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文生律師在2018年兩會前提岀修改憲法的建議

2018年1月失去自由的維權律師余文生至今不被允許會見律師和家人，其妻許豔在下文中再度為丈夫發出呼籲。文章說，余文生律師曾在2018年“兩會”前提岀修改憲法的建議，現在第三個“兩會”都召開了，他卻仍然被非法羈押中，2019年5月9日被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秘密開庭，至今沒有判決，家人一直無法得知余文生被關在哪裡、有沒有遭到酷刑、身體狀況怎樣。文章還介紹了余文生的家庭和成長環境，及他如何成為維權律師，如何因代理敏感案件被解聘、被吊銷執照的經歷。許豔也講述了自己為丈夫維權而遭迫害的經歷。她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余文生案，呼籲中國當局依法辦案，立即無罪釋放余文生。

余文生律師在2018年兩會前提岀修改憲法的建議

余文生律師在2018年兩會前提岀修改憲法的建議；為多位元709律師辯護與代理；代理人權、信仰類案件，失去自由。現在，第三個兩會都召開了，仍然被關押中。余文生案件在2019年5月9日，被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秘密開庭，至今沒有判決。一直不確定余文生被關在哪裡？有沒有遭到酷刑？他的身體現在怎麼樣？更不知道他還會被關押多久？

首先我想介紹一下余文生律師的家庭和成長環境。余文生律師的父親是一位老共產黨員，是解放前參加工作的離休老幹部，在陸軍、海軍、空軍都工作過，後來在北京的一所大學工作，再後來做外事接待工作。

因為工作性質，父親需要看很多報紙，白天看不完，經常會把很多報紙拿回家看，余文生在不認識字的時候，就可以看到先進地方的報紙，先是看圖，後來看字。

余文生出生在北京的一所大學，成長在北京市西城區木樨地的一個大院長大，那個大院裡面住著當時的國家副總理，余文生他小時候會跟副總理一起排隊買肉餡，還看到過大院裡的一些領導夫人吵架。

我是2002年和余文生結婚的，他跟我聊天時說過，他的父親如果去中南海，門口的人都會很客氣的把父親接進去。當然不是因為他的級別高，余文生父親的級別不高、很普通，是因為余文生父親的資歷老。解放前參加過打仗。屬於離休老幹部。

在2014年之前，有很多次，北京市的領導和中央的領導都有去家裡看望過余文生的父親。父母和我們不住一起，每次領導去家之前，母親就會給余文生打電話說：小文啊，明天你帶著許豔回來一趟，誰誰誰領導要來家裡。

因為領導們是為了表示對離休老幹部的關心與尊重，對兩位老人都很客氣，讓老人坐在上面，每次還要讓老人說說意見。而他們畢竟是很高的領導，母親每次讓我們回去，其實，主要是為了讓我回去，有人給領導沏茶倒水的。

不過，余文生律師的家庭，就是一個老百姓，一個領導也不認識，那些在位的領導，只不過是看望關心老同志的一個工作，走後，領導可能根本都不知道曾經見過誰了。

在2014年，余文生、我、孩子，還被帶到人民大會堂裡看演出，我記得那次演的是一個歌舞劇，《敦煌石窟》。

所以，從他的家庭成長環境，可能讓余文生有三點比較特別：

一方面，他特別的注重飲食，在很多人還在為溫飽發愁的年代，他們家就可以吃到黃豆、奶糖、帶魚、堅果等很多好吃的。我認識他以後，我知道，他一直很在意吃的，余文生很愛吃牛肉、堅果、魚、豆製品、牛奶、乳酪、水果。他還注重每天攝取食物的品種數量，以前在家時，經常會數，我們今天共攝取了多少種食物，有沒有達到科學規定的標準。

另一方面，讓他很小就有機會看到什麼是法治、文明、先進。

再有，可能是成長環境原因，讓他的觀念裡沒有官員與百姓等級概念。可能得罪領導他都不知道。

余文生是1999年通過律師資格考試的，在2014年之前主要做民商事案件，但他每年安排自己必須至少做一至兩個公益案件，他的說法是回饋社會。後來，他代理到一些信仰、訪民、拆遷、人權類案件，那時的余文生，看到了一些弱勢群體的遭遇，對於一直生活比較優越的余文生，幫助他們的公益之心可能更加強烈；他也看到了公檢法看守所一些違反法律規定的情形，例如：不讓律師會見。

2014年，余文生律師代理一個舉牌支援香港占中的當事人，當事人定的是尋釁滋事，依法應該讓律師會見，結果看守所不讓，他堅持要求保障律師的會見權，也被抓捕，關了99天，遭到酷刑，回家12天就嚴重到必須去醫院做了手術，而他在進看守所時的體檢和當年的律師協會的體檢中，身體都沒有那個問題。

14年，余文生從沒有收到國保、員警的見面，連律協司法局都沒有約談過。香港占中，像一個大餡餅一樣，一下砸到了余文生律師頭上。從2014年至今，余文生律師從沒有停止被打壓迫害，而且是遭到非常殘酷的對待。

先是北京市司法局，單獨出檔，不讓他年檢一年；然後在代理709過程中，多次被約談、恐嚇、傳喚；然後在律師執業證上下文章，註銷他的律師執業證；然後是抓捕。

因為余文生做律師工作依法依規，從沒有鬧庭、沒有投訴情形。於是司法局國保，通過施壓讓原律師事務所解聘、施壓不讓新所接受他的方式，登出了他的律師執業證。

當時6個月期滿的最後一天，我們倆基本一夜沒有睡，早晨約5點，我推推他，說：可能主任忘了時間，我和你一起去單位，求一下律師事務所主任，讓他取回解聘手續，這樣，就可以讓時間延續，否則律師證就要被註銷了！他告訴我，主任很聰明，他記日期也比我們清楚，如果他能保，不用去找，他沒有那麼做，現在去求他也沒有用的。我一想，是啊，14年余律師失去自由，主任每個關鍵時期點都記得，他怎麼會不知道呢。然後，他又說：現在要保住主任不用出事、保住律師事務所不要出事。我聽後，坐在床邊哇哇大哭，你現在都自身難保了，還在想著別人。他躺在床上裝睡。

我們就這樣，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律師證被政府註銷、看著他的律師執業道路被斷送、看著家庭的飯碗被砸了。

還沒有結束，更殘酷的是，它們把飯碗砸了後，依舊沒有解氣，然後又抓捕了余文生律師。至今已經失去自由約900天，一次也沒有讓辯護律師和我見他。余文生900天被與世隔絕、生死未蔔、案件久拖不判。

目前案件的情況與我的訴求：

余文生律師已經失去自由約900天，被秘密開庭後已經過去一年多時間了，至今沒有判決，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判。屬於嚴重違法的超期羈押，也是極其殘酷與不人道對待行為。

我現在的訴求是，要求中國政府：立即依法作出判決，無罪釋放余文生律師。

余文生律師案被剝奪的法律權利包括：

剝奪律師會見權
剝奪家屬知情權
非法異地關押
案件沒有立案資訊，暗箱操作
不給法律手續，
剝奪通信權、購物權
人被關在哪裡不確定，生死未蔔
違法秘密開庭
嚴重超期羈押，久拖不決
找不到辦案人員，依法應該告知的情形，從未告訴。

我的維權工作與對我的迫害：

2年半，我和律師，到達各部門現場約60次，全部不讓會見和單位大門進不去。我寫了約300封材料，一封回復都沒有。

我在維權過程中，被員警傳喚到派出所3次，讓我脫光衣服檢查、讓我做老虎椅並把扣上、沒有吃飯沒有喝水。家被搜查5次。多次被限制出門，長期被安保。

請求國際幫助事項：

1、請大家理解，我家庭的遭遇，絕對不是一個個案問題，余文生律師如此多的法律權利不被保障，我家庭努力到竭盡所能都沒有用，這樣的無能為力，就可能發生在任何人、任何集體身上。

2、請求國際國家、國家人士，伸出正義之手，明確要求中國政府，立即對余文生律師案作出判決，無罪釋放余文生律師。

3、請求國際官員、國際人士，伸出人道主義救援之手，幫助儘快明確向中國政府要求：要去會見余文生律師，去確認余文生的生死、確認余文生有沒有遭到酷刑、確認余文生有沒有，像中國政府常說的一樣依法保障權利。

要求中國政府事項：

1、北京市，徐州市公職人員有說過，它們決定不了，一直在等通知。請有決定權的領導，立即作出決定，下面如果等不到通知，可能會一直拖延下去的。這對余文生，對我的家庭，不公平。也是對法治的踐踏。

2、請余文生案辦案法官劉明偉法官、辦案檢察官李清泉檢察官、辦案員警北京國保隊長陸凱、徐州國保隊長宋某，如果等不到通知，自己依法作出決定，畢竟現在中國法律規定，案件終身負責制，你們是直接辦案人員，請你們能從一位法律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從良知、從法律的角度出發，儘快作出一個問心無愧、對得起法治的判決。

3、如果政府不在乎法治，案件就是要久拖不判，對於一個老百姓來說，真的一點點辦法都沒有。

但是，我祈禱中國的法律，能在余文生律師案上讓法治公平公義得以彰顯，立即無罪釋放余文生律師。

最後，感謝大家的一路支持與幫助。道路雖難，不放棄夢想與努力。謝謝大家。

              許豔（余文生律師妻子）

                 202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