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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小戎:我们的道路铺在他们苦难之上——张纯珠和自由民主党(图)

2018年0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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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张纯珠近照

我们的脚步踏着前人的生命和青春,象一支冗长的朝圣队伍,在洪荒和崇山峻岭中跋涉。感谢造化怜惜,赐我于之结识的福分,书生无长物,唯有秃笔一支奉上。

张纯珠住在中关村一个旧小区内,在他被捕前,那里是一派萧索景象。1992年,开食品厂的个体户张纯珠被捕,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那便是有名的自由民主党案,同案二十余人,受牵连者百计,这是自邓氏改革以来,中国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它和毛时代的政治案件不同:在毛时代,那些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的人们,绝大多数系无端受害;而1989年之后,主动向专制制度发起挑战的政治案件,正越来越多。

世道在不知不觉地变迁,在过去,专制政权习惯性地以政治原因为由向无辜者发难,政治迫害成了制造恐惧和徇私报复的利器;而到了今天,它又习惯地以非政治性罪名来掩盖其政治迫害的事实。这天长日久的渐变缓缓勾勒出一条专制秩序正在日渐衰败的曲线,而这悲怆的曲线,由无数人的苦难积累而成,天长日久之后,脚下渐渐显现出道路的迹象。

1989年在中国爆发的大规模请愿和抗议运动,推倒了东方阵营这一系列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骨牌效应不久蔓延到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在短时间内崩塌。可以摧毁地球几十次的核弹、覆盖三分之一人类的党组织、密布于这一阵营每一个角落的宣传机器和特务系统……这一切在人心的觉醒面前显得何其渺小而无力。

当学运乍起,张纯珠已经三十七岁,经营一家食品厂为业,家境虽不算殷实,在当时亦算得上小康之家。起初,他并不认为那场运动属于全国各阶层,仅仅认为是学生们的一场请愿。运动在他心目中属于学生,作为市民,为学生们站台助阵即可。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广场上去,时不时带些物品捐献给学生们,比如用于制作条幅的布料,有时也会参加到队列中,不过大部分时间里仅是在一旁,看看学生们有无需要出力相帮之事。

他象大部分北京市民一样,发乎纯粹地声援和支持学运,直到军队进城时,仍然相信形势仍可以在各界齐心协力之下扭转,当枪声传来,死伤消息众说纷纭。4号那天他下楼想要买菜,看见人们一辆小货车上载了具七、八岁男孩的尸首,身上好几处弹孔。悲恸木然的母亲守在一旁,人们面色凝重,话语低沉。他把身上的八块多钱取出来想捐给那位母亲,人们便纷纷群起捐款。而那位母亲却不愿接受,开车的司机自作主张替她收下。

“我回来后哭了好几天!”叙说起那一日的往事,冰凉场景仍在眼前。经营食品厂的愿望越来越淡薄,东欧剧变,华约解体的消息接踵而至,苏联正岌岌可危。“要是有人跟共产党干,我就找他们。”

去“找组织”跟共产党干的心愿到1991年迎来机会,他家楼上的邻居芮朝怀已经成为了自由民主党的一员,将张纯珠介绍给自由民主党一众同仁。那些日子他们有一件重要的事务是散发传单,由民主墙老运动员、前公交车司机刘京生主持。这件事需要一辆汽车助阵,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原先是雇了张纯珠一位朋友的面包车,因担心事发连累朋友,他便自己买了辆拉渣土的旧货车,载着列位四处张贴传单。这群人中有青年学生和普通市民,没有人称得上是训练有素的职业秘密革命家,所有人走到这一步都仅凭一腔激愤。胡石根先生曾经要求大家号召自己的素养,戒除抽烟等不良习气,但现实情况却不可能因为一两句号召而得到有效改观。有一些人知道自己迟早要遭到政治迫害的毒手,却不知道它何时到来,他们希望在迫害来临之前多做一些工作,无论多做多少,都是对未来民主中国的宝贵贡献;而另一些人则明白警方已经开始行动,随时准备收网。

张纯珠便是后者,他父亲是共产党的公安干部,他自己则早在十九岁那年便惨遭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1971年,插队知青张纯珠被“公安局军管会”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盗窃”。真正的原因是他顶撞了作风不端的大队干部,对方怀恨在心趁着政治运动报复。这位年纪轻轻的知青很快成了“运动员”,并在各次批斗会上拒不认错,何况他根本不晓得对方究竟要自己认的是什么错。那一年,“军管会”的那群文盲和法盲们,在一次批斗会后接着开了一场“公审会”,没有任何程序,更谈不上证据和讼辩,一群“犯人”们被挨个拉上来,宣读姓名和罪名后当场判决,张纯珠以“盗窃罪”被判刑五年,投入南泥湾劳改队。

象普通市民们的生活一样,他加入这个“反革命集团”,从未有过一丝要在风潮中“呼风唤雨”,或者要在未来留下什么个人印迹的念头。他开车、运输,为秘密行动尽自己微薄的本份,凭借坐牢经验,及年轻时受父亲工作的影响,才不多久他便意识到事态已经败露,暗探们正在不被发觉的角落里盯梢着。但他更加明白,自从见到这些人的第一天开始,自己就已经不能再退出。

“我对他们说:‘每一次你们给我一点钱,几块甚至一块都可以。以后万一出事,就说是你们租我的车用。’”,当时租一辆车的日价一般是几十块钱。他尽量地忘记每一个人的名字,除了开车之外,从不去询问甚至不去想关于传单的任何事,为即将来临的被捕做准备。

到了1992年的4月底,抓捕果然来临,自由民主党一众同仁悉数蒙难。“首犯”胡石根获刑20年,其余有康玉春17年,刘京生15年,王国齐11年,以下5-7年十余人,包括张纯珠、芮朝怀。

五年后出狱,这位一无所求的人,亦几乎一无所有,除了一位患有智力性疾病的十四岁儿子可以相依为命。失去了财产、家庭、岁月的父亲,从此拉扯儿子度日。为争取权益,他时常和访民们一道出没于信访局,那时候的上访大潮还远远不如今天这般汹涌澎湃,这些蒙冤受屈者们的事迹,若是曝光到新闻媒体上,仍可以引起一片惊奇。和如今的访民们就算是闹出人命也被舆论视为寻常的景象相比,当时访民的数量和曝光到途径、曝光率都远远低于今日。

象张纯珠这样敢于把自己的诉求尽量戳进公共视野的人,他们的维权行为也比今天的成功可能要高。为了父子二人一点可怜的生活权益,不知道又经历了多少抗争。天长日久,那孩子渐渐成长。

我去过他们家两次,去为他修理电脑,其中有一次遇上了他的儿子。那年轻人没有多少照顾自己的能力,一日三餐都需要依赖父亲照看。除了每天在外奔波衣食之外,儿子有没有吃饭是他一天中最要紧的事。那个家很简朴,亦不宽敞,收拾出一片开阔空间来,作为儿子的活动场所。最显眼的地方一套练拳击的沙袋和手套能用具,还有一些体育设施。因为不放心放儿子出门,又怕他一人在家,耽误了运动,对他发育不利。

“我儿子现在在练拳击呢!”有一天我听见他略带眉飞色舞地说,那言语间仿佛儿子即将成为一名优秀的拳击手。“打沙袋打得可有劲!”好象儿子正在与一位恶徒搏斗,或者终有一日会练就除暴安良的拳法,成就一番侠义。那时我并不知道他儿子是位病人,以为不过是寻常见惯的家长晒娃景象。

直到我见到他们父子,那后生长得筋骨强壮,此时方才明白那眉目飞扬之间,竟是何等深情。

2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案头”胡石根今又陷牢笼,当年的张纯珠、芮朝怀、高玉祥……这些市民们,他们自始至终未曾想过要去成为风潮中的角色,而是在风潮中和风潮后,为了良知和受害的人们尽一份单纯心力。他们牺牲了财产、年华之后,继续无声无息湮没在十几亿人中,鲜有人晓得其掌故、怜惜其身世。但我相信,至少我们脚下的土地会记得每一位生灵。
 

——转自民主中国(2018-01-21)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7期,2018年1月19日—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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