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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的花朵

2013年12月30日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
祖国,在妆点您之前,请让我做自己的花朵。
——题记

2013年9月8日,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地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揭晓,日本东京夺得了主办权。听到消息时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老了。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都仿佛还在昨天呢,居然我也到了感叹时光飞逝的人生阶段。一阵故作老成的唏嘘和自我调侃之后,我的思绪突然回到了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一刻。回想过去这种怀旧的心情打翻了就再也收不住。记忆的潮涌又猛地一下将我推回了当时观看北京和伦敦两届奥运会开幕式的情景。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嘴角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眼角却微微湿润了。

就让我从这三个特别而难忘的夜晚说起吧。2001年,我12岁,我还记得那段时间正迷上九十年代初的那部名为《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连续剧。7月13日申奥最终陈述那天,我在电视机前守了一天,总觉得作为中国人,就是应该在关键的时候陪伴在祖国身旁为她祈祷为她加油。当晚,当听到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赢得了最后胜利的那一刻,我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喜极而泣。为祖国守候和为祖国骄傲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种本能。

2008年,我19岁。8月8日,又是一整天的守候。我还特意请妈妈上街帮我买来两面五星红旗,一个人在电视机前挥舞、呼喊。那时心中激荡着一种见证历史的使命感,总觉得如果我落下了任何一秒,以后回想起来都一定会觉得万分遗憾。八点零八分,开幕式正式开始。我当时通过Skype和我在新加坡的一位印度挚友同步观看,我一路为他做英文解说,向他介绍每一个场景设计透露出的深意和底蕴。他的每一声惊叹都是我满腔自豪与热血的最佳伴奏。能把我对这片土地的深爱传向世界,对我来说是一份神圣的使命。

不过,有一点一直引我思索:为什么这种对祖国的深情总是在这样的“国际”场合显得尤其炙热呢?我认为这是一种希望得到世界认同的强烈愿望。在共和国旗下长大的孩子对这种情结都不会陌生,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英国人用鸦片撞开的国门、“东亚病夫”的讥辱、中国人民重新站起来的庄严宣告以及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后的一个个中国奇迹。这种认同情结已然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国民心态,它不仅体现在如奥运会这般攸关国家形象的大场合上,也渗透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当我在研究生院做项目受到教授和同侪的好评时,我总能在我的喜悦和自豪中察觉到“受到国际认同”的成分。

我是直到去年观看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时才顿悟这种“认同情结”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意。2012年,我23岁。短短的四年间,我走过了人生最漫长也最五味杂陈的一段路。英文里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叫做“无知是福”(Ignorance is bliss),很接近中文里“难得糊涂”的意思。这几年来,学得多了,读得多了,懂得多了,想得多了,对问题的看法越来越深刻,对祖国未来的思量也多了一份严肃,开始有了沉甸甸的感觉。天真无邪的心依然在悸动,但世界不再只是粉红色的棉花糖了。不甘于观望平静的大海,而是非要跳入汹涌波涛中任凭风吹浪打也要深入下去探个究竟,我想这是成长的代价,也是成熟的意义。

我和当时许多人一样都是抱着与北京作比较的心态收看伦敦奥运开幕式的,但我们的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我并不乐于将两场盛事作为竞争关系硬是要分个孰优孰劣,而是思考一个灿烂文明悠久历史的大国和一个吹响人类近代工业文明号角的大国如何借由奥运舞台彰显自身在对世界不可忽视的贡献。从艺术表现来说,如果用一个字概括的话,我认为北京是“齐”,而伦敦是“乱”。北京开幕式中那两千零八名一边击缶一边吟诵《论语》名句的乐手,一举一动步调惊人地统一,仿佛是用电脑合成的一般;伦敦奥运会上,以七座极富工业革命时代意味的大烟囱为背景,同样两千多名演员有的代表底层的农民,有的代表工会会员,有的代表争取选举权的妇女,他们“各司其职”,将时代脉动一展无遗。

这“齐”与“乱”的分界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从内在逻辑来说,北京是以人为笔墨来彰显文明,伦敦则是用文明做舞台来彰显人。有人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不就是东西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分野的体现吗?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这么说。简单来讲,东方哲学强调和谐,西方文明强调个性,上升到治国的逻辑,则有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孰轻孰重之争。可是这些分野放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已经相当模糊了。就拿中国自身来说,在经济主体日趋自主和多样化的今天,集体主义的原则已经丧失了原有的政治色彩而成为一种道德行为理论,顶多还残留一点经济组织模式的味道。而我所说的文明与人的关系是一种政治理念,一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其现实意义反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更加凸显。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曾经说过:“一小群有思想并且有着献身精神的公民可以改变世界,不要怀疑这种说法,事实上,世界正是这样被改变的。”当今世界,得益于通讯技术及社交网络的发展,这“一小群”人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呼声越来越响亮,爆发出的能量也越来越令世人震撼。可惜的是有很多人常常将阿拉伯之春这样的变革误解为国家与公民社会二元对立关系的体现。其实不然。2008年,我的家乡四川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特大地震,纷至沓来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成为救灾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力量源泉,他们所代表的同样是公民社会。说到底,公民社会是国民动手解决自己问题的强烈愿望的集结,就如政府这一概念产生也是为了拥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机制一样——虽然学术界就政府这一机制起源之时有无经过人民的同意尚未达成共识。

不仅是中国,公民社会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障碍,诸多执政者也开始明白法律、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可这些都是后话,最为关键的一步是政府对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的认识,按照被誉为世界民营化大师的美国学者E.S.萨瓦斯(E.S.Savas)的名言就是:政府应做掌舵者,而非执桨人(“the role of government is to steer, not to man the oars”)。要想船儿划得好,就需要肯定和鼓励公民社会在治国大略中可发挥的重要作用。公民社会与政府究竟是二元对立还是相辅相成,这个关键的决定权其实就握在执政者的手里。

这和我开篇所提到的“认同”意识和北京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有什么联系呢?还记得那首由新疆民谣改编而成的儿歌《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吗?里面有一句这样唱道:“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如果沿用这句歌词的比喻,“北京模式”中的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像是园丁与花朵,园丁以收获一个美丽的大花园为目标来负责安排每朵花的位置和控制每朵花的营养和生长情况。而“伦敦模式”中的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则更像是花朵与花园的关系,每朵花按照自己的周期自由生长,直到万紫千红春满园的那一天——这才是以人为本、韬光养晦、厚积薄发的真意所在,这种耐心期待绽放的希望才是真正的自信。

十一

换言之,政府需要明白,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是由个体写成的,一个想要进步的国家,必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还原“人”的主体地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应该被设想成一个由政府主导、使每个公民都背上“复兴”责任的国家工程,而应该理解成公民与国家良好互动后的自然结果。前面提到了,与“勿忘国耻、复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教育相生的“认同”情结深埋在影剧作品和流行文化里,也潜藏在对外关系和文化中,其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和对国民心态和政治文化生活强烈的渗透性是不可小视的。

十二

这种“认同”情结的实质其实是中国强大的国家意志塑造机制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认同情结”是国家意志在国际交往情境中的体现,那么这种国家意志又是如何影响国内社会的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最重要的答案是教育。让我们再回到方才以花园、花朵和园丁作比的“北京模式”和“伦敦模式”之别,这两种模式所说明的其实不仅是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也是家长和教育者与孩子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关于中国学生与外国学生个性和创造力间的差距、应试教育的危害等等已经在国内的社会舆论和教育论坛上引发过一波接一波的热烈讨论,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

十三

我唯一想说的是现今中国政治生活与下一代培养教育之间的联系。首先,解决当前困境的最最关键的第一步不是法制建设也不是改变教育模式,这些都是后话,现在最需要改变的是这种由上到下蔓延到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统一规划”的意识,而这种意识的真正危险在于它的潜在性和渗透性,它在看不见的地方影响着每一个人。这种意识的实质其实是一种畸形的控制欲和改造欲。从治国层面来说,它表现在执政者对在其“统一规划”之外的个人行为的规诫甚至刑罚;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它体现在老师和家长对学生和孩子离开其“统一规划”轨道行为的不容忍。第二,这种控制欲的哲学根据就是将“人”放在历史演进的客体地位,而相应的,其危害就是对“人”的主体作用的抑制。这种逻辑在治国方面的表现就是公民只能跟着国家的步伐走,而公民的倡议不能走在国家拍板的纲领之前,这种执政理念从而直接堵塞公民社会引领时代精神的能力和空间,阻挡了公民社会给予政府执政有利反馈的渠道。这种逻辑在教育方面的表现就在于老师和家长把学生和孩子放在流水线上,以他们自己的判断和愿望当做最高权威来塑造一个孩子的思想教育和成长轨迹,如此一来,教学任何相长?没有自我塑造的机会,怎么会有独立人格的形成?教育不是插花,而是养花。孩子和学生是成长和教育的主体,家长和教育者只是支持者和呵护者。不给孩子认识自己的机会,孩子就永远不会拥有独立的人格。

十四

当前这种将人和制度主客体颠倒的理念亟需转变,否则所有的改革甚至新政都无非是隔靴搔痒。诚然,转变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是很困难的,但是只有克服了这个困难,才能进入历史的良性循环。我觉得这个国家因为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有一种非凡的凝聚力,中国公民社会的觉醒已经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而在当前的体制之下,决策者麾下的国家机器也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将这种号召力用活、用好,在治国哲学中真正强调人的伟大和作用,引导社会思潮,对这个国家来说将是最棒的礼物。

十五

2013年9月8日,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地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揭晓,日本东京夺得了主办权,正在回家的路上的我陷入了沉思。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嘴角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眼角却微微湿润了。我笑了,是因为当年那个在电视机前饱含热泪挥舞国旗的小女孩已经长大,远隔重洋,对祖国的深情从未改变,只是开始用成熟理性的思想以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方式热爱她守候她;同时我又哭了,是因为很多人还不能明白我这样的心情。我笑了,是因为这几年一直很努力做自己的花朵,经历过埋在泥土里的黑暗,体会过冲出泥土迎接朝阳的喜悦,如今的我,已经渐渐结出一个珍贵的小花苞了;同时我又哭了,是因为很多人还没有机会体会这种成长的滋味。

十六

回到家后,我哼着《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的曲儿,唱出了这样的歌:“我们的花朵真鲜艳,共同妆点大花园,自由之风吹佛着我们,祖国母亲的脸上笑开颜。”

砚庄

砚庄,年方廿四,土生土长的蜀都女子。自幼痴爱西学与政治,在欲追求同声传译职业道路的当口辗转至布拉格重拾初心。现居美国华盛顿特区进行人权及民主建设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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