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之后中国便陷入了八九后遗症,而邓小平这个八九后遗症的制造者,也一直为此后遗症所困。从六四延续到今天的八九后遗症表明,六四其实是邓小平的滑铁卢,此后直至去世,他再也没有办法走出自己挖的陷阱。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今天在各种问题的交互袭击下,就是GDP的高速增长也无法保持了,更有全局性、系统性、根本性的灾难正徐徐降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均已病入膏肓,而导致今天如此危境的根由,正是“六四”那场违天背理、丧尽天良的屠杀。
他们先知一般的呐喊穿透了时代的沉寂。他们短暂而光辉的生命如同流星划破天际的黑暗。他们在这大地上披洒的鲜血是我们民族的良知和勇气未曾彻底沉沦的证据,并为后代昭示自由的未来。
今天,郭飞雄君在为国人争取权利做最后一博,无论我们多么痛惜,同不同意他的牺牲,认不认同他的做法,都不得不支持他的抗争。危难中的他,也正需要你们的爱,冲破物理限制,重新带给他人道仁爱的、温暖洋流般的能量。
像这样的绝食接力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它能使郭飞雄受到不人道对待的问题持续发酵,让更多人和机构关注,从而对当局形成压力。此外,民间需要一种简单易行但又有一定效果的行动来让人们表明立场、达成一致、形成默契。我不能错过这一场光荣的战斗。
“六四”这一天,我曾情绪亢奋地双手抓住铁窗高喊:“勿忘六四!”这时候,知道一点“六四”的,他们会暗暗替我担惊受怕;不知道的,两眼鼓鼓地盯着我,然后去问其他人啥子叫“六四”。
今年5月16日是文革发动50周年,人们都在担心文革是否要在50年后的今天重演。习近平上台后一改江胡时代的宗教政策,强拆十字架、抓捕各类信徒从不手软,大力推广所谓的宗教中国化政策,一切使人们仿佛置身于文革的阴影中。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奉劝当局,文革不能重演,请收回你们镇压宗教的宗教中国化政策,悬崖勒马、为时不晚。
这个故事发生在2016年4月27日。上午10点,我们一行17人到北京市西城法院投诉控告立案庭法官郑炳汝11天不通知立案缴费,结果被李庭长、郑炳汝、王谦、秦庭长、法警队长110266、法警111264抢手机、打人、关铁笼子、不给饭吃、不让喝水、不让上厕所,还由郑炳汝亲自把我们押送到东城区拘留所。
考拉性格刚烈,自然不为监狱所容,会与牢头、恶警产生激烈的冲突;为此她遭受迫害及性侵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媒体上,有关她遭到性侵的信息绝非空穴来风!
请诸位领导明鉴,武汉司法当局此行是不是“依法治国”?是不是“公安执法规范化”?此种司法实践,是否为国法所容忍?有无必要对这类执法犯法的行为予以追究,以儆效尤?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除去人种和民族的特色,其实只有一条路。世界各国的近代史都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和这个历史过程相应的,是人的解放,即从人身依附到人权的确立:每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他不是伟人,他是个凡人。他做了什么?他在整个中国司法体系习惯拿平民老百姓的性命在法庭上下做交易的时候,选择了说“不”!
六四被残酷血腥的镇压之后,虽然少有直接抓捕家属,但是每一个遇难者家属,流亡者的家属,残疾者的家属,做监者的家属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煎熬。
我忽见有条“金珠鳞”的鱼鳃似在煽动,还有气息,便心痛地想扑上去要救它,但一只红卫兵的脚,猛地踏了上去,并用脚尖狠狠地一碾,血淋淋的鱼肠子飞溅四处。那一刻,我一个完整的童真世界霍然崩裂了。
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我们想象中能达到公正的,并能一劳永逸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社会也不可能存在,而是要建立一个能不断对不断产生的利益纷争进行均衡的机制,这一机制,就是民主机制。
何维凌是一个精力无穷的活动家。我对他某些曾经的政治观点不尽赞同,不过我认为他扮演的角色是必要的、有益的,而且扮演得相当好。对他的英年早逝,我深感哀痛。在“六四”27周年之际,我写下此文,表达我对他的思念与敬意。
本文辑录了近两星期中国发生的主要维权事件。各地近来均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布置的“两学一做”(学党章、学习近平讲话,做合格党员)要求,举办各式各样的抄党章活动……
本文辑录了近两星期国际上发生的与中国有关的重要人权事件。台湾中华民国行政院宣布,2年前参与太阳花学运并冲入行政院的126人,获撤销起诉。行政院长林全认为,太阳花学运是政治事件,而并非单纯法律事件,应该在多点和谐、少点冲突的原则下尽量从宽处理,故决定撤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