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如同其所有西方盟國一樣害怕惹惱北京。幾十年來，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對中國統治蹂躪下的人們、尤其是西藏的人權，要么撒手不管，要么予以犧牲。沒有人比約翰•肯尼思•諾斯更清楚這些丟臉的事實了。他在美國中央情報局任職40年，從1950年代到1971年，親身介入了中情局在西藏的行動——這是一個多世紀裡，華盛頓唯一一次改變了向北京叩頭的做法。諾斯的書詳細記錄了這段歷史。他的記述除了偶爾有些官話外，即便是對這個主題不熟悉的讀者也會感到引人入勝。

值得注意的是，數年來，即便在中國實力虛弱、無力控制西藏的時候，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在北京不悅的時侯也是一味退縮。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瑟曼是研究西藏問題的重要學者，他在前言中對此作了簡潔說明。

 “我們可以看到的‘西藏的命運’是……帝國主義的浮躁伴隨著膽怯的失敗這種糟糕組合的結果，先是大英帝國，然後是後繼者美國和印度。在背景中隱約浮現的總是帝國商業貪婪的自欺欺人的幻想——每個人都在想，把西藏作為分散注意力的犧牲品餵給中國龍後，他們可以從龍的肚子裡提取多少錢。 ”

諾斯寫道，西藏仍然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因素，“即使作為一項有負罪感的政策”。這裡，也許我們看到了諾斯本人的心思。他之前出版的書《冷戰的孤兒：美國和西藏為爭取生存的抗爭》（公共事務出版社，1999年）是一本對中情局支持一個在西藏內部的大規模反共起義行動的詳盡和富有激情的記錄，諾斯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行動“是英勇的失敗”，西藏人“順從地接受了”這一現實。儘管諾斯堅持認為中情局對游擊隊充分恪守承諾，在他之前的書裡他坦承，包括他本人在內，他的同事們，都未去過西藏，對那個地區、民族、語言或文化知之甚少，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起義來回搖擺。他在字裡行間小心翼翼地表達了負罪之感，儘管他說“更大的問題是說服反抗戰士分成較小而不易受攻擊的游擊小組，基本上在荒僻的鄉村活動。 ”

不過，無需細讀即可看出這一對抗中國的唯一實例的淺薄，即便從狹隘的角度視之。當年冷戰主宰著美國人的思維，試圖入侵古巴未成。那時美國還沒有正式承認“北京政權”，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喜歡“盡可能與中國針鋒相對”。但同樣地，像諾斯所寫的，1971年，當美國改變了對中國的態度、亨利·基辛格正計劃安排理查德·尼克松去見毛時，“美國政府與藏人的關係就……立刻被打入了冷宮。 ”

20世紀早期，美國與中國打交道時縮手縮腳，把西藏和達賴喇嘛當作隨時可以拋棄之物。 1908年，美國勇敢的探險家和人​​類學者威廉·柔克義，對與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兩次珍貴會面備感激動。這樣的會面，同樣使愛冒險的美國總統特迪·羅斯福感到很興奮，他不知是否應該送這位西藏領袖一套他自己的書。達賴喇嘛很快去北京表示臣服——但是，當他拒絕向滿洲皇后磕頭時，便被隔離起來。

達賴喇嘛的密使去見柔克義，當時柔克義是駐北京的外交公使。密使徵詢其建議並要求對如何對待西藏領袖做出保證。諾斯描述了當時的情況，重要的是要記住：清帝即將退位，中國很快就會失去對西藏的控制，直到1949年。柔克義直截了當地寫道：

“無論達賴喇嘛在當朝皇帝登基之前曾擁有多大權力，他現在的處境，就像18世紀中期以來他的前輩一樣，只是相當於一個諸侯屬臣，其職責、權利和特權均需繼任的皇帝授予。 ”第二年，當柔克義在印度再次會晤達賴喇嘛時，他作為一個美國人觀察到——如同所有外國官員一直小心翼翼地做過的——雖然達賴喇嘛非常睿智，但“因為西藏是而且必須繼續作為大清帝國的一部分，為了自身的利益，與中國保持密切友好的關係是絕對必要的，因為世界大國都認為它為了自己人民的幸福必須這麼做。 ”除了中情局行動的這個插曲外，那時美國人對西藏和中國的態度大體上和現在是一樣的。

193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時，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曾考慮要向西藏人民表示哀悼之意。

如同清末和北洋政府時期一樣，南京的國民黨政府也無法在西藏實施統治。儘管如此，美國國務院的官員還是對總統提出了警告。諾斯寫道：“他害怕中國人可能把總統的行動‘誤解’為是在干涉他們的主權，達賴喇嘛‘至少理論上是屬於……’”總統放棄了他的打算，雖然“他個人非常願意這樣做”，他的秘書這樣寫道。也就是說，總統非常願意向下一任達賴喇嘛表達哀悼之意，但是，羅斯福並不知道十四世達賴喇嘛當時還未出生呢。

這一不光彩的政策還是在中國比較弱的時候實行的。 1949年以後，美國總統——除了中情局不幸的那個插曲外——變得非常謹慎小心。比爾·克林頓在達賴喇嘛和克林頓夫人聊天時正好“路過”那裡；1999年，克林頓確實曾對國家主席江澤民說過，他認為中國國家主席和達賴喇嘛會互相喜歡的（他的這段話在中文記錄稿中被刪去），江澤民聽後笑了；2007年，喬治·布什在白宮“他的私人住處”會見達賴喇嘛，並且馬上進行解釋，和往常一樣打比方，含糊其辭地說：“我們實在不想攪拌熱鍋，讓中國感到我們正在用棍子戳他們的眼睛”；2010年和2011年，奧巴馬總統會見達賴喇嘛時再次避開通常會晤國家元首的橢圓形辦公室，選在地圖室，並讓他的新聞發言人說：“總統表達了對保護獨特的西藏宗教、文化和語言的認同，以及對保護西藏人權的強烈支持”— —當然，必須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藏，還強調兩人都“同意美中兩國之間積極、合作關係的重要性”。美方顯然知道北京拒絕會見達賴喇嘛，所以當間或會見他的高級特使時，都安排在遠離北京的地方舉行會晤，而代表中方的是中共中央負責與非黨人士接觸的統戰部官員。

這是一個漫長的、悲哀的和不光彩的故事，大部分都在諾斯的書中娓娓道出，令人讚嘆。在書的結尾，他尖銳地指出：“在支持正在積極爭取和踐行民族自決的西藏人的問題上，（我們）欠了賬，否則，他們和他們的文明就會如同歷史上令人欽佩的“敗局命定”¹般悄悄消失，在為維護一個自由的世界而持續進行的鬥爭中，北京再次不戰而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