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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戈:党文化的作恶信条(图)

2020年01月17日


高氏兄弟作品《毛泽东枪杀耶稣》,侩子手是由七个手持步枪射击的毛泽东的雕像组成

李洪林先生曾痛心地说过:“毛泽东亲手培养的‘党文化’,给中华民族造成了空前绝后的精神创伤。无论夏桀和殷纣,无论周厉王和秦始皇,也无论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和明清两代的文字狱,都比不上‘党文化’对整个民族伤害之深,这是精神世界的内伤,它抽掉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脊梁骨,消灭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独立人格。”

“党文化”也培育了作恶多端的中共集团,从土改、肃反到文革浩劫,桩桩件件都是明证。从文革对张之洞、康有为的扒坟鞭尸,便知这伙连死人都不放过的恶棍,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另一方面,党文化也侵蚀中共,如今已成溃烂之躯。制度性贪腐无处不在,文凭造假屡见不鲜,投毒谋杀内斗不断,指鹿为马谎话连篇。他们正把国家民族引向没有正义、没有是非、弄虚作假、道德沦丧的万丈深渊。

正是这样一个丑陋的、溃烂的集团,在享受工业化、市场化经济利益的同时,以不搞西方那一套的歪理,成为21世纪公开反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司法独立的个别政权。他们以阶级的名义反人道主义,以共产党初心反私有财产,以党的领导反司法独立,以舆论一律反新闻自由。但凡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以来的正面价值,都成为中共的敌人。

反普世价值、反宪政民主、反司法独立,并不意味着中共有着优于现代文明的价值和制度。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实是自欺欺人。苏联解体宣告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同时也宣告了他们道路、理论、制度的失败。至于文化,除了“党文化”还有什么文化可谈?义和团还是红卫兵?

有人把“党文化”比作会党文化,是指在控制他人为目这点上相通,但作恶无底线,祸害之惨烈,会党文化岂能与之比肩?什么是“党文化”?就其范围、罪恶而言可谓罄竹难书,其中危害最烈莫过于以下四条。而所谓毛泽东思想,其主要内容都包含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党文化”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他们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

  1. 痞子精神
  2. 阶级斗争
  3. 唯物主义
  4. 暴力崇拜

本文不是解读中共教科书的说辞,而是说明它们在中共政治中的实际功用。

 

一、痞子精神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以流氓成为帝王者不乏其人,如刘邦、朱元璋。虽是流氓出身,大业成就之时,不光彩的历史总会设法抹去,再端起架子装出帝王的样子来。再无耻的流氓,一旦得了天下,无论王道霸道,只会与流氓切割,绝没有视痞子为同道,请痞子进庙堂的道理。

中共则不然。创建之时未必是刘邦之辈,但之后的农民运动则和痞子沆瀣一气,非常之时用非常之法,并非不可理喻。建政之后仍视痞子为同道,奉痞子精神为信条倒是啧啧怪事。这个奇怪的现象和湖南农民运动分不开,和这个运动纲领性文献——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分不开。这篇报告假革命之名为痞子造势,以革命先锋为痞子正名,正因如此,建政后痞子精神登堂入室也就顺理成章。

文革中红卫兵为代表的群众运动再现了这一幕:以《考察报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为开场,再按报告所说“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只是土豪劣绅换成了教授专家、走资派。时至今日,从基层到庙堂,他们的幽灵无处不在。《芙蓉镇》里的王秋赦,已成这类人的符号,无信、无耻、无赖、无畏是他们的底色。尤其是无信与无耻,已经成为这个“革命”的重要遗产,深入到这个群体的骨髓之中

所谓“痞子”,指的是恶棍、流氓、无赖这类人渣。之所以无信、无耻,就在于他们是没有价值系统,不讲社会伦理的边缘人。他们以私利为目的,追逐钱权近乎变态,不讲道义蔑视秩序,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党内斗争如此,鱼肉百姓亦然。这个不讲政治伦理以痞子精神为信奉的政党,没有他们不敢编造的谎言,没有他们不敢撕毁的契约,没有他们不敢干的坏事!这在中共建政后已成常态。

二、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指对抗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但无论如何,这只是西方政治经济学一派观点,而非荼毒天下的依据。中共在建政后,阶级斗争除了是杀人无数口实,更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不讲逻辑、颠覆价值的工具。这一点危害最烈,却不被人们所重视。

人在经济结构中地位的不同并不意味着观念、方法的不同,更不等于价值的对立。尤其在伦理道德系统,即使经济利益的对立甚至冲突,也只是利益诉求的不同,绝不会有伦理层面的不同。如果在这一层面有所不同,甚至对立,则意味着结构崩溃、社会解体。任何一个族群都有经济地位的分层,也就是所谓的阶级,但并不因此就有“你要讲卫生,我偏要吃苍蝇”的对立。这意味着在基本价值判断上,任何族群都有接近甚至一致的一面。比如善恶、真假、美丑,而不会因为阶级的不同而不同。

以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论是非,是共产主义运动最荒唐的逻辑,其功效在于对价值蛮横的颠倒。但凡打入另册被整治、被迫害、被掠夺的人们,无不被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如地主、富农、资本家。以贫富划分敌我,使富有成为罪名,再以阶级斗争置人于死地。党外如此,党内亦然,无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无不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种神逻辑无需罗织罪名的麻烦,也无需“莫须有”的精神负担,只要带上“阶级敌人”的帽子,置人于死地的罪名即可成立。

李森科之所以批判遗传学,并非他比孟德尔—摩尔根高明,而是给对方戴了顶资产阶级的帽子。基于同样的逻辑,就有了中共那些数不清的批判运动:批俞平伯、批胡适、批人道主义,批人性论,直到文革批无标题音乐、批牛顿的第一推动力,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种批判除了颠倒是非,有什么道理可言?这个庸俗、荒唐的神逻辑,使斯大林、毛泽东几乎成为万能的神明。

阶级斗争在草创初期是杀人越货的口实,比替天行道时髦。建政后则是控制他人、颠倒是非的杀器。

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在政治舞台上最疯狂的表演莫过于法国大革命,当时各派政治势力都提出了问题上的主张,最著名的莫过于公社的“信仰理性”和市政自治派的“无神论”。在这两派的坚持下,国民公会下令“以信仰理性代替天主教”,并把教堂改为理性教堂。恩格斯称之为“用尽一切力量把宗教永远破坏了”,其罪魁祸首正是唯物主义领军的理性信仰。而这正是法国大革命最负面的东西,革命的神话演变成一场噩梦。

从人类文明史可知:一切文明的根性都源于宗教,否认神性就是文化自宫。法国大革命的“信仰理性”闯下了大祸,方知道“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自有他的道理。作为哲学的唯物主义,无需深究无神论对错与否,一旦成为政治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必引发政治秩序紊乱,并导致专制独裁登场。法国大革命如此,中国革命何尝不是?

任何一个有序社会,法律都是维系社会的纽带,公平正义则是法律的根基。公平正义所具有的超验性、神圣性,在东西方都保留在自身文明的根性中。它既是一个共同体的基本价值,也是一个理性逻辑系统(法律)的公理。

美国《独立宣言》以“全人类在被(上帝)创造出来时就是平等的”的宗教信条,导出这个国家政治规则的全部。这个信条既可以理解为美国政治的公理,也可以理解为政治逻辑的起点。唯物主义无神论拒绝宗教,因此无法理解公平正义的神圣性。公理系统的缺失,逻辑起点的随意,其法律注定成为不讲是非,颠倒黑白的工具,连皇权专制都不如。

蔑视宗教否定神性,既缺乏终极关怀也没有道德底线。没有终极关怀使人成为急功近利的短视者,漠视长远只有当下;没有道德底线使人成为无恶不作的衣冠禽兽,社会变成从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丛林:贪腐遍地,乱象丛生。从山寨货到假学历,从食品安全到生态灾难,从邪恶的政党到溃烂的社会,无不拜赐于无神论者,作为总根子的唯物主义难辞其咎。

四、暴力崇拜

“《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算了一个数字:在本世纪(20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1.7亿人。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这种现象的存在归因于一种现代的、冷酷自私的逻辑。尤其是那些思想——危险和错误的思想——应该对本世纪这一可怕的统计数字承担连带责任。”(《开放的社会极其敌人》导论)

最应该对上亿死难者承担连带责任的,当然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这个危险和错误的思想,在中国不但大行其道,还成为崇拜者的圣谕。毛泽东是暴力革命狂热的鼓吹者和践行者,在党内外有着一批虔诚的信徒。正是毛泽东和他的信徒们,在20世纪的中国,以革命的名义杀害了无数中国人。

作为内政,政权的更迭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古代和现代。前者充满了霸道、诡计、暴力,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模式,后者则是谋划、论争、投票,是成败于票箱的选举模式。战争模式血流成河,是中古时期野蛮愚昧的政治理念的产物。文艺复兴推动了人的解放,工业革命、科学革命、政治革命使人类步入现代文明。政权更迭不再是中古时期的血腥野蛮,而是以民意为基础的议会政治,即公民主导的和平运动。在民治时代,毛泽东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则是对国家、国民的劫持。

毛泽东另一句名言“马克思加秦始皇”,说的是马克思暴力革命和秦始皇暴政。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明白无误说到:“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他之所以露出一幅暴君加流氓的嘴脸,就在于他清楚没有民意基础,维持政权除了暴力,还需要无赖。

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是仁爱,即便是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也是褒仁政贬暴政,对秦政的抨击多于肯定。肯定者大多与郡县制有关,抨击者则以“仁义不施”直指暴力。王夫之所谓:“秦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

从土改到肃反的杀人如麻,之后历次运动的冤狱遍地;直到文革的红色恐怖,抄家、扒坟、批斗,无所不用其极!暴力革命就是明火执仗、肆无忌惮的恐怖主义。除八十年代短暂的开明时期,暴力政治依然如故,只是不再明目张胆而已。暴力维稳、暴力拆迁,跨境抓捕、神秘失踪、恶行种种,不一而足!以恐怖治国,法治无从谈起。而这一切在暴力崇拜者眼又算什么?看家本领,小菜一碟。能让信徒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毛氏大手笔,只能是全人类的灭顶之灾!

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直言道:“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半个世纪之后,暴力崇拜的忠实信徒发出更疯狂的声音:“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全力发展核武器,争取能够在十年之内,储备足够消灭掉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核武器。”在网络严格管控的中国,这种令人发指的反人类叫嚣,至今冠冕堂皇地刊载在百度的网页上!

如果真有什么“中国特色”,自然非“党文化”莫属。毛泽东推崇秦政治、秦苛法,恰好是中共自己的历史地位:皇权专制之余孽,苛法恶政之大成。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加巫术”,与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异曲同工,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只不过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糟粕,是最野蛮、最落后的东西。

“党文化”是中国社会转型最大的障碍,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不告别“党文化”,任何希望和前途都无从谈起,坍塌和崩溃只是个时间问题。
 

——转自新世纪(2019-07-2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9期,2020年1月17日—2020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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