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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与奇迹

2009年06月04日

胡平

在这篇对“六四”镇压与中国经济 出现“奇迹”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的文章中,《北京之春》杂志主编 胡平认为,因为邓小平70年代晚期 倡导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对共产党 合法性的自我否定,所以如果政府 对1989年示威中提出的政治改革的 要求作出让步的话,那将意味着中 国共产政权的终结。只有对抗议进 行镇压,邓小平才能阻止任何对党 的政权的进一步的挑战。结果是, 高压下的社会稳定和政府对经济的 强力控制,再加上人们的精神出现 真空、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一 切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今年是“六四”20周年。20 年前,中国爆发了历史上最 大规模的民主运动,然而, 中共当局却悍然出动坦克车 和野战部队,对手无寸铁的 学生与市民进行了骇人听闻 的大屠杀。20年过去了。今 天的中国,一方面,那个杀 人的政权仍然高坐台上,继 续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中 国的经济又取得了惊人的发 展, 被不少人誉为中国奇 迹。不错,中国的经济发展 也有很多问题,有泡沫经济 的成分;另外还有极度的贫 富悬殊、官民冲突、道德沉 沦、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 破坏等等问题。不过总的来 说,中国的经济确实发展得 很快, 这一点我们应该承 认。那么, 造成所谓中国 “奇迹”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自然很多,但 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六四”。没有“六 四”屠杀,就不会有这个中国“奇迹”。

改革导致对共产党革命和政权合法性的否定

众所周知,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着手进行带 有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 一改革产生了三种后果:

第一,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二,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 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因为共产党革命和 掌权的宗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 义。现在中共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 本主义,这不等於说当年的革命革错了吗?所 谓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所以 ,这场经济改革不是共产党革命和一党专制的 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

对於经济改革的这一性质,那些大力主张经济 改革的中共官员们自己是很 清楚的。我听说这样一个 故事。1 9 7 9 年, 袁庚奉命 到广东深圳的蛇口, 创办 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 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 人, 3 0 年前他曾以解放军 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 解 放” 深圳。在赴蛇口就任 前, 袁庚的儿子问父亲: 3 0 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 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 制; 3 0 年后你又到那里去 搞特区, 要把那里的公有 制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 干什么呢? 袁庚沉吟半天 无语, 然后说: 唉! 总不 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1

第三, 经济改革引出的另一个后果是腐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后来的城市的经济改革、工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又导致了大量的所谓官商、官倒的现象,即大量的腐败。

没有“六四”屠杀,就不会有这个中国“奇迹”。

我们知道,中国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的价格都由国家控制。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进行价格改革。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主张把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一次性地放开,交给市场来决定。但是这种主张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於是有人就提出一种折衷的办法:有些商品继续按照国家控制的价格出售,有些商品则按市场价格出售,然后再逐步扩大按市场价格出售的比例。这种办法就叫“双轨制”,被当局采纳。

现在,一谈起价格双轨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大力称赞。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开启了中国式的渐进改革路线,避免了俄国东欧休克疗法造成的社会震荡。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早在价格双轨制实行之初,不少人就警告说,双轨制给掌握资源的官员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使得他们可以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因此必然会导致大面积的腐败。事实上,在中国,第一批凭借权力而一夜暴富的阶层就是在实行双轨制期间产生的。这种大面积的腐败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并成为“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诱因。

“八九”民运与“六四”屠杀

“八九”民运主要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商、反腐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屠杀,如果“八九”民运取得胜利,象“双轨制”这种所谓渐进改革路线必然会被否定,中国后来的道路就会和俄国东欧相差无几了。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反对戒严,反对镇压。据我所知,在当时,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多达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没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里也是同情学生的,所以说“八九”民运在党内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分裂。

现在中共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这不等於说当年的革命革错了吗?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呢?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民运。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对人民动用暴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自己就变成了资本家,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

然而,邓小平却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民运。为什么邓小平要镇压民运?是因为他还信仰社会主义吗?不是,根本不是。邓小平早就不信社会主义了。早在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对一位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2 邓小平镇压民运完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作为有过三起三落传奇经历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3邓小平在党内军内享有后来的领导人无法比拟的个人权威。这是他敢於下令用军队镇压民运的本钱。可以想象,如果发生“八九”民运时没有邓小平,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为什么在“六四”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走得更快更远了?

“六四”屠杀使中国的改革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於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4於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於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5因为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原来那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不中用的,不改革死路一条。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在“六四”屠杀和苏东巨变之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共产党政权已经失去欺骗性,变成赤裸裸的暴力。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人民的事都干出来了,还说自己是人民的政府,谁信啊?现在人民之所以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反抗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修补社会主义外衣已经不可能,同时也没必要。暴力有暴力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伪装,同时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怕被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现在倒不用怕了。现在反而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可以无所忌惮地引进更多的资本主义了。於是,在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走得更快走得更远了。

“八九”民运主要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商、反腐败”。

因为“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遭到了压制,因此,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义下,大大小小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原来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一下子就变成了官员们的私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几千万国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业,只能领到一点微薄的救济金。试想如果没有“六四”,工人必定会建立起强大的独立工会,政府怎么敢一声令下,就把他们一下子都抛弃掉呢?

为什么最恶劣的改革路线反而造成了最迅速的经济发展?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的这种经济改革,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最容易成功的。因为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早在共产国家经济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困难,他们说,这好比“把鱼汤重新变成鱼”。俄国和东欧国家主要是采取“分”的办法:把整个资产折价成股,然后老百姓一人分一股。这种办法的好处就是很公平,大家都愿意接受。既然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是属於全体人民的,那么,最合理的私有化方案就是平均分给全体人民一人一份。这就叫大众私有化。

但是,这种办法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造成资产过度的零碎化。全国每人有一股,但每人只有一股。这就和原来的国有企业、公有制没有什么区别,照样是一个企业没有人负责。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内,它不但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必然会导致经济效益的急剧下降。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通过市场的运作,慢慢地出现了一些富人,他们有了足够的资本,能够掌控比较多的股份,成了资本家,资本主义才能运作起来,经济才能取得发展。

中国没有采取大众私有化的办法。由於没有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中国的私有化实际上成了权贵的私有化。各级共产党官员利用职权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现在的共产党政府就是全中国的董事会,各级官员就是他们的CEO。这样,中国就避免了像在俄国、东欧国家出现的经济滑坡。在资本主义机制的激励下,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

邓小平镇压民运完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

由於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想改什么就改什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由於社会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彻自己的决策。

由於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禁止独立的工会农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於政府不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

由於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不得不投身於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至於那些在权贵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下层民众,由於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讨还公道,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在这种情况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价。这就构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在改革的名义下,大大小小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原来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一下子就变成了官员们的私产。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是出口加工。它吸引大量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然后把产品再出口到外国销售。这样,在中国,政府变得非常富有,但一般民众的消费能力却没有相应地提高。

中国模式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任何合法性

中国模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没有任何合法性。我们知道,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於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十几年前的《读书》杂志登了一篇小文章,其中引用一位山西老农民的话。他说: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村解放前就已经是一户地主、两户富农,早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嘛!长沙下岗工人陈洪2006年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要付代价,该你们共产党付代价,怎么叫我们工人付代价呢?凭什么你们共产党官员们就成了资本家,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6

现在的共产党政府就是全中国的董事会,各级官员就是他们的CEO。

谈到今日中国的贫富悬殊,我要说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但在程度上最严重,而且在性质上特别恶劣。因为中国的贫富悬殊不是历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专制权力造成的。在中国,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被权势者所掠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掠夺了别人创造的财富。今日中国,0.4%的人占有全国财富的70%。7在家产超过1亿元的富豪中,中共高级官员的子女占91%。8

谈到官员的腐败,民间早就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见一个毙一个可能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肯定会有漏网的。”中共领导人口头上也说要反腐败,但实际上他们纵容腐败,因为他们需要腐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温铁军坦率地说,今日中国不能进行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的问题……。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 9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他们就很可能被送上经济犯罪的审判台。所以他们对自由民主比过去更敌视更害怕。

中国模式是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的巨大威胁

中共领导人清楚地知道,所谓中国奇迹,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最大的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基础上的。一方面,他们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理由为“六四”屠杀辩护;另一方面,他们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坚持压迫。他们担心一旦政治上放松压制,民间要求经济清算的浪潮就势不可挡。中共领导人说,他们希望再有20年、50年的稳定,他们将把中国建设得更好。他们无非是希望继续这种专制强权下的改革与发展,一方面通过时间把黑钱漂白,一方面使贫富差距有所缓和。到头来,“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10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这种罪恶的方式造成的强大国家,只能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注释

1. 袁庚的儿子袁中印亲口讲给我听的,时间大概是1985年。^

2. 杜导正《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4期。^

3. 邓小平的三起三落:《百度知道》(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6461042.html)解释如下:1933年2月,邓小平因拥护毛泽东被党内“左倾”领导人撤职,是为其“第一落”;同年6月,被临时党中央上调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是为其“第一起”。1966年“文革”开始后,邓小平失去一切职务,是为其“第二落”;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是为其“第二起”。1976年,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职务,保留其党籍,是为邓小平“第三落”;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是为其“第三起”。^

4. 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91年7月31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203/23/9.7184_2452974.html;韩晓军《17年前“皇甫平”参与“姓资姓社”的那场争论》,浙江在线—钱江晚报,2008年12月9日,http://www.jschina.com.cn/gb/jschina/js/node20529/node38410/node38412/userobject1ai2115765.html^

5. 《小平解开姓“资”姓“社”死扣》:新京报2004年8月20日,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说,“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又说,“不争
论,大胆地试”,“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6907/36908/2732008.html^

6. 陈洪(下岗工人):《下岗工人谈改革》、《少数人是如何变富的?》,2006年7月27日,http://chencs.blog.hexun.com/4835258_d.html, http://chencs.blog.hexun.com/4834966_d.html^

7. 何清涟:《中国政府蜕变成自利型政治集团》,英国广播公司,2009年1月18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830000/newsid_7836500/7836551.stm^

8. 同上。^

9. 温铁军在福建宁德的讲话:《谈国内思想情况》,2007年8月13日,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boke.asp?wentiejun.showtopic.1896.54636.html^

10. 2004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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