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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文革和我的成长——纪念我爷爷严苍山*

2013年12月30日

2008年的一天,我13岁的女儿灵灵看到我在整理我爷爷严苍山的资料时,问我:“这是谁?他很有名吗?”我说:“他是你曾祖父,也就是我的爷爷。他是上海很有名的中医,而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也是有名的中医。” 灵灵又问:“那么再往上追,你曾祖父的爸爸又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曾祖父的爸爸是一个有名的画家,他叫严明,他的指画很棒,指画就是用手指头当毛笔来画的画。”

我继续埋头整理资料。

灵灵好像想到了什么,她说:“以前听你说起过你的爷爷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为什么?”

我说:“自杀是因为自杀者有着受不了的痛苦,于是就索性中断了生命,中断了生命也就中断了痛苦的感受。

“他自杀的那年是1968年,我才14岁,而且是在北京,而我爷爷是在上海,假如我是在上海,也是没用的……这种无奈而又残酷的处境很难让你们这一代人了解。”

灵灵说:“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呢?连你这个作家诗人也说不清楚吗?”

我说:“那是一场比任何自然灾害更残忍的人为的浩劫,所有的人都陷在里面了,甚至连自救的可能都没有,除了一个人还很享受地指挥这场灾害,而且还常常写诗。”

灵灵说:“写诗?指挥?指挥灾害?”

我说:“是啊,写诗是真的,这个人有很多亲密的朋友也被他打入了深渊,不少这样的人也自杀了。我觉得形容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为的灾害是准确的。因为他甚至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每隔七八年要搞一次。这不单是指挥了,还有对未来的计划。”

“奥,”灵灵叹了一口气:“那么,他是谁?”

我说:“他叫毛泽东,你可以到网上查查,很多人很崇拜他的,因为他推翻了国民党的腐败政府,在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历史总是需要很多年来澄清一些功过,他的功过落实还要一些时间吧,但是文化大革命则肯定已定性为一场巨大的浩劫!”

灵灵终于问到:“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说:“文化嘛,就是千年来人类生活积累下来的文明的经验,有了这个经验,人类就可以不断提高生活的质量,发挥优秀的,去掉糟粕的。文化上的大革命从历史进步的意义上来讲,是要把文化中的糟粕去掉,利于更好的发展,而中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则是一种可怕的倒退,倒退到把某个人变成神一样地膜拜,而且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它在口号上则是要推翻旧的、落后的东西,但是什么是新的和优秀的呢?其实就是打人的运动,利用一些人打另一些人,然后再让另一帮人打那些打人的人,然后被打的人又被允许去报复打过他们的人,反正是打来打去。他们打来打去的理由就是打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那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就是主人了,就可以指挥打人了。”

灵灵说:“听不懂,这好像有点疯狂。什么是无产阶级呢?”

我说:“那就是谁越穷谁就越是好人。”

灵灵问:“那么,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你爷爷很有钱吗?”

我说:“他并没有钱,他给人看病,住的房子也是国家的。他的工资比别人高一些,因为他有看病的技术,有些有急病的人甚至半夜敲他的门来找他看病。他的爱好是中国的文化艺术,所以他有一些古字画的收藏,大概有上千幅的明清与民国时期的字画,他自己的毛笔字,也就是书法写得很好。再加上他的爷爷是清末时期的画家,祖上有这个欣赏享受艺术的风气,所以他把许多钱都用在收藏字画上了。”

灵灵说:“这些字画现在没有了,到哪儿去了?”

我说:给你讲一些真实的情节吧:

文化大革命的那把残酷的火是在1966年8月的一个晚上烧到了我爷爷的家,那时候我的父母在北京工作,我1岁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到上海的爷爷奶奶家寄养。所以我那时候就在那里,12岁,比你现在还小一岁,是小学五年级。来抄家的红卫兵就从焚烧古字画开始,抄家就是因为你的社会成分不好,你的祖上或者你自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或者学术权威或者在海外有亲戚的或者当官的等等——这是阶级斗争对人在社会上的地位的一种划分。从理论上讲,这些人家里总是有一些以前留下来的东西,甚至也包括书籍。当时就把这些东西统称为四旧,凡是四旧就要被毁灭掉,于是他们冲进我爷爷家就开始烧字画和一些书籍,一直烧了四五个小时,还把一些古瓷器全部砸掉。那时候还流行给被抄家的人每人带上一个用纸卷起来的高帽子,上面用毛笔写上反革命、地主分子、特务、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名词,我们全家也被带上这样的高帽子,上面写有反革命或者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我虽然只有12岁,因为那时候搞株连,株连就是你的直系亲属甚至旁系亲戚被认为成分不好,你也就跟着背上这个成分的阴影,就不能得到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尊严了。所以我也被戴上一个高帽子,我站在那里不敢动,因为这个帽子在一点点滑下来,我就迈开一小步,凑到旁边的镜子前,把帽子戴戴好。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屁股上被狠狠地踢了一脚,一个红卫兵说“带这种帽子还想漂亮?!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本质”,骂完又踢了我两脚。

在1966年8月后的几个月里,我爷爷家被抄了五次,每次都让我惊吓无比,他们想找什么呢?想找到你反对革命的证据,什么是反对革命的证据呢?简单到一张旧报纸,一张旧照片,一本旧的书或杂志都可以成为罪证,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之前的,甚至之后的,之后还有反右斗争中的右派,你要是和任何一个右派有来往或者血缘记录和关系,那你也是有很大的麻烦了,至于什么是反右运动,它发生在1957年,你可以到现在的网上查查,那又是一个千古奇冤。

其实在我爷爷家被第一次抄家之前,一些邻居的家已经被抄了,我爷爷家不算最早被抄的,所以我爷爷听说了一些关于抄家的风声及情况,事先就整理一些东西出来,最多的是照片,是与其他人一起照的照片,比如说一群五六个人的照片里,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是被认为反革命的,那么所有在照片里的人都是有问题的,反过来讲,如果他们认为你是反革命,那么与你一起照相的人也要受到牵连,在这样一种恐怖的逻辑之下,最好的办法就是销毁这些与他人合照的照片,以防别人牵连你,或者你牵连别人。我爷爷就是在被抄家之前为了这样的恐怖逻辑,烧了不少的照片,还有一些书籍。当时我还帮助他在小院子里烧,我被烟熏得泪流满面,还记得我爷爷拿毛巾给我擦,对我说快烧完了……直到现在我写下这几个字的时候,才突然感觉到他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我爷爷还有一条巨大的罪状就是他的一生给许多“坏人”看过病,好像医生是诊断好人与坏人的专家,而不是诊断疾病的,于是他在1967年底被关了起来,在不久之后的1968年4月14日,他索性自杀了,那年他七十岁。在他还没有被隔离的时候,也就是1967年年中,他让家人把我从上海送回了在北京的父母处。我听到的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保护不了你了,回北京找你父母吧。”

灵灵张大着嘴,然后动嘴发问:“自杀疼不疼?怎样才能自杀?我听同学说香港的影星张国荣就是从楼上跳下去自杀的,肯定很疼的。”

我说自杀的原因很多,但是文革期间自杀的人,全是被当时滥用权力的人逼的,没有人敢反抗,敢反抗的人都要被抓起来或者就枪毙掉。那时候自杀的人还被说成是畏罪自杀,就是说你犯过罪,不想认罪,就畏罪自杀了,这种行为是继续与人民和政府为敌,所以会连累家人的。那时候谁家里如果是好几代的穷人,好几代的农民和工人,你就是最好的人,谁是知识界有名的人谁就是有问题的反对革命的人。

 

说起我爷爷严苍山,最让我感怀的是热爱生命,不但热爱人类的生命,也热爱自然界的生命,我这种记忆的形成大约是从我懂事的五六岁至十三岁离开他回北京。在我的记忆中他在家中的天井(北方人称小院子)里养过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有白色的小兔子、黄色的芙蓉鸟、色彩各异的金鱼、绿色的蝈蝈、白色的哈巴狗、白色的猫,还有乌龟和蟋蟀,我也时常被他教导着如何喂养它们。他所种植的植物则有仙人掌、芭蕉、菊花、月季花、文竹、昙花,尤其是昙花,他对它关注备至,每年只在晚上开一次花的昙花,被他弄得像个宗教仪式,开花的当晚会有亲朋好友来喝酒赏花,

还有菊花,那也是很隆重的事情,每年深秋之际,都会在天井里码开一排各种颜色的含苞欲放的菊花。当它们奔放时,他会久久地站在那里欣赏,好像在与它们默默地对话。有一点我想是肯定的,我爷爷热爱动植物的心结一定与中国文人传统中热爱大自然的情趣有关。传统中还有他热爱的琴棋书画,所以他写书法也画画,还热爱字画的收藏。

当然他最热爱的还是人的生命,救死扶伤是他一生的事业,我看到过太多次病人的病被他看好了之后前来登门感谢的,听到了这些人来感谢时的笑声,也看到太多次病人为感谢他的医术而送来的礼物和花朵。我还记得经常被半夜里的敲门声弄醒,那是有疾病的人来敲门求医,他就披着睡袍为其切脉开药方,有的病人被他指令马上去医院看急诊。而我们自己家里的药柜中有救急疗效的药装在各种形状的瓶瓶罐罐里,可以随时按照病情需要给病人使用,因为半夜里是难以马上买到药品的。我常常听到奶奶为某些朋友介绍来的病人感叹:可怜啊,没有钱,还有这样的病,就不要收钱了。我爷爷就说当然不会收。

我奶奶信佛,每天清晨会在观音菩萨的慈像前烧上几炷香,我每天是闻着这股香气起床的,那是我的美好记忆。爷爷家是一大家子人,有我两个叔叔和一个姑妈在一起住,还有两个姑妈也住在淮海中路的沿线,尤其是星期天大家聚在一起很热闹,笑话连篇……那是我能记得的一段日常生活的天伦之乐。但它忽然在1966年中断了,之后的很多很多年我再也没有过这样温暖的感觉了,有的只有悲哀和无尽的痛苦,因为爷爷是因折磨而自杀的,我一旦想起他,就会试着揣摩他当时的心理,我想描述这种心理,我想体会一个冷静的自杀者是如何带领生命冲出屈辱的!但是我失败了,我知道除非我真的处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并在写完那段自杀前的自我心理描述后,真的自杀了。我重复不了!但是我体会到他是如此热爱生命,为了保持生命最后的那点尊严和纯洁他去了另一个世界。

我爷爷自杀前的情节让我更痛苦,他在自杀前留下了一些塞在被褥中的文字,它们写在各种碎纸片上,这透露了当时连纸都找不到的处境,而各种歪歪扭扭的字体则展现了他心灵的痛苦跌宕。他知道这些文字组成的内容在他自杀后肯定会被掌权者看到的,因为作为一个经历过数次抄家的他太清楚,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找不到的,如果真的没有,也会造一个塞给你的!所以他为了自己死后不让家里人受到牵连而设计了一些赞美体制和最高领导人的文字,尽自己最后一点的智商来布置自杀后不至于连累家人的一个局,可是他最后那点智商已经不是智商了,是被残暴扭曲的变形的结果,因为掌权者的逻辑很简单:既然你赞美这个体制和领导人,为什么还要自杀呢?

在他留下的遗言中,还有一个小纸片是留给我叔叔(他的儿子严世芸)的,他这样写道:“……说是糖尿中毒,昏迷而亡,大家有利。”这就是说,不要对外讲他是自杀的,因为自杀的话,那就是畏罪自杀,是继续与人民和政府为敌,那就会连累家人。他不得不自杀的理由只有一个,他要保持做人的尊严,他不想被坏人继续侮辱!他有着刚烈的性格,他救死扶伤那么多年,对人类的五脏六肺那么了解,却没有想到人性可以扭曲到这种程度。他更不知道的是,他自杀的事实是不可能被说成糖尿中毒的,而且马上就被掌权者定为畏罪自杀,而且继续被掌权者利用它来侮辱家里的其他成员。所以,在他死后的十年依然是掌权者对我爷爷家人迫害,因为家人被称为黑五类家属,其中最直接的就是我的爸爸严世菁,他在1968年初去了所在单位国家科委的五七干校湖南,1970年底从干校被带走,毫无音信地关了四年多,不准家人探视,也不知道关在哪里,但他坚持住了,没有自杀,四年后放出来时已经被害成疾,在家养病六年没能战胜病体沉向死亡的力量,还是在1981年走掉了。

黑五类家属就是被剥夺了很多正常生存权利的人,那个时候全中国有太多太多这样的家属,这种极其过分的匪夷所思的残暴造成了最高领导人在1976年死后不久,马上有人出来抓捕了在他身边的四人帮,文革就这样被很多受不了的人结束了。又过了两年,1978年我爷爷被平反了,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死掉的好人,我当时曾迫不及待地在诗中以家人和血缘的心灵叙述向爷爷传达了这个消息,我希望他能在天堂正常呼吸了。既然1976年文革结束了,并被称为十年浩劫,那为什么还要等两年才能平反呢,因为要平反的人太多太多了,还有很多人拖了更多年之后才被平反,平反并不意味着补偿,因为惨烈的程度使整个大地没有留下可以被称为补偿品的东西,所以名誉的恢复就是普遍的补偿。有的人因为过于悲伤和理想,在后来的几十年走上了一条坚持要把文革罪行清算到底的道路,至今还在路上,譬如巴金就继续走在呼吁国家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路上。还有那些已经或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孩子的人,他们的死后平反是谁去向他们传达这个心灵消息的,我觉得那是文学的事情,从伤痕文学到如今的各种文革回忆,这些文字同时也是对整个下一代的历史经验的传递。它也是圣火,是不要让文革这种黑暗再次降临到世上来的圣火!

 

*本文原稿(较长)于2013年4月29日首发在文心网:http://wxs.hi2net.com/home/blog_read.asp?id=4520&blogid=74795

严力

严力,1954年生于北京。中国前卫诗人、作家、画家。他是具有明显的抽象和超现实主义风格的“星星画会”的创始成员,也是一位朦胧诗人。朦胧诗是70年代末依赖情绪和个人意象颠覆社会现实主义而获承认的一种诗歌流派。80年代中,他移居美国纽约,并创办了《一行》诗刊——其中收集了很多当代中国诗人的作品及译成中文的美国诗歌。他的作品被翻译成法、英、意、瑞典、韩和德文。他的画作被日本福冈现代博物馆和上海美术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