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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毛天下与党天下之争

2019年12月06日

这个题目是我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上的一篇长文的续篇。那篇长文题为:《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这个续篇是一部论著的构想,在此仅作一个提纲式的概述。

十年文革乃是毛泽东的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一位未代皇帝的文革。溥仪不是真正的未代皇帝。中国的未代皇帝是毛泽东。

作为史无前例的千古一帝,毛泽东集秦始皇与陈胜、吴广于一身。他一会儿以秦始皇自居,一会儿又扮演陈胜、吴广,有时甚至同时扮演秦始皇和陈胜、吴广。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先例的。

毛泽东在帝王史上的的另一个史无前例,乃是集帝王和圣贤这两个角色于一身。毛泽东不仅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拥有以前的帝王所从来没有拥有过的话语,或者说,思想体系。秦始皇的集权可谓空前,可是秦始皇没有话语上的权力。秦始皇只能以“焚书坑儒”抑止来自孔孟话语的挑战。

毛泽东的做法,远比秦始皇高明。毛泽东先是以手中的权力,扫平其它所有的话语,然后再用毛式话语发动民众,向共产党夺权。1949年,毛泽东成功地领导共产党夺得了天下。1966年,毛泽东又同样成功地把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了毛泽东的天下。即以毛泽东、江青夫妇为核心的家天下,取代了共产党的党天下。

毛泽东通过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批判胡风、批判《红楼梦》评论上的非毛式意识形态倾向,最后,通过规模盛大的反右,扫平了所有的非毛话语和话语者。整个社会只剩下一种话语,即毛泽东话语;数亿民众的头脑里只剩下一个人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由此获得了话语上的绝对权力,成为共产党及其治下的中国民众的思想主宰。

自此,既具帝王之威、又有圣贤之名的毛泽东,一步步走上神坛,凌驾与党和人民之上。党和人民,好比两只蟋蟀,在毛泽东的引领下,互相斗过来、斗过去。

毛泽东先是领导和指挥共产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集体镇压和政治运动,还有人为的大饥荒,把人民逼到了水深火热的绝境里。自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共产党把中国人民折腾了十七年,折腾得不仅人民受不了、就连共产党都受不了。党内高层当权派,开始请毛泽东住手。先是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公开叫停,后是刘少奇以阳奉阴违的方式暗中阻止。最后,迫使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检查。

作过检查、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开始把嫉恨转向了共产党。其时,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高官们,误以为可以用明里抬高、暗中架空的方式,把毛泽东高高地捧起来,然后悄悄地抽空掉。想不到,毛泽东借力打力,正好利用他们的吹捧,使自己成为神一般的思想主宰者。一时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民众的首要生活内容。虽然手中的权力被削弱,但毛泽东却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毛泽东话语,或者说,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籍此向党发动进攻,向刘少奇等当权派夺权。

毛泽东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动员令,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为号召,煽动全国民众造共产党的反。既然那只叫做党的蟋蟀不愿意继续咬人民了,那么就叫那只叫作人民的蟋蟀反过来咬党。否则,人民被折腾了十七年所积累的怨气、怒气,如何平息?

文革烈火,一点就着。毛泽东一声令下,人民怒潮一般,向党扑去。先是红卫兵,然后是打着形形色色旗号的工人、农民造反派,把共产党从基层到中央政治局,兜底打倒。这可能是毛泽东一生当中,最为得意的时光。历史上没有一个帝王,可以动员老百姓把自己亲手开创的王朝打翻在地。毛泽东将党和人民,同时玩弄于股掌之上。

文革过后,邓小平站在保卫党天下的立场上,逮捕造反派,清查三种人。四十年过后,又有人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人民文革”。党不敢反思文革,害怕人民再次动用毛泽东教给的群众运动方式,向党再来一次文革。而民间的反思文革,又暗含着对党的巨大不满。党和人民之间的这种互相指责,虽然都有着各自的理由,但彼此之间恩恩怨怨的制造者,却是把党和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毛泽东。

逮捕造反派、清查三种人固然是邓小平对文革中造反群众的报复,但如今提出“人民文革”,从历史逻辑上说,也是一种自欺欺人。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基于权力寻租造成的严重腐败和贫富对立现实,“人民文革”的提法有着强烈的针对性,暗含着对执政党的极大不满。

作为文革的始作佣者,面对党和人民的共同责问,倒也并非无话可说。毛泽东完全可以责问共产党的大大小小官员,当年你们折腾老百姓的时候,难道没有快感么?你们折腾老百姓起来,什么时候被动过了?一个个生怕不主动似的,竞相邀功,下手一个比一个狠。

毛泽东对造反派也是有话可说的。你们不要装出一付受蒙蔽的无辜模样。你们造反的时候,没有出气的痛快?在这次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上,当年做过造反派的学生、教师,工人,甚至农民,没有一个表示后悔的。当年上海工总司的司令,潘国平,在会上明确表示,假如再来一次文革,他照样还会起来造反。因为在造反和被工作组送进公安局之间,只有选择造反。文革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抓住中国人的嫉恨传统,在党和人民之间种下了难解的仇恨。我把那样的仇恨,称之为福尔玛淋仇恨。这种福尔玛淋仇恨以嫉妒为基本的心理动力。历史上那些著名的造反口号,有的叫做“帝王将相,能有种乎?”有的叫做“黄天当死,苍天当立”。有的美其名曰:“天下为公。”那意思就是,天下不是什么人专有的,而是人人都可以占有的,就像妓院里的婊子一样。最后,毛泽东总结为“造反有理”。毛泽东因此龙飞风舞地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事实上却是,天下如此多娇,引无数强盗竞折腰。套用毛泽东对历史的归结,可以说,一些强盗胜利了,一些强盗被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强盗史。

在党和人民之间如此设局,与其说是毛泽东的天才,不如说是几千年的专制传统所致。毛泽东空前成功地继承了那样的传统,以过人的心术和高超的权谋,折腾人民践踏党,把全体中国人扔进了地狱般的黑暗里。最后,是林彪的反抗,击破了毛泽东的神话。

中共9大以后,林彪如同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和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一样,想请毛泽东罢手。林彪跟周恩来心照不宣地达成共识,结束文革,转向国计民生。但毛泽东不仅不肯罢手,而且反过来准备向林彪下手。先是在庐山会议上向林彪发难,然后又以出巡,挑拨各路诸候和林彪的关系,向他们吹风,大造打倒林彪的舆论。一向淡泊、被毛泽东强行拖上政治舞台的林彪,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林家父子,向暴君说不,上演了一出现代刺秦。

林彪的刺秦虽然没能击倒毛泽东手中的权力,但刺穿了毛泽东的话语,刺穿了毛泽东话语构造的毛泽东神话。《571工程纪要》,如同在黑暗中点亮的一把火炬,烛照出毛泽东的真实面目,解构了毛泽东的权力游戏。这是一次向暴君的英勇亮剑。后人应该在毛泽东纪念堂跟前,建造一座剑碑,然后将《571工程纪要》刻写在剑碑上。

林彪事件,使毛泽东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毛泽东被迫发下包括《571工程纪要》在内的中央文件,使全国民众读到了林家父子的“讨毛檄文”。虽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不得不按照毛泽东的意旨,批林批孔,但毛泽东心里明白,他的神像已经褪色了。他不得不向被他打倒的党作出让步。一些被称之为老干部的被打倒对象,开始陆续复职。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蠢蠢欲动,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复出。

毛泽东一面很不情愿地把权力还给共产党,一面又物色王洪文那样造反派做接班人。直到他发现王洪文原来是个刘盆子式的窝囊废,才让邓小平重新执掌重权。那时的天下,依然是毛、江夫妇的家天下。

有人说,毛泽东搞掉林彪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林彪有一个林立果那样的儿子,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却过早地死在了朝鲜战场上。的确,毛岸英的早死,给毛泽东建立毛氏家天下造成了致命的困难。毛岸英的太子地位,是毛远新所无法替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毛远新也是个刘盆子。只是由于和毛泽东的血缘关系,毛远新才没有像王洪文那样,在毛泽东那里丧失信任。

也正是由于毛岸英的早死,才导致毛泽东起用江青。但江青与毛岸英相比,显然份量不足。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让他的女人们,一个个进入权力中心。其中最为显眼的有谢静宜、唐闻生和王海容。还有虽然不太显眼、但除了毛泽东谁都向她毕恭比敬的张玉凤。

由于右倾翻案而把邓小平重新打下去以后,毛泽东将更多的信任投给了他的女人们。在后来网上流传的由张玉凤披露的那张政治局常委名单上,不仅江青、就连张玉凤都成了政治局常委。假如毛泽东再多活十年、二十年,那么政治局常委中还得加上王海容、谢静宜等毛泽东的女人们。在毛泽东家天下的格局里,执掌最高权力者,与其说是跟毛泽东的思想有关,不如说都与毛泽东的身体有关。由此,毛泽东最终从天下退到了床笫,既不是以儒治国,也不是以法治国,更不是以道治国,而是以床治国。

家天下其实并不是共产党人的特色。家天下也不是什么政治理念,而是一种文化病菌。家天下比集权专制的历史还要悠久。中国的集权专制,是从周公建制开始的。而中国家天下的传统,则是由治水的伯禹建立的。二十世纪下半叶,亚洲国家出现了好几个家天下的事例。北韩的金氏家天下,台湾的蒋氏家天下,新加坡的李氏家天下。这些家天下都是现代的变相王朝,意识形态截然不同,权力体制却如出一辙。

毛泽东以家天下取代党天下,既是下意识的,又是无可奈何的退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意识到自己在党内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能够信任的,也只剩下他的女人们。因此,从天下退到床上,是毛泽东专制独裁的必然结果。而从毛泽东这种不无戏剧性的退却上,又可解读当年袁世凯为何称帝的心理秘密。独裁者通常在击败对手、从而没有了对手之后,会从天下转向床笫,从男性的战场退向女性的怀抱。以袁世凯的权位,不称帝也已然帝了。袁世凯的所谓称帝,不过是为他的十多房太太们挣得皇后皇妃一类的名份罢了。

相比之下,毛泽东的气魄当然要大多了。假如上苍再多给他十年、二十年寿命,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会变成毛泽东的奶党。由毛泽东的大奶、二奶、三奶、四奶……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领导着中国共产党,统治着十多亿中国人。

也许正是基于文革的历史教训,邓小平才强调集体领导,才下决心建立退休制度, 并且让子女经商赚钱,而不是接班掌权。邓小平以此捍卫了共产党的党天下,做到了毛泽东活着的时候绝对做不到的政治改革。邓家女子虽然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率先富了起来,但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却并不以自己的子女为转移。只是,邓小平是个一半姓刘、一半姓毛的政治人物。邓小平在安邦治国上姓刘,并且比刘少奇更有能力和魄力。可是,一旦面对群众运动,邓小平马上回到毛泽东的立场上,变成一个没有运动群众能力的毛泽东。邓小平无法运动群众,结果当然只有以屠杀来解决群众。

总之,一场文革浩劫,从根本上说,乃是毛氏家天下与共产党的党天下这两种专制之间的斗争。毛泽东胜利了固然是专制,党胜利了,也同样是专制。

毛泽东的文革最后是以失败告终的。毛泽东的权力和毛泽东的话语、毛泽东的帝王之尊与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乌托邦,最后全都同归于尽。

毛泽东不仅耗尽了传统的帝王资源,而且也耗尽了帝王气十足的话语资源。毛泽东以后,再也不可能出现毛泽东式的集帝王与话语、集秦始皇和陈胜、吴广于一身的帝王。毛泽东是绝代帝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毛泽东以后的专制者,不是垂帘听政,就是集所有权力于一身,也依然像个公务员。

中国的专制历史,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如果说,周公建制是这个黑洞的入口,那么毛泽东文革则是这个黑洞的出口。当专制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全都耗尽之后,剩下的是由专制的心理和专制的病菌,构成一种专制的习惯势力,支撑着专制的政治体制。执政的共产党固然还没有走出专制的历史阴影,但毕竟受到过文革的冲击。但是,假如再以文革方式来打倒和推翻共产党,那么专制依然有可能以复活的方式得以延续。专制好比白骨精,满清王朝结束以后的各种中国政党好比白骨精附体的专制载体。中国民众真正要战胜的,不是共产党,而是白骨精般的专制。从反对专制起步的共产党,其实也是专制的受害者。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打倒、推翻共产党,而是能不能战胜专制对中国社会的毒害和对中国人的毒害。至于共产党,既可以成为专制的载体,也可能成为专制的敌人。走出专制传统,是没有任何模式可寻的。

假如真要汲取文革教训的话,那么就得放弃打倒推翻的文革方式、造反有理的文革思维,和声讨、讨伐一类的文革话语。文革话语骨子里是一种权力话语,既以权力为中心的话语系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以权力为中心。造反有理,总是有理在权力的争夺上。从来没有一次起义、暴动或者革命,是以权利为基础的,不是以权力为指归的。每次改朝换代,结果都是专制复辟。

从后向前,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这是一长串改朝换代的多米诺骨牌。假如想要让共产党成为最后一张倒下的骨牌,只能从我开始,站住了不倒。

从我开始有二层涵义。一层是从我自己开始。我是没有们的我,是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我。我的能够站立,不在于有无权力,而在于有无权利意识。我并不在意共产党的执政,但我必须坚持和维护我的权利。我想对执政党说的,不是再来一次文革,而是请把我的权利留下。

假如每一个我,都以权利说话,而不以权力为然,那么中国社会就会从一个权力社会,转变成一个权利社会。这是我说“从我开始”的另一层涵义。我相信,权利意识的觉醒,比当年“五四”时期对民主科学的强调,更具思想的自由度,更具社会的建构力。“五四”启蒙领袖没有意识到权利的重要性,致使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思想运动,最终被毛泽东话语所替代。

当然,这并不是“五四”启蒙领袖的过错。因为即便是美国,在二十世纪初,也还只是民主国家,并非是个权利社会。美国进入权利社会是从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开始的。因此,我的人文立场和权利意识,不再允许我使用讨伐、打倒、推翻一类的权力话语,而宁可选择马丁.路德.金式的“我有一个梦想……”

2006年5月15日

(作者根据《文革四十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上的同题发言整理)

 

——转自作者文集(2006-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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