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香港記者程翔在深圳準備過境回香港時被令人生畏的中國安全部門拘留。對他的指控似乎是捏造的：向台灣提供國家機密。他很快被判處3年有期徒刑。

程翔在《我的千日經歷：一位愛國者的磨難》（中文書名《千日無悔——我的心路歷程》）一書中描寫了他在中國監獄裡受到的折磨，讀者會同情他的悲慘命運。程翔以其50多歲的年紀、忍受多病之苦，掙扎著試圖適應鐵窗生活的嚴酷現實，但很快他陷入抑鬱之中。

然而，程翔在書中把自己描寫成一個對自己的香港華人和記者身份、以及自己與中共之間的關係感到困惑的人。

程翔籠統地說，回顧被捕前一年的種種跡象，以及審訊期間他時被問到的問題，他認為自己陷入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之中。

他覺得自己無須隱瞞任何事情，因此採取了委曲求全的態度，與當局合作。他多次表示自己是個愛國者，他對中共體製表現出驚人的、難以令人理解的信任。他說他的第一考慮是“要對國家安全負責，而不是保護自己”，更不是感到憤怒。

程翔對其悲劇經歷不可思議的反應，正好是中共在中國民眾中成功模糊了黨和國家界限的又一例證。這樣做的結果是把有理性、愛國的人轉變成了非理性、是非顛倒的人。程翔並不是唯一因對黨愚忠而吃大苦頭的人。許多在50年代、60年代各種政治運動，以及文革中吃盡苦頭的大陸知識分子，與程翔一樣仍對黨抱著非理性的忠誠。

他寫道，他在被捕後立即打電話給他在香港的助手，要她將他的手提電腦送到深圳，以便交給警方，來證明自己的清白。而電腦中的信息最後被當局用來對他進行指控。誰知道有多少他的朋友和消息來源被其硬盤中的信息所傷害。他怎麼會如此天真呢？

他接著說，在審訊員施加的心理壓力下，他的決心動搖了，看過指控他的證據後，他坦白了“犯罪的可能性”。讀者唯一能想到的是，他這樣做是出於對自己安全的強烈恐懼，加上他對那個不值得信任的組織的信任。

一年後，當他終於——也是首次——見到他的律師的時候，他要求如果可能的話，他想以“非故意犯罪”為理由為自己辯護，因為他覺得他可能在自己不知道的情況下介入了間諜組織。

他寫道：“我是在一種難以名狀的精神痛苦中度過的，它產生於深深的無奈、遺憾和損失。 ”他說：“我感到沮喪，因為似乎是我對國家的忠誠以及我的誠實都把我給出賣了。 ”他總結道，如果他是因為做出了錯誤的選擇而蹲監獄，那對他是“非常不公平的，因為，我一生所做的重要決定總是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 ”

當他終於認識到無法證明自己清白的時候，他的結論是：“難道當時不正是我對國家的責任感害了我嗎？ ”

他的一些評論對他沮喪背後的原因給出了某種提示。儘管程翔不是中共黨員，但他對黨似乎有一種親近感，他暗示了他被黨的那隻手出賣後的感覺。

他談到曾獲邀出席最高領導層主持的盛大宴會。

他不無激憤地說：“過去我是中共的客人，經常應邀出席國宴，但現在我卻蹲在它的監獄裡。 ”

在另一個例子中，他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前夕，他是香港《文匯報》駐北京分社主任，當時黨組織上正在培養他在香港主權移交後擔任更高職務。

當程翔被告知他獲提前假釋的消息時，副監獄長問他有什麼想法。

程翔說：“我要感謝政府對我的寬大處理。 ”

出獄回到香港後，他在記者會上又重複了這一感想。

他說：“我非常感謝中國政府給予我的假釋。 ”

這簡直讓人無法理解。假如你是無罪的，假如你和北京當局都知道對你的指控是捏造的，為什麼你要感謝政府？

程翔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定義做了非常詳細的解釋，目的是為了證明自己是清白的。但是，這能說明什麼呢？如果根本沒人相信他真的犯了這樣的罪，那麼界定什麼是國家秘密便是毫無意義的了。

在法院裝樣子的審判對他做出有罪的判決後，他難以置信地說，他立即意識到法院是“在走過場”。他是否認為他與黨的關係會讓他有別於其他政治犯？或者，他的愛國主義使他對所有中國法律系統的侵犯行為視而不見，從而讓他無法覺察到許許多多的冤假錯案？一個像他那樣在中國生活了這麼久的人不可能不了解​​那裡的行事方式，人們必會問為什麼他認為對他的審判就不會是一種形式。

這本書最令人失望之處在於作者拒絕談論他被逮捕的任何原因。他說，這件事涉及到一些個人和一些問題，現在還不是對此自由發表看法的時候。他說，這些內容將會出現在他的第二本書中。

另一令人失望之處是，程翔經常以其朋友和家庭的書信、大陸和香港的法律比較表格，以及其它附件，打斷其本來引人的故事節奏。他還用了33頁篇幅描述他姐姐帶給他的自助書籍。這些細節分散了讀者對作者可怕經歷的注意力，削弱了故事本身的力量。

程翔浪費了一個好機會。他本來可以用他境外記者的眼睛和筆，提供中共如何踐踏中國的司法公正和監獄系統侵犯人權的生動內幕——只消對他的悲慘故事做詳細的記述，就足以揭露這些問題並達到他促進中國進步的目的。