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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中国之治”——从全面进攻转向全面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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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31日

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会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主要不是因为这次会议会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样,发生戏剧性的人事或决策变动,而是因为在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这二十个月中,中国的对手,也就是美国和西方精英对中国的认知以及中国当权精英对自己的认知,都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这种转变恰恰与习近平给这次全会指定的题目密切相关,那就是中国国家治理,也就是所谓“中国之治”的取向,以及这种取向对“天下大势”或对世界的走向,究竟意味着甚么?

过去二十个月,美国权力精英对“中国之治”完成了系统性的认知转变,不仅可以从彭斯副总统最近再次发表对华政策的全面阐述得到印证,也可以从美国朝野精英对中国挑战的争论和探讨之激烈和深入得到更有力的支持。美中贸易战以及香港人民持续大规模抗争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无疑对美国精英乃至民众的认知转变起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简单概括,就是美国朝野对“中国之治”的理念、目标、策略和手段,包括其内在的文化和历史逻辑,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前所未有的认识飞跃。这种飞跃是此前无法想象的,这固然和现代传媒技术有关,但其根本原因更在于习近平上台以来,全面挑战美国的国家和全球治理地位和理念,既充分暴露了中国统治者的狂妄、更让美国人清楚看到了自己养虎为患的严峻事实。美国对中国放弃极权主义已不抱任何幻想,不论脱钩也好,不脱钩也罢,一个长期与中国对抗的系统动员和调整过程,已经在美国启动,谁也无法逆转。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权贵和文化精英也开始了一个重大的认知转变,虽然这种转变没有美国精英的认知转变那么系统、那么彻底。这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美国人不同有很大关系。我以为中国权力精英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的实力,尤其是与美国经济进行对抗的实力,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仅这一点,就彻底地动摇了中国的所谓“四个自信”,令习近平不得不把自己治理中国的理念从对美国和西方理念和体制发动全面挑战,转向全面防守。如何保住面子,实现这种转变而不给中共统治带来过大风险,应该是此次四中全会关注的核心问题。

习近平会因此改革吗?中共内部的反习势力会利用习近平的错误重启改革吗?我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对此有幻想。那么,中国之治从全面挑战美国和西方转向全面防守能成功吗?如果以习近平在五年内稳住专制秩序作为成功的定义,我以为有相当的可能性,但也不是没有风险。成功的可能性主要来自美国和整个世界都不希望中国内乱,更不用说中国多数人也怕乱。当然,怕乱未必就不会乱。中国目前最大的失序风险来自严重的债务危机以及与此相联的人民币币值危机。这将是四中全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北京当局如何应对这些回避不了的危机,对于中国未来之演变非常重要。这也是此次四中全会的重要性之所在。总的来讲,我认为在美国对中共极权不存幻想的大前提下,中国危机过快爆发不是好事,因为各方都缺乏准备。中共极权如通过转攻为守获得一段时间,尤其是让下一代人进入最高层,可能会增加类似清末那样相对温和的变革机会。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2019-10-29)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3期,2019年10月25日—201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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