有句粗话讲：屎不挑不臭，孙大午一下就把这团矛盾捅破了，犯了大忌。

也有人认为他实在“没必要”，他是企业家，尽可以闷头赚钱，不该搅和到学术界去，即使有所思索，也不该公之于众，最后拿个人产业赌博。

潜规则的破坏者

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一书中说得很明白，官场上的事，只要弄清楚了背后的潜规则，顺时应变，那么困难就迎刃而解。

但孙大午不吃这一套，他的说法是，身正不怕影子歪。更让当地一些部门头疼的是，这个孙老板很认死理———出了纠纷不是喝酒摆平，而是闹上法庭。

首先他得罪了“土地爷”。大午集团是从100多亩“憋闷疙瘩”发展起来的，企业稍有起色，当地的镇土地所就过来了，说大午违法占地，要罚款1万元。孙大午觉得委屈，没给。然后县里出面，说要罚5万元。最后市土地局把罚款追加到10万。孙大午还是不服：“《土地法》1987年生效，我是1985年占地，怎么会是非法占地？”

对方来个几十辆车，要把大午集团推平。“不要说你建养猪厂、养鸡厂，就是在山坡上搭个牛棚、垒个羊圈都得经土地部门审批，否则就是违法！”孙大午就把当地土地部门告上法庭。

孙大午接着得罪了当地工商部门。大午集团曾生产按摩器，在石家庄上市。有一天他们突然接到一纸工商处罚通知：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

孙大午纳闷了：“大午”是我的名字，大午集团是我注册的，怎么会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

但对方说大午的商标没有发公告，所以罚款5万元。孙大午更觉冤枉了：根据商标法，3个月申报、3个月审查、3个月公告，一共是9个月，公告该由你发出，我已经申报了18个月了，我有什么责任？

只好又打官司，但怎么都打不赢。官司拖了一年，最后孙大午讲和：我孙大午有眼无珠，多有冒犯，罚5万我认了。

孙大午和当地税务局也有过一场“乌龙”官司。孙大午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纳税通知单，限大午集团3天内纳税138万元。他一直守法经营，去问为什么，当地税务局回答：你先纳了税再说。孙大午没有执行这个“通知”，3天后就被封了大午集团的账号。

孙大午浑身有理也无处诉说，只能再告。这时对方说是核实了，只要交16万多元，还加上20万的滞纳金。官司一打就是5年，从县里打到省高级人民法院。

最后事情闹大了，有关部门终于出面调解，结果一夜间就撤了官司。但孙大午一算账，加上被扣后再也拿不回来的钱，大午集团前后损失了100万元。

十几年行政官司下来，孙大午伤痕累累。有人批评他说：孙大午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一个企业除了内部机制和管理外，最重要的是外部环境。

对此，孙大午并不是不清楚，但他仍心存侥幸。今年3月的一次大学演讲中，孙大午对自己企业尚能生存发展作了个悲凉的解释：“可彰而不可学，没有代表性，只是个死里逃生者。”

可惜说完“死里逃生”两个月后，孙大午就被捕了。

2014年8月的报道《骑士孙大午》

在拟定 《拯救中国最优秀民营企业家孙大午的呼吁书》时，胡星斗踌躇了半天—孙大午的确很优秀，是否“最优秀”，偌大中国，不能轻率下结论。但，如果不使用“最”字，文章就不足以吸引人们的关注。“不得已，救人要紧，我还是希望他成为‘最优秀’吧。”

那是2003年6月北京最难熬的一个夜晚。此文一经发出，如炸弹掀起网络狂澜。“那些天只要有警车警报声，我就情不自禁地走到窗口，看是不是来抓我的。”回忆起当年冒着风险发出呼吁书的情形，这个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说那全是因为“不忍”，“一个不愿苟且，为当地百姓造福的人，居然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拘留，作为学者，不管不问，良心难安”。

2013年2月，胡星斗被孙大午以贵宾的身份邀请至河北徐水县大午集团，“大午集团发生了很大改变，不论怎么说，他还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同时是自信的思想家。”相交十多年，胡星斗始终感佩孙大午的坚忍—混迹商场，却坚持“众人皆浊我独清”。青年学者郭宇宽，8年前认识孙大午后，彼此敬佩，亦有砥砺，“我们有时因观点不同，拍桌子大吵，吵后大午照样喊我来喝酒。”不记仇，爱思辨，“不像商人，反像有人格追求的知识分子”。

本刊记者将这些朋友的话转述给孙大午，他没有表态，沉默得如一口老酒缸。他习惯了掌声，如今，也忍得了荆棘。他知道，他的耿直与不妥协，得罪过权势人物，亦与一些朋友产生误会和间隙。他不喜过多解释。如今孙大午恋上微博，退隐经营幕后，殷勤地在微博上编织着自己的思想短章，批评的锋芒间或逼人目光。

私人治理的“王法”

以1000只鸡和50头猪发展起来的大午集团，坐落于河北省徐水县高林村镇郎五庄村一片荒废的果园上。企业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投毒，放火，毁机器，毒打，暗杀，绑架都经历了”。2003年5月29日 ，亿万富豪、董事长孙大午被当地以非法集资的罪名收押。

这个喜欢历史、热衷与学者交游的企业家，出事前常为中国农民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他在北京大学演讲，直言农村有八座“大山”。秦晖、茅于轼、秋风、陈志武……他敢将这么多知名知识分子称为朋友，这在中国企业家中也为数不多。秋风在孙大午入狱时就称他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企业家”，一场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让孙大午受到全社会瞩目，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并促成了私有财产入宪。

而现在，孙大午正汲汲于在企业内部创制“私企立宪制”。当年企业临危，孙大午25岁的长子孙萌接替了父亲的董事长一职，当时刚从河北农大机电系毕业不久的孙萌，纯粹成了一个维持会长，并受到元老的反对，这让出狱后的孙大午不得不重视企业接班人的选拔问题。

“唐代的三省六部制给我了很大的启示。唐太宗胸怀并不大，他能把他的哥哥弟弟都杀了，他怎么不想杀魏征？是杀不了啊。因为唐代已有非常成熟的三省六部制，就说皇帝要杀个大臣他得发布命令，命令是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议，尚书省去执行，尚书省分兵部刑部，刑部去审。他有一个完整的制度。不是皇帝说句话说把你杀了就杀了。三省六部制，就是一种分权确权限权的制度。”孙大午如此向记者讲述自己创制“私企立宪制”的心得。

“我的后代有本事，可以去竞选董事长什么的，没本事就领取2到3倍员工平均工资的生活补贴，也能享福过一个体面的生活。”孙大午很是满意自己设计的私企治理制度—决策权、监督权和所有权的三权制衡。这个制度基于儿子当年不能胜任董事长职责而被迫设计，十年来并非一成不变，但核心权力和利益的分享精神却没有变。

为什么不进行股份制改造？“搞股份制怎么搞？我和我妻子多少股份？两个儿子多少？两个弟弟多少？元老多少？”在孙大午的理解里，企业同国家一样，不能因为个人或者内部产权的问题祸起萧墙。一旦打碎了企业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不仅仅是金钱的损失，更严重的是企业失去精神上的凝聚力，这样不仅仅是继承者，包括社会、员工所付出的代价都是昂贵的。

更为关键的是，孙大午认为，如果实行了股份制，大股东说了算的就要出问题。这就可能形成“有能力决策的人没有决策权，没有能力决策的人拥有决策权”的局面。而这些，正是孙大午最为担心的。在私企立宪制下，大午集团近十年来，进董事会的人，不再只是家族子弟，或者企业高管，还有普通的员工。“财权可以继承，但是创业能力怎么能继承？所有人都知道这点，可谁也无法跳出来。有人说我这是君主立宪，但这种虚君制度，有几个民营企业敢于做？这个制度，考验的是企业家的胸怀。”

孙萌十年前，在孙大午身陷囹圄之时做过短暂的董事长，在2013年第五届选举中，又以最高票当选为董事长。相对当年的忐忑和恐惧，现在多了自信和坦然。“在家里出事之前，我已做好了出国留学的准备。“监事长对我出国的事情不支持。他对课堂和校园的教育不认同，他认为真正地让人成熟、成长还是在社会。”

孙大午在设计私企立宪制时，与他的两个儿子商量制定了“家族内部宪法”，规定“因为法律或注册的需要，量化的股权对外有效，对内无效，他的职位权力有效，股权是无效的”。

当时，孙萌和弟弟孙硕要签字画押、摁手印，被孙大午制止了，“如果这个制度对他们有好处，他们会自然继承下去；如果对他们不好，他们可以推翻它。”父亲这番话，孙萌记忆犹新。他也由非常不希望留在家族企业工作，到慢慢理解父亲，开始承担责任，适应董事长的工作角色。“第一次做董事长，觉得理所应当，没觉得自己做董事长有什么问题。但是后来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觉得做董事长很空。不是帮了别人，而是给别人添乱。现在看到的是，大家相处都很和谐，每个人都做得很好。这时候除了一些大的投资决策或者一些大的方向上需要我用心用力，其他方面就是看我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服务了。”

大午集团现在的总经理刘平，是孙大午妻子的侄女，1990年进入大午集团，做过“不安分”的鸡场饲养员，那时17岁。“私企立宪制，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会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因为我们子公司的经理，也是从员工当中产生，选为候补董事，然后正式董事，然后选举经理，这个大家都很有压力。他就想，两年这一任，我得做出点业绩来，要是没有业绩，那员工怎么选我呀？”刘平告诉本刊记者，她自身就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刚开始时我也怀疑，但是后来，我非常坚定地相信。”

被钱烙过的人性

2003年11月，在羁押近半年后，徐水县地方法院判处孙大午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并判处大午集团30万元和孙大午本人10万元罚金。就在孙大午案件宣判的第二天，联想集团掌舵人柳传志发给孙大午的大儿子孙萌一份亲笔签名的传真，对孙大午境遇表示同情和支持，并鼓励他，坚持就一定能度过难关。“当时我还在看守所，他派他的一个副总送来。柳总愿意借款1300万支持大午集团度过难关，用不了那么多，我们最后收下1000万。”回忆当时企业界的第一个恩人，孙大午情绪激动。“2003年年底，我去北京，在联想控股办公楼里和柳总见了面。柳总很关心，问我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我就说，‘最头疼的就是资金难题，您帮了大忙，我都不好意思再张口了。’”

第二年，大午集团就偿还了联想的借款。没有刻意地谈自己与商界教父的关系，以儒家信奉者自许的孙大午在内心深处，也许相信君子之交淡如水。这种淡，看似没有豪迈的承诺、出手的阔绰。“他经历了权力的冷酷打击，但在内心深处，他是极度自信的，他饱读各类书籍，企业经营本来风生水起，他有资本内心骄傲。独立人格，让他对各种刻意为之的行为，都保持警惕态度。这也容易让人感觉他时而有情，时而不那么温情。”一位熟悉孙的朋友这样解释他眼中的孙大午。

在大午城采访，记者转悠到一处香火缭绕的处所，孙大午说那叫三圣殿。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企业家，以此地栖息自己的精神？孙大午坦然解释：“建这是个信仰问题嘛，因为我母亲信佛，我父亲信道，我信儒，中国的传统信仰，我们家齐全了，所以我就想建一个三圣殿。”在他看来，这是侍奉父母和照顾自己的一种方式，再正常不过。三种信仰同处一室，孙大午觉得自然而然，“中国儒释道是相通的嘛”。在信仰这类精神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圆融，并没有体现在孙大午的物质生活中。

钱，在某些方面，是衡量人情和人性的试金石。孙大午认识京城一位自称家境殷实的朋友，以兄弟相待，然而，一笔很清楚的旅游培训费，被这位朋友横插一刀。即使孙的秘书把问题说破，对方也不认可。事情陷入僵局。那段时间，孙大午极度伤神，“我以他为最忠实的朋友，可是我连他都会失去，这究竟是不是我的悲哀？你们不相信他做的事情，我觉得他自己都不会相信！同窗曰朋，同志曰友，他究竟亦朋亦友，还是朋而不友？”

亿万富豪的大名在外，乐善好施的美名已成招牌，于是向他化缘的组织与个人也接踵而至。开始时，孙大午统统安排见面。“因为2003年的风波，帮我的人很多，总觉得自己欠社会太多。”孙大午说。对那些年轻的创业者，孙大午和对方商量，能否先与大午集团合作，卖大午集团的熟食，“先跑跑业务锻炼锻炼？”年轻人往往大失所望。

对那些生计无着妻离子散、追求理想的中老年人，孙大午也是耐着性子听他们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一通，无奈地嘱咐秘书，送一个月生活费，“送他们走人”。大午集团秘书处副处长纪伟联见识了不少这样的场景，“往来多了，也见识了不少世道人心。”

有的朋友生气地说:“孙大午说大话，使小钱，不像个男人！”孙大午说他开始听了，觉得委屈，后来习惯了，“巴菲特还被人骂铁公鸡呢”。

摧折不了的“公牛”

在学者郭宇宽看来，孙大午也是特别爱“摆谱”的一个人。“每到逢年过节，就在他大午城，请来很多演出队，在戏台子上表演节目，还请当地的乡亲们也来自娱自乐，他给大家发奖品。而且他也爱摆流水席，经常有各路友人，在他庄上大鱼大肉吃得口滑。”

“不避讳别人把他当有钱人，而且特别乐意把财富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和别人分享，他们招待大家吃喝，其实自己没吃多少，这样反而让他们更加快乐。这就像孟子见梁惠王说的“独乐乐，与众人乐乐，孰乐？”郭宇宽理解这个上世纪80年代从乡镇崛起的企业家的苦乐与惆怅。

“他是一个讲正气的儒商，他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追求。他说‘均贫富难，等贵贱可’，财产收入的差距很难避免，不能刻意去均，企业、社会都不能搞平均主义，但每个公民的人格不分贵贱都是平等的，应该追究实践。”郭宇宽说，孙大午的坦率，甚至超出了人们对商人的传统理解，“他的每个行为背后，都有自己的逻辑。”“当然他性格强悍，豪迈，容易得罪人。碰到不公平的事情，别人是捏着鼻子认了，他就是咽不下气。”

2012年初，孙大午给郭宇宽讲过自己一件烦恼事。在他刚刚创业的时候，出于绿化的需要，在其企业厂房周边种了许多杨树。现在十几二十年过去了，这些杨树都已经成材了。杨树的特点是寿命较短，只有二三十年，如果成材之后不及时砍伐，就容易空心、腐烂，因此为了能腾出空地种新树，孙大午就将周边的杨树砍伐了一批。

结果当地的林业局就找上门来。孙大午就给搞糊涂了，说我在自己的地方种树,树长成了之后自己砍,怎么还要跟你们打招呼呢？林业局的人说,按照现行林业法规定，除非是农民在自己院子里种的树,其他树木如需砍伐都需要向林业部门打报告，申请砍伐许可证,要不就是属于盗砍盗伐。“这把孙大午给气坏了，还是他太太劝他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赔点钱算了吧。于是孙大午交了几千元罚款,事情才算过去了。”这事让孙大午很是不爽，而且越想越觉得不爽，那段时间逢人就说，觉得自己非常憋屈。

这种憋屈的感觉，孙萌感受颇深，“我从五六岁看父母创业，非常辛苦，非常坚持。又坚持、又辛苦又不能完全地表达。当时就是陷入了一个风险，这种风险来自被别人欺负，甚至被别人破坏。”

2003年，出看守所的第3天，县委书记宴请孙大午。孙大午带着孙萌赴宴。出席人员囊括当地参与诉讼的各级部门一把手。书记端起酒杯称为孙大午“压惊”，同时提出三点希望：一、正确对待这场诉讼；二、希望正确对待参加诉讼的单位和个人；三、回去以后把企业继续做好，尽量少接触媒体。

孙大午随即表态：“请领导放心，前两条我能做到，但第三条我做不到。我不能不接触媒体，因为媒体给了我很多的同情和支持，我感谢他们。但我可以不谈案子本身，多谈企业，请书记放心。”

“2003年的牢狱之灾，肯定刺激了他。他开始学着与权力保持相敬如宾的关系。”郭宇宽说。不在管理一线忙碌，热爱历史的孙大午开始研究当地文化。2008年9月，在徐水县政府支持下，孙大午牵头成立徐水釜山文化研究会，担任会长，研究“黄帝合符”，追寻炎黄子孙的起源。大午集团投资二百多万，并将研究成果编辑出书。见到成果，徐水县划拨二十多万研究经费，将之前被破坏的釜山保护起来。“当然，这样对当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家如是说。

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后，关系看上去日益“亲密”，没有什么疙瘩。实际上，孙大午没有迷糊，始终很清醒。他曾经告诉别人，“即使人家和我称兄道弟,我心里也很清醒,这种意识,这种官民差别是很大。这是永远的！”

这种清醒，于孙大午的性格而言，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以前的清醒，是公牛闯进瓷器店，不服潜规则，乱相频出；现在的清醒，是不卑不亢。特别较真，从来不服输。在儿子孙萌看来，父亲的性格真的很难改变，“要说变化，也不是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骨子里那种性格、精神，应该说是没什么变化。尤其是在认准了一件事情。除非是撞了南墙，不撞南墙他不会服输。撞了南墙也不会服输。”

来源：新顶尖悦读

——转自新世纪（20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